关于《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引言

编绘一个省（地域按今省境）的历史地图集，特别像浙江省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族群交替、地名众多、来源复杂、沿革频繁的省份，具有各方面的很大难度。我在《〈杭州古旧地图集〉序》中已经指出：虽然在全国已有谭图（指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而七大古都中的北京和西安也相继编绘出版了各自的历史地图集，“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我们还不能与七大古都中的魁首相比。兹事体大，尚有待于各有关方面的继续努力”。其实，在我撰写此《序》时，省内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酝酿《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现在，这个课题终于交给了浙江大学（省社科院也承诺合作）。浙江省领导一再号召浙江要成为“文化大省”，则此地图集的编绘出版自属必要；不过这个课题不同一般，具有巨大的工作量和许多必须克服的艰深学术问题。我以垂老之年被任命为图集主编，多日以来，实在寝食难安。为此殚精竭虑，苦思冥想，作了一些初步的思考，提供领导以及参加编绘的诸位女士和先生参考。

历史地图集编绘简史

中国历史悠久，很早就有地图编绘之事。《史记·三王世家》:“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立三王之事在汉高祖六年（前201），说明古时确有《舆地图》。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五引《汉书·高帝纪》:“高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降，遂而入咸阳，萧何尽收相府图籍。”这里的“图籍”显然包括舆图在内。不过《三王世家》中的《舆地图》大概是两汉地图，而萧何在秦丞相府收得的地图，则是更早的《秦地图》。据《汉书·地理志》琅琊郡、长广县：“《秦地图》曰：剧清池，幽州薮”，又代郡班氏县：“《秦地图》书班氏，莽曰班副。”说明《秦地图》为班固所亲见。而上述《三王世家》记及的《舆地图》，张国洤的《中国古方志考》曾有著录，作《汉舆地图》。当然，所有这些地图，都是秦汉各朝的当代地图，并非历史地图。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历史地图，当推晋司空裴秀的门客京相璠所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在裴秀的年代，《禹贡》当然被认为是夏禹的经书，按近代学者的研究，此书已经基本确定是战国后期的作品。但晋代据此编绘地图，仍然属于历史地图。由于此图亡佚已久，虽然《晋书·裴秀传》中详载当时地图的绘制方法即所谓“制图六体”，但对于全图的体例格局，我们已经无从获悉，事详拙作“M ap Making in Ancient China”一文中，在此无须赘述。

我国历史上通过对历史疆域的研究，有计划地编绘历史地图集，当推清末民初的杨守敬及其门人熊会贞。按杨熊师生的学术经历研究，据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同治二年（1863）“是年，与（邓）铁香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而据杨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丙子三十八岁（按光绪二年，1876），东湖饶季音敦秩招余至其家，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这两条记载，前一条不见于杨氏自撰的《年谱》，恐为讹传。第二条虽然见其自撰《年谱》，但事实是饶敦秩“招余至其家”。看来杨守敬并无绘图的准备，而《年谱》也未曾写出绘图的结果，所以都不能作为绘制历史地图的确证。在那个时代，编绘历史舆地沿革地图，最主要的依据是历代正史地理志。而光绪十二年（1886），他与熊会贞撰写《隋书·地理志考证》一书，可以证明他们师生已经从事正史地理志的精研，并发现历代地理志有不少错误。也可以说明，他们已经通过历代地理志的精研，开始绘制历代地图。所以杨世灿所撰《杨守敬学术年谱》在宣统三年（1911）载：“杨守敬和熊会贞编校督刻十六国及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各地图”，这条记载是可信的。这就是杨、熊合撰的《历代舆地图》。

杨、熊合绘的这套历史地图，是在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其底图则采用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的《大清一统舆图》，此图有经纬线，用方格计算，所以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曾于1954年建立了一个称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当时简称“杨图委员会”）。虽然在不久以后，参与编绘的学者们认为这个名称不妥而没有继续使用，但《历代舆地图》在我国历史地图编绘史上的影响，确实是不小的。

在杨图和谭图之间，学术界编绘出版的历史地图不多。20世纪50年代，谭其骧和章巽二位先生曾编绘出版过一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图仅一册，按朝代排列，内容很简单。这是因为杨图早成稀物，而谭图尚在策划编绘，但学术界和教育界却很需要，所以谭、章二位编绘此图，实在是在这个历史地图青黄不接时代的急就章。此外，在70年代末期，中国社科院历史地理所的几位学者，又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编绘出版了一种《中国史稿地图集》，但仅编绘出版了上册，内容并不完备，流行不广，实用价值不大。

谭氏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按时代共分八册，于1979年初正式出版（国内发行），但1980年以后，又因中央领导的创议，稍加修改而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在每一册出版后，随即向事前商定的国内专家和国外著名汉学家赠送。我受谭先生的叮嘱于1985年在日本国立大阪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撰写了长篇评论。图集在当时还仅出版了三册，但每隔四五个月就能出版一册，国内外专家的赠书都能按时收到。却不料在出到第六册以后，竟因内容中某个问题而受到某个有关政府部门的责询，图集的七、八两册因而搁浅。因为谭其骧坚持地图是学术著作，图内一切必须以权威资料为据，必须言必有据。但责询方面则完全考虑政治，为此而形成僵持的局面，谭氏表示，假使内容可以随意更改，他宁愿停止出版。所以创议此图公开发行的中央领导出面干预，邀请国内近十位专家包括对图集提出责询的部门，于1986年8月在中南海举行会议。结果是与会专家都赞同谭氏“言必有据”的科学观点，中央领导也给予支持，僵持局面得到解决。此事的全部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几句话就写得清楚的，我也是与会专家之一，但也不拟在此细叙。好在事情的全过程已由葛剑雄教授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一书中和盘托出，葛著于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前因后果已经公之于世。我们值得引为鉴戒的是，谭图是全国性图集，受人责询的问题当然是全国性的大事。我们编绘的是省图，但由于长期来的历史渊源和区划纠葛，地方性的图集也难免发生地方性的问题。一旦这样的问题发生之时，除了像谭图那样首先必须有领导支持外，我所坚持的原则也和谭先生一样：“言必有据”，当然，这种“据”必须出自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文献。

谭图终于在1988年全部问世，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可以用“载誉环球”一语表述。而我的那篇评论竟也因此图的价值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赏。拙文提出：“如此巨大的篇幅，不要说千千万万的线条和注记符号，仅地名一项就达七万左右，要把偌大的内容，从各种历史文献，从古代的示意地图上，统统移植到现代的计量地图上，接受计量的考验，其难度是很大的。”我又指出：“要评价规模如此庞大，内容如此复杂的一部历史地图集，真是千头万绪，但是我所说的这一点，或许就是其中的关键。”我的这篇书评因为是在国家著名期刊用中英文发表的，其中所说的关于此图的“关键”一语，后来备受日本和西方汉学家的认同。其事已在《〈杭州古旧地图集〉序》中提及，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值得关注。

谭图在国内的影响

此文是为了《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而作，所以对谭图在国际上的影响不作介绍。在国内，从此图国内发行本问世时起，谭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也就是顾颉刚先生的高足侯仁之、史念海二先生，随即着手为他们长期执教的古都北京和西安编纂历史地图集。我因为是与这两位过从密切的后辈，而且又于1985年，通过他们三位的一致推荐，由我接任谭先生长期担任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经常为他们的研究生讲课并主持答辩，所以常有聚会的机会，为此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他们的工作和提出一些建议。

在他们的图集出版以后，我都是第一读者并应命在著名的期刊上发表书评。所以侯、史二位的图集编绘，我是相当了解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1988年、《二集》1997年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我的书评都即时发表。《一集》的内容除少数几幅先秦图外，主要的篇幅是从秦到民国的沿革图。《二集》是第四纪地质图和新石器时代地图，所以除了地图以外，还有不少文物图幅。侯先生原来还有出版《三集》的计划，但至今没有问世。

我在书评中对侯图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但也提出了一个在区域历史地图集编绘中的困难和应该怎样解决的问题：

自然地理要素绘入地图，看来还有不少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自然地理要素在文献资料上始见之时，并不就是这种要素出现之时。要素的出现时间，一般总要大大早于文献的记载。例如在北朝《北魏图》中，今北京市区以东，第一次绘上夏泽和谦泽两个湖泊，这或许是根据《水经·鲍丘水注》的记载：“鲍丘水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西渚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夏泽和谦泽的记载始于北魏文献，并不等于二泽形成于北魏。而且根据“眇望无垠”的话，湖泊范围甚大，更不可能在北魏一旦形成。则两个湖泊在《北魏图》上第一次出现，虽然属于无奈，但于事未免牵强。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历史地图的编绘有共同性，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尚可进一步研究。

《西安历史地图集》在定稿以前，曾以此图的《总体设计书》组织国内若干专家到西安评审，我是这个专家组的负责人，经过几天的评审以后，由我写出《评审意见》:“专家们首先从《图稿》的总体方面进行评审，认为地图集的《总体设计书》所提出的编绘目的意义明确，要求具体周到，对整部图集的编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地图集的《图幅设计表》编制周详，设计精密，是图集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此图于1996年出版。在那几年，为了替史先生的研究生讲课和论文答辩，我常常一年两度去西安，所以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读者而且即时写了书评。虽然充分肯定了图集的成就，但是也有令人遗憾之处。全集中非常重要的两幅《明西安府城图》和两幅《清西安都城图》都不曾加上比例尺，成为不能计量的示意图。我当然不能不在书评中指出这种严重的错误，为了礼貌，我把这种错误的责任归于出版此图的西安地图出版社。其实，只要稍有一般地图学知识的人，都可以把这几幅图的比例尺计算出来。所以编绘者显然也有重要的责任。以后的地图编绘者，务必引以为戒。

另外一种由我担任顾问而且确实参与其事的是《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山西省对此确实慎重其事，我曾两度应邀到太原等地开会并考察，每次会议都由一位副省长出面主持，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属于省级的编纂委员会。具体事务由省测绘局承办，参编学者超过百人。图集的规模当然很大，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先秦和之后的历史时期以及其他专项地图，全集页码达到450页。我没有对此图撰写书评，这是因为该省对卷首的夏、商、西周诸幅十分重视，这是他们老一辈学者多数人所尊奉的省情传统，是我所不愿也不便干预的。我个人并不同意中国曾经有这样经历十六七个国君、持续达五百年而领土有“九州”之大的夏王朝存在，也更不同意这个王朝有禹这样一位开国之君。我的所有这些观点，都曾经在往年写文章发表过。在那年参加（其实是旁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国际网议以后，又利用为《绍兴史纲》一书作《序》的机会，否定并严厉地批判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所谓“工程”。无独有偶的是，《中国文物报》也于2001年6月6日以整版篇幅摘刊了这次网议的概要，而且此报所持的观点与我是不约而同的。这个版面的负责人刘星，以《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作为一个小标题，表达了《中国文物报》的观点：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了国家社会等等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评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同样，二里头是否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在拙《序》中赞赏了刘星的这篇坦率的评论：

我真佩服刘星先生的这段话，他确实说得既科学，又含蓄。“因为目前还有没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司马迁对夏说了些什么？《夏本纪》中抄录了《禹贡》全文，这里记录了大禹移山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纪甚至第三纪的地质变迁都包罗在内。

对山西省来说，上述这些观点，都要伤及当地不少正统学者们的情感，所以我保持沉默。但是图集编绘过程中，有一种观点是我十分坚持的，而他们最终也理解我的意见。这就是，他们原来提出来要在图上标出县界，而我则认为这样做，除了制造错误以外，没有其他效果。有山有水的地区，或许稍为容易，但山脊线和河流也不一定就是区划界线。至于平坦的地区，在最关重要的明、清二代，即使把这个地区的鱼鳞册都搜罗齐全（当然绝不可能），也不一定画得出正确的界线。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打算，我对此感到欣慰。

《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初步设想

现在回到浙江省编绘历史地图集的本题上来。因为当前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经验当然应该吸取。但是此图是一种按时代次序绘制的要素比较单一的沿革地图集。为此，除了沿革这一部分我们可以遵循以外，考虑到北京、西安二市及山西省的历史地图集，内容都是趋于综合性的，跨越的时代和包含的要素都是多方面的。我在《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一文中说：

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长期来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历史自然地理。在本图内部试行本出版后两年，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编写工作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八年以后，《历史自然地理》一书才正式出版。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没有来得及利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这对此图集在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编绘中无疑是一种损失。

为此，《浙江省历史地图集》除了沿革部分占全集的较大篇幅以外，从年代上应该有第四纪（不迟于晚更新世，也可以说新石器时代）和先秦的图幅。从内容来说，除了人文地理（沿革）以外，应该包括自然地理，当然还有人文与自然兼容并包的综合性图幅。

按照常规，图集卷首是一幅地形图和行政区划图，图幅各占两个页码，比例以不小于1∶180万为宜。假使在此二图之前有一幅资源卫星图或许更好，但不必勉强。卷首诸图以后就是图集的正式开端。当然以晚更新世（新石器时代）的自然、文化诸图为首。在这些图幅上，由于当时尚无地名（或许是已有原始地名而现在无法查考），就得使用现在考古学上的命名如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不必繁举。在这些图幅中，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是，所有入图的内容，都要具备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测年数据。

这一部分以后，接着是先秦图幅，由于历史自然地理资料尚不完备，为此，按《中国历史地图集》例，只能以各时代的沿革地图为纲。当然，如我在对该图集的评论中所指出的，沿革图上除了属于人文地理的郡县变迁以外，同样包含如山岳、河流等自然地理要素。而且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的出版，省境内古地理及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比以前稍有进展，所以自然地理要素可以增加，并可在时代相应的沿革地图以后附加自然地理专幅。对于内容稀缺的，可以缩小比例尺，在同一页码上并列数图。对于整部图集的始末，开端是晚更新世（新石器时代），结尾是清帝国的消亡。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体例。当前历史地理学界公认的“历史时期”，是从人类从事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全新世）到清王朝的结束。民国时代的地理概况，已经属于现代地图领域，显然不必考虑。

最后是图幅的解释和卷末的索引。后者是必须具备的也是相当烦琐的工作，当前各种地图集（包括历史地图集）都已确认这一部分的重要性，所以必须编制，愈细愈佳。至于解释，《中国历史地图集》没有解释，北京、西安、山西诸集都有解释。由于谭图主要是一部沿革图，可以没有解释。但以后各图内容都趋于多样复杂，解释看来不能省略，《浙江省历史地图集》需要有各图幅的解释，但撰写解释也是难度颇大的工作，值得编绘者在编绘过程中同时也思考这个问题。

编绘《浙江省历史地图集》是一项牵涉广泛，需要解决许多问题的浩大工程。与此有关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地图学、民族学、地名学、方志学等等。但不管涉及多广，问题多艰，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科学。这中间十分重要的是：言必有据。而且这个“据”，不是那种引车卖浆者的作品，而必须是权威的典籍。以地图中出现最频繁的地名来说，每一个地名，都要求出自权威文献。举个例子，浙江地区最早出现的地名（也是部族名）是“于越”。但此名不见于浙江最早的权威文献《越绝书》，而是见于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1世纪末）所载：“于越来宾。”古今两本《竹书纪年》的权威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往年已经作过仔细考证，今本的“于越来宾”这一条是可信的。而且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句吴”条下作了解释：“夷族发语声，犹越为于越也。”所以今本《竹书纪年》的“于越”，作为这个省境的最早地名，属于信史而绝非传说。

编绘这样一部历史地图集，真是千头万绪，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素养和经验，我写此文，只是为了让我们的领导和参与编绘的各位学者有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希望在领导的支持下，在各位编绘学者的耕耘下，我们能够比较高质量地编绘出这部《浙江省历史地图集》。

2007年1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5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