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三种不同态度之评析
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由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其态度或评价之不一，甚至相左的情形，是常有的事。就如对徐、陆婚恋持痛斥者如梁任公，认为是“不道德之极”,“深恶痛绝”之。支持者如胡适之，则美其为“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追求和“单纯的信仰”，其评价和态度与梁任公截然相反。而像周作人、梁实秋，虽不愿置评，但“小德逾闲”、与他人“无关”的见解，也是一种态度。
1．是“小德逾闲”还是“大德有亏”？
徐志摩在没有正式离婚之前，就狂热追求陆小曼（早些时候，还有林徽因）。在婚姻关系上，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1922年3月，徐向张幼仪“提议”离婚。但实际上，仅仅是“提议”而已，直至10月回国时，徐、张并没有离婚，仍然住在一起。他们的儿子彼得，在他“提议”离婚后的第三个月才出生，约当6月下旬或7月初。而10月徐志摩离开张幼仪和儿子回国时，也还没有离婚。1925年3月26日，徐志摩再到柏林时，彼得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他同张幼仪仍然住在一起，并没有离婚。他在《我的彼得》中说：
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这次我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你的只是你的遗像，那太可爱，与你的一撮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件件的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也曾含着眼泪从箱里理出来给我抚摩，同时她们将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她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她们心坎的底里，她们也使我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使你的形象，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镂上了我的心版。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在旁边止不住滴泪……
从这叙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张幼仪和死去的孩子是充满感情的。证以3月26日，志摩给小曼信中对张幼仪的称赞，即可知徐、张的感情纽带尚在：
C（按：指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甚多，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达……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吧！
从徐志摩对张幼仪的评价，对他们母子的感情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不是陆小曼最终背弃了王赓，投入徐志摩的怀抱，徐志摩最后未必同张幼仪离婚。
可是，徐志摩一方面在柏林仍与张幼仪同居，另一方面却已经在狂追陆小曼了。其3月10日致小曼的信中，竟十分肉麻地向她求爱：
只要你一句话出口，什么事我都干！为你，我抛弃一切只是本分；为你，我还顾得什么性命与名誉……你多美呀，我醉后的龙……使我觉着一种逼迫赞美与崇拜的激震，使我觉着一种美满的和谐——龙，我的至爱。
这样玩弄感情，且不顾刚刚死了儿子的伤痛，如许狂热地追求另一个有夫之妇。“夺人之妻”，不能认为只是“小德”，而是非常“不道德”，不可原谅的行为！
陆小曼本来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虽不能说已经尽美尽善了。小曼的丈夫王赓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学者和官员。
王赓，无锡人，生于1895年，比陆小曼大七岁，比徐志摩大一岁。1911年清华毕业保送美国留学，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因目睹中国当时军阀割据、时局混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因此，在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以后，转入西点军校学习军事，希望回国以后拯救祖国。1918年毕业时，王赓在137人中，名列第十二。可见，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回国后，任职于陆军部，旋又出席“巴黎和会”，任上校武官。他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支持我国代表团拒绝在和会决议上签字，以抵制英、美、法等国对我国的不公正待遇，抗议日本侵占我国领土权益等无理要求。会后又帮助当时的外交部翻译了许多长篇文章，一时被国人誉为“文武全才”的外交官。
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王赓被陆小曼的父母看上了。1922年，陆家将小曼嫁给王赓，这年小曼19岁。陆小曼性格爽朗，喜交际，喜跳舞；王赓则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做学问和工作上。
而徐志摩小王赓一岁，早在美国时两人就认识。1924年，徐志摩又同王赓有了往来，成了王家的常客；同时与陆小曼相识，开始频频往来。其间，王赓因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携小曼同至哈市。但陆小曼在京城有许多朋友，尤其是她的跳舞和交际使她名满京城。她不甘心在哈尔滨的寂寞，就回到北京，夫妻两人暂时分处两地，这就为徐志摩提供了狂热追求的一个极好的时机。
徐志摩狂热的追求，王赓和陆小曼父母开始均持反对态度。徐志摩步步“紧逼”，鼓动小曼不要做“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他把王赓比作“屠夫”，而小曼是一只“稚羊”；鼓动她离开“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同时，把小曼的父母比作看着屠夫宰羊的“看客”，是“一对庸俗的父母”（1925年3月4日致小曼信）。
经不起徐志摩的挑动，1925年底，陆小曼终于与王赓解除了维持四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年仅23岁。当时徐志摩还在国外，接到小曼解除婚约的信件以后，于1926年2月21日（年初九）给小曼的信中说：“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极表自己心中的“欢畅”。其信末落款即写道：“你的欢畅了的摩摩。”
在陆小曼提出离婚的时候，王赓在感情折磨、两难选择的痛苦犹豫的时刻，给陆小曼两个月时间慎重思考和抉择，而后即主动而大度地退出了这场婚姻纠纷。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王赓的胸怀和仁厚是值得称颂的。
中国俗语说：“杀父夺妻，乃不共戴天之仇。”又说：“朋友之妻不可欺！”徐志摩之硬夺王赓之妻，拆散、破坏朋友的家庭，是为“小德逾闲”，抑“大德有亏”，是十分明白的事。
徐、陆的婚恋，牵涉第一受害者王赓，牵涉张幼仪和徐、张的儿子欢儿，牵涉王家父母、陆家父母……如果我们进一步设想：假使王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起而反击，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对付徐志摩，那将会是怎样一个后果呢？可见，徐、陆的婚恋，并不像梁实秋所说的，只是“男女当事人的事，与别人无干”。
据说，陆小曼其时已经怀孕，但经不起徐志摩的狂追和诱惑，偷偷跑到德国人开的医院，将自己同王赓的骨肉打掉。由于手术不好，落下终身不能怀孕的结局，是亦可悲夫！
2. “爱、自由、美”，为徐志摩滥情的诡辩
胡适与徐志摩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徐的“不道德”行为，每每加以曲意辩解。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胡适对自己与江冬秀的订婚、结婚，即使心中如何不愿意，却仍严守“旧道德”而不敢离婚，并且不赞同自由恋爱与结婚，甚至认为中国宗法婚姻，绝胜美国伦理的个人主义色彩。胡适认为，中国的婚姻是“名分”（duty-made）所造成的，西方的婚姻是男女双方“自造”（self-made）的，而“名分”所造成的婚姻，对于家庭生活的长久性更有保证（1917年1月27日《关于中国婚制的演讲》）。
胡适留学美国，政治思想上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可是，处在五四新旧思想交替的特定时期，胡适既有新思想，而在婚情方面，却又坚持旧道德；在家国大事方面，他用的是西方的标准，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中，他坚持东方型的思想道德。胡适曾说：
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可是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胡适竟鼓励他们遵从“西方人”处理家庭婚姻的方式，殊不可解。
原来当时胡适正与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同居，曹因此而怀孕，胡也正准备同江冬秀离婚，只是由于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进行威胁，才中止离婚，迫使曹诚英堕胎。胡适心中非常痛苦，这年的七月七，他写了《鹊桥仙》:“双星仍旧隔银河，难道是相风嫌早”,“学他一岁一相逢，那便是天孙奇巧”。胡适婚外恋爱的失败，心中很受刺激，转而支持徐志摩拼命追求陆小曼，希望徐、陆的成功，作为自己婚外情失败的心理补偿。
胡适原是一个讲求良心的人，他在日记中说：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按：指胡母定下与江冬秀的婚约），使母亲、岳母、冬秀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然而，对于徐志摩抛弃张幼仪和孩子，他并没有想到徐志摩的“良心”会遭到怎样的“责备”。不仅如此，胡适还成为徐、陆之间的“红娘”。1925年5月26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就透露了此中消息：
适之说，娘（按：指陆小曼的母亲）疑心我的信激成你的病的，常在那里查问……适之真是“解人”，要不是他，岂不是你我在两地干着急，叫天天不应的多苦！现在有他做你的“红娘”，你也够荣耀，放心烧你的夜香吧！
由于胡适从中帮助，徐志摩对陆小曼的进逼也加快了步伐。在同一封信中，徐志摩就有恃无恐地向陆小曼提出“快刀斩乱丝”，加紧向王赓提出离婚，并提出让胡适给小曼“领路”：
我一时急，所以才得适之电，请他告你，特别关照……我上封信要你跟适之来欧，你仔细想过没有？这是你一生的大关键，俗语说的快刀斩乱丝，再痛快不过的。我不愿意你再有踌躇，上帝帮助能自助的人，只要你站起身来，就有人在你面前领路（按：指胡适可以给小曼“领路”）。
看来促成陆小曼同王赓离婚，转而与徐志摩结合，胡适是一个重要的推手。难怪，他要向梁启超“说情”，让梁为徐、陆证婚。事后，又多次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恋辩解。
揭示了胡适的“推手”身份，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于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一桩并不光彩的婚恋，胡适却能以“单纯的信仰”、“单纯理想的追求”，曲为滥情的徐志摩辩解，并给徐罩上一顶“爱、自由、美”的光彩夺目的桂冠。
为了狂热追求一个美妇人，不惜“夺朋友之妻”，伤害了许多人，这是“单纯的信仰”，是“理想的追求”吗？如果说，这也是“信仰”，恐怕是一种“自私的信仰”，一种“损人利己者”的信仰。徐、陆的婚恋，正是一种有违中国人做人的起码道德的行为，而胡适却美其名曰“理想的追求”、“单纯的信仰”，若非强词夺理，便是有意无意地曲为辩解。
所谓“爱、自由、美”的追求，徐志摩自己尚羞于启口，而由胡适之替朋友辩解的方式说出来。
一个人要“爱”，无可厚非；爱“美”，亦人之常情；“自由”，更是人生所存之希望。此三者，不独为徐志摩所追求，亦王赓之追求，亦他人之追求；生在人世，谁人没有此追求？但是，社会的存在，是一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契约：每个人在追求爱、美和自由时，不能以伤害他人为准则，不能损害别人对爱、美和自由的追求，更不能将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原来，徐志摩回国之后，便以王赓家的朋友的身份，追求陆小曼，当时，梁任公已经觉察到了。1923年1月2日，梁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指出他的婚外恋爱不过是一种“幻象”，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梁启超在信的结尾极其感慨地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之态度，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畏耶！
然而，对梁任公之“堕落至不复可自拔”的谆谆告诫，徐志摩只当作耳边之风。
3. “暗惨”与“幻灭”，自投苦恼的罗网
徐志摩之最终走向毁灭，虽说是一种偶然的因素，但也不能不说，同他的滥情、婚姻不道德，破坏别人夫妻关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关于徐志摩为什么身居上海却一再飞往北京，以至于飞机失事而丧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徐志摩虽然与陆小曼生活在上海，但是初恋、初婚的热烈感情很快就消退了，徐志摩又自作“非非之想”，恋念起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演讲会……徐志摩生命的结束，竟然是为了赶到北京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讲演。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徐在飞机失事遇难前，曾为林徽因写了一首《你去》的诗，这里选择数言：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你不必为我忧虑……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向前，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诗，分明是与陆小曼婚后感情疏淡，又一次准备追逐林徽因，寻觅“婚外情”。
第二种说法：陆小曼染上毒品，生活极度奢侈，无限度花费，使徐志摩穷于应付。胡适劝他移居北平，收入较高，而陆小曼又迟迟不肯答应北上，他只好每周飞往北平，在大学兼课……结果飞机失事而丧生。
梁实秋对徐志摩婚后的境遇，有这样的评述：
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
这就是说，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的生活，已经到了“腐烂的边缘”，这与他们热恋时的初衷反差非常之大，可谓天渊之别，只是说得隐晦一些。至于磊庵则干脆挑明了说：
小曼养尊处优，在北平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既嫁志摩之后，依然不事收敛。志摩只图娇妻心喜，当然也不肯稍有拂逆，向肩膀上负担，不由不一天天加重起来。不久之后，志摩便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文，同时在法租界花园别墅租好一座精致房屋，接小曼居住。行有余力，又赶写诗文来换钱，一月所获，至少也有一千多元，而仍不敷日常所需与小曼的挥霍。亲戚朋友都知道他入不敷出，同情他自己节俭，而太太会花钱。在北平的胡适博士，便邀他仍行北上，兼任他事，以增加收入。
胡适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并不幸福，生活过得“暗惨得可怕”。他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说：“志摩最近的生活，他承认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的情调，暗惨得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在妖魔的脏腑里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很明显，这一条生活的“甬道”，来自徐、陆的婚姻，完全是咎由自取。对于这一点，徐志摩后来已经领悟到梁任公告诫的先见之明。他在《自剖》一文中说得很悲痛：
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境界来谬骗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
蔡元培为徐志摩写了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飞机失事，自是“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试想，如果不是为了赶赴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如果不是因为陆小曼吸毒，生活奢侈，有必要乘坐飞机到北平兼课吗？如果不是无德滥情，“多所恋爱”，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1930年4月，徐悲鸿在上海举行画展。徐志摩因故未及参加，不久发表散文《猫》，文中说：“我的猫，她是美丽与健壮的化身。”徐悲鸿即画《猫》赠徐。画中题记首句云：
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
这个“多所恋爱”的揶揄，正是徐志摩致命的根本原因。结论：徐、陆的婚恋不是“小德逾闲”，更不是单纯的“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追求，恰恰是梁任公所说的：
是用情不专；
是性情浮躁；
是感情冲动；
是沉迷于不可得的梦境；
是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
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
是从此见摈于社会；
是堕落至不复可自拔；
是陷于灭顶；
是不道德之极；
是自作自受，无可怨恨；
是自投苦恼的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