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宁波行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一、关于中国行会存在与否及产生时间的争论

行会作为一种行帮组织，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是否确实存在？这一问题曾经在学术界有着不同认识。有学者按西欧模式否定中国有行会制度的存在，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没有那种以限制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欧洲型（即基尔特）的行会制度。对此，全汉升、彭泽益等均给予了有力的回应。全汉升认为，中国古代留下的材料直接记载商业行会的简直绝无仅有。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抹杀古代商业行会的存在；反之，我们从种种文献的记载中，实可间接证实它的存在。彭泽益则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行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不容否定”。经过多年来的不断研究，否认中国古代行会存在的观点越来越难以立脚，肯定中国古代行会的存在已成为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既然行会在中国古代确定存在，那么中国的古代行会究竟产生于何时呢？至今我们还没有十分确定的史料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全汉升认为，关于我国行会的材料，较古的记载是不容易发现的。但我们却可以间接地从各方面去确证它的存在。威廉士（Edward Thomas Williams）说中国行会在远古已具有雏形，可惜他的根据是西汉经古文学家捧出来的《周礼》，似乎有些问题。格布鲁（Sidney D.Gamble）认为中国行会至少有两千年或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但这只是从高丽的行会记载得来的类比推理，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然而，无论如何，从周末至汉代这个时候起手工业行会已有存在的事实了。

全汉升的观点并没有被后来的众多研究者所接受。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个别学者提出，“行会在中国的正式出现，应始于隋”，但赞同该观点的人也并不多。

学术界关于中国行会产生时间赞同较多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行会开始于唐宋时期。日本学者加藤繁曾对唐宋时期的“行”进行过专门探讨，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唐宋时期的“行”就是行会，但认为“行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机关，而共同利益中最主要的，大约就是垄断某一营业”。这实际上是认为唐宋时期的“行”已具有一些行会的特征，是“有几分类似欧洲中世纪基尔特的商人组织”。20世纪50年代末，刘永成即非常肯定地指出，“中国行会开始于唐代”; “到宋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行会也日趋兴盛”。此后，持此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彭泽益也较为明确地指出：“一些散见的史料表明，至迟在8世纪末（公元780—793年），唐代已有行会组织的雏形存在。”曲彦斌认为，在史籍文献中，明确记载隋代即已形成了市肆诸行，但还没有关于“行”即为行会组织的史证。至唐初，始有确切显证。唐贾公彦在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所著《周礼义疏》中，曾将《周礼·地宫》中的“肆长”比“若今行头者也”；无行会组织，何谈“行头”。此际距唐代开国的时间（618），仅30多年。此后，《唐会要》卷八九所载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二月二十六日的敕令中，也写有“本行头”“其行头”之说，《旧唐书·食货志》所录此敕令，与之相同，即：“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校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唐天宝、贞元、元和年间的房山石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中，可见有白米行、绢行、生铁行、炭行、布行、肉行、幞头行、屠行、五熟行、果子行、磨行、靴行、杂货行、油行等数十行礼佛活动的记载。随着两宋都市城镇经济、文化的发达，行会组织也空前活跃。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记载，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有四百十四行”之众。两宋时，行会说明此间不只有了同业行会组织，也产生了多种同业内部使用的隐语行话。至宋季组织的名目也有多种，如行、团、团行、作、社、会等。而且，除工商诸行之外，娼、赌、杂技等市井娱乐乃至如乞丐之类江湖社会，也都形成了同业行帮组织。其后，除元代近百年间由于社会制度、政策的调整，致使行会组织的活动一度渐衰外，明清两季则在两宋的基础上再度繁荣。

刘永成、赫治清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论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行会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唐宋是行会的形成时期，明清是行会的发展时期”。陈宝良学者也认为，“中国商业性行会的组织，大概从唐代已经形成”。魏天安学者则指出，宋代的“行”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具有防止或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不管这种作用同欧洲行会相比是强是弱，也不管其组织内部是否具有欧洲行会那样的平等原则，其性质都是行会”。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行会产生于唐宋时期的见解持不同意见。例如傅筑夫强调宋代的“团”与“行”都不是商人自主成立的，而是缘于外力的强制，即因应官府科索而设立，并且主要是服务于官府，也没有任何管制营业活动的规章制度，因而并不是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与欧洲的行会相差甚远，当然也不能称之为行会。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认为，宋代的团与行虽然有时也维护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官府设置的机构，不是本行业自己的组织，这与西欧的行会或基尔特的建立，有根本的不同”。另外，在行业内部也“并不贯彻均等的原则，存在着兼并之家和大小户分化的现象，也未见有限制开业、扩充或限制雇工、学徒人数的记载，这也与西欧的行会有基本的不同”。汪士信认为中国手工业行会出现的时期，其趋势和商业行会大致相当，大概还要稍晚一些。具体来说，手工业“行会在清顺治年间还不见，康熙、雍正时才开始出现，乾、嘉以后逐渐增多，最多是在道光以后”。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会产生于清代的康熙、雍正时期。

二、宁波当地行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正如学者对中国古代行会何时产生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明确结论一样，关于宁波行会的产生时间，至今还难以找到明确的史料记载而加以确定。但从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行会的研究来看，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古代行会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宁波。在1928年用中、俄、英三种文字出版于哈尔滨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这部书中，编者阿维那里乌斯写道：“原来中国同业公会之发生，与欧洲同业公会发生之原因相同。盖当太古经济问题发生后，由自然经济时代，而进为货物交易时代，乃所谓同业公会者，遂应运而生焉。… …中国同业公会，创始较欧洲之早，至为显然。其在欧洲第一同业公会，迄今尚存有文书证据者，仅有一蜡匠公会也。此项文书系1061年书于巴黎，时则中国宋仁宗朝，最古中国之同业公会组织于宁波。在章程内，曾言此会成立之年，创始于周朝。”外籍人士玛高温所著的《中国的行会》以及马士所著的《中国行会考》等关于中国行会研究的重要论著，也都大量选用宁波行会的史料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还难以有充分的史料证实中国最早的行会就是产生于宁波，但至少可以说明，宁波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较早出现古代行会的地方之一；同时也可以间接印证，晚清以前宁波古代封建行会的发展较为突出。

根据史料的明确记载，在宋代宁波市区已有行会的存在。但那时通常是用行、团来称呼这种行业组织的。这种行、团的用语在当时并不仅仅用来指行会组织。它有时指店铺，有时指在无正式协同关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业或店铺群，有时就指行业公会。从事同一经济活动的工商业者，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通常把店铺开设在一起。例如，清代中期，经营靛青输入业的靛青行业就有10家，它们在靠近宁波市区灵桥的奉化江东岸并排开着商店，同样，药商开在同一条街上，称之为药行街。在东门附近开有一排店铺，糖业、干鱼业、钱庄业则集中在江厦地区。工匠铺也大半按专业集中在一起，这种形式的集中或组织，在宋代若是属于商店则称行，如果属于手工业铺子则称作（坊）。

自1191年始宁波有了明确而初具雏形会馆的记载。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宋绍熙二年（1191），在明州（宁波）的福建籍海运业船头沈法珣（发旬）在宁波江厦街建造了闽商的保护神天后庙，即后来的会馆。信徒都是海运业行会和成员。在宁波市内，福建商（漕）运业和南号海（漕）运业者还各建立了一个会馆（天后宫），以后又建立了两个天后分庙，一个建于象山港北的大嵩卫所旁边，另一个建于宁波三江口，与南北海商分所相邻。南北海商公所是南号、北号海（漕）运业者共同参与的行会会馆。这期间，福建商人在江厦地区建立了新的会馆。清咸丰四年（1854），数千福建籍人移居宁波，他们大多从事海运业。其中，泉（州）帮和厦（门）帮从事砂糖、谷物、木材、藤材、杂货、干果的交易，兴化帮从事生鲜、干龙眼交易。19世纪末，在宁波市区的同乡会馆，著名的有福建商帮组织的闽商会馆、广东商帮组织的岭南会馆、山东连山商帮组织的连山会馆、徽州府商帮组织的新安会馆等，反映了宁波港城经商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为了维护各自商团的利益，组建了各种会馆。这说明宁波是会馆的发祥地。当时最为出名的当推宁波北号的海（漕）运业商人创办的庆安会馆。

庆安会馆是由慈溪、鄞县籍的九个颇具实力的北号海（漕）运业者共同建立的。现存的庆安会馆建筑群兴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清咸丰三年（1853）落成，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156号，占地0.5公顷，建筑面积5062平方米，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庆安会馆现存宫门、仪门（连戏台）、正殿（连戏台）、后殿、厢房、偏房及董事与管理人员住宅等。正殿采用石雕、砖雕和朱金木雕作为装饰，突出展现了浙东一带的雕刻艺术，堪称精品之作。会馆建筑高耸壮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中轴线上构筑了前、后两个戏台与戏楼，这在会馆建筑中颇不多见。唱对台戏的来历大概从中可获索源。与庆安会馆一墙之隔的南号会馆，即安澜会馆，布局与庆安会馆相同，也有前后两个戏台与看楼。现两个会馆为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会馆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为全国唯一的两个会馆且宫、馆合一近代建筑群。

庆安会馆为甬埠形式北洋的泊商航工娱乐聚会场所，也是一座祭祀“天后神”的宫殿。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庆安会馆》一书论述道：“宁波与妈祖信仰源远流长，关系较长远。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为妈祖钦赐‘顺济’庙额后，使妈祖信仰得到朝廷认可，并借助于宁波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航海的保护神。”庆安会馆是宁波古代海上交通贸易史的历史见证，也是妈祖文化的物证。在七大会馆中，唯宁波的庆安会馆（包括安澜会馆）是海运业者的南、北号会馆，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号是经营北方商品的舶商联合体。南号是经营南方商品的舶商联合体。通过宁波港，南、北号分馆将南、北货运物资送到全国各地。因此宁波港成为国内南北货及世界各国进口的货物运销的中转港。在七大会馆中，它在商贸文化交流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庆安会馆所做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率先向西方购得科学技术先进的轮船，武装自己，为我国自办第一艘轮船——宝顺轮。咸丰四年（1854），为平定海域海盗抢阻，保卫南北洋海运之安全，集资购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轮船“宝顺轮”配备大炮、弹药。“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宝顺轮投入运行后，对南北洋海盗船进行清扫，平定了北洋与南界。宁波北号商团（宝顺轮）名震四海，扬名于国内外，使盗船闻声畏之，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也是我国近代自办的第一艘火力轮船，成为创办中国近代洋务的先声。郑绍昌先生在《宁波港史》中评价说：这是宁波港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标志着宁波港作为单纯帆船港时代的结束。

宁波北号会馆的宝顺轮，是北号商团成员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的例证，而上海港则到1886年才购买轮船一条，比宁波港迟了30年。由于使用现代化的轮船这一举措，宁波北号会馆的声誉大震，引起了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的关注。宝顺轮是宁波港在近代化的道路迈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意味着宁波港作为古代单纯木帆船港时代的结束，开始了轮船港的新时代。轮船的应用标志着木帆船向轮船的转型，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奏响中国近代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创办洋务的先声。

庆安会馆已成为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宫馆合一的实例，为中国八大天后宫之一，七大会馆之最，也是浙江省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处会馆建筑群。庆安会馆还是浙东近代木结构建筑典范，体现了清代浙东地区“三雕”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为宁波港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遗存，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宁波的行会组织中，由福建商人组建的行会，资历最深，在宁波行会组织中自然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史料记载，福建籍商人不仅参与建造了宁波著名的庆安会馆，而且还建有其他众多的行会、会馆，如厦门——福建分会馆、兴化会馆、厦门会馆、漳州会馆等等。除福建人建立的行会组织外，在宁波的外来人建立的带有地域特征的行会组织还有山东行会、温州行会等。

那么除了这些带有地域特征的外来人建立的行会组织外，宁波有没有当地人建立的或者不带有外地地域特征的行会组织呢？全汉升先生在探讨行会起源的时候也曾经就此提出疑问。他在介绍道格斯的“同乡团体说”时提出了两种疑问。

（1）同乡者未在他乡组成行会之前，在故乡是否已组成行会？

（2）同乡者的行会未组成以前，所在地的人是否已组有行会？

从时间的先后言，同乡者组织的行会即不是最初的一个，此说也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出他乡时组织行会的需要比在故土时为大，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正如全汉升先生所疑问的一样，我们也一直比较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晚清以前宁波当地除了在宁波的外地人建立的行会组织外，有没有宁波本地人建立的或者不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行会组织？对此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在宁波最早的行会组织到底是外地人建立的还是本地人建立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晚清以前，宁波的行会组织除了外地人如福建人创办的会馆、行会外，依然还有众多不带有外来地域特征的行会组织。如玛高温在其所著的《中国的行会》一文中，曾详细记载了有关宁波银行家行会（也即宁波钱庄行会）的情况。他写道：

几年以前，这个行会的章程经历了一个好转的过程，而这在现今的规章中已不复存在。直到最近，该城的银行家们每天在一条大街（这或许可以名之为宁波的华尔街）上开市两次，以进行依苏州，或上海（当它取代苏州成为货币交易中心后）货币市场对货值报价后的投机。对于不精此道之人来说，他可以想像出这样一幅情景：许多情绪激昂的疯子正在从其囚禁之地争先恐后地夺路而逃。在每天午前及午前的一个多小时中，他们充斥那条街道，使之几乎不能通行；他们一直在大叫大嚷，喧闹声震耳欲聋，以致交易成否都不得不靠手势的比划来表达——伸出手指以表示货币出价和给价多少——比如，伸出手指表示十银元兑换一千一百三十文铜钱，若买方同意了，则投机双方退出市场，作出交易记录。如果从货币市场传来信息，银元与铜钱之比价与已达成之协议有一文之差，则一方应付给另一方一万文铜钱。一般说来，买卖双方都是经纪人，诸如银号老板、钱庄主、商人、小贩、学者——总之，所有阶层的人都投入交易。这项生理是如此的令人神往，以至于无数人都被广泛地卷入了投机的漩涡。超出该城市流通所需的现金会在几个小时中在市场上被买卖。偶尔一次停顿，会影响这些疯子。当损失惨重的投机继之以破产和自杀出现以后，就会颁发一份对此现象大加呵责的官府公告，禁止货币的“买空卖空”，并且在一段时期中平静弥漫着以前的赌场，但官方的幻想很快变得模糊起来，其禁令亦成具文，“华尔街”又变得和以前一样充满生机。

我曾经偕同阿礼国爵士（Sir Rutherfood AIcock）去亲自观看那些预卜货币比值变化而投机取巧、狂呼大叫的场面；爵士先生断言，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为惊人的场面。然最终这些痼疾都影响了自己的治疗。当上海本地的投机商们投资筹办各种大型股份公司时，股票的赌博就变得盛行起来，那些货币买卖狂们使宁波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昏头昏脑；当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时，在宁波就会出现大量的、巨额的亏空，这多半涉及到年轻职员和银行家的儿子们。许多人倾家荡产，吞服鸦片，自杀和投水死者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灾难使得金融界禁止货币的买空卖空，严禁其行会成员卷入其事；但掮客阶级自产生以来，就不承认银行家行会，货币的买空卖空成为他们的职业，一般情况下并受雇于赌博团体。银行家们请求地方官府颁发布告，反对这些已成立自己的行会的掮客们，但后者扬言要拒绝受命和反抗，只有在接受官府帮助而找到其他职业后，才接受和解。因此，一个在银元出现——大约是1726年——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的习惯，戛然而止；在此之前，银子与铜钱的比价久已是投机者们如蝇逐臭的渊薮。

现在，所有集会都限在行会会所里，墙上贴着如下的规程：

绪言：细阅司马迁（即所谓中国的希罗多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63—85年）（译注：希罗多德为古罗马时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是《历史》）“以末致富”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他关于“货殖”的思想[在关于管仲的传略中（约公元前645年），这位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本人即是商人]。而《论语》中我们发现孔子的一段重要议论，他说：“财富的生产，有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应该让生产者众，消费者寡。勤于农桑，樽节支出。如此，则国富民庶而财产加增矣。”所以，其结果是，近者悦，远者来，最终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商业交往关系。

我们进行货币买卖的职业，起源于周朝（公元前1122年）财部的九处之建立，但是，货币的量度分为五个等级却是从汉代开始的。以己之所有而换取己之所需，是十分重要的，以小铜钱兑换大钱亦是如此——若能这样，则不唯给民人以方便，而且给政府财政和税收以便利，总之，吾等所操之业，乃商业活动之中枢。

然后，该绪言描述了发逆叛乱时期行会的兴衰，“通过中外联军共同战斗而赢得和平之重建；贸易的复兴；鼓舞人心的前景在望”，以及通过货物的积蓄和利润的倍增而达到持久和平和繁荣的虔诚的愿望。然后，绪言谈到了以后他们将废弃纸币，并决定限制所有银锭和银元的交易，由于业已发生了变化的贸易状况。根据他们的协议，银行家们关闭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自由银行，虽然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交易中心由苏州移到了上海，距离如此之近，以致使用纸币已无必要。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同意在通常的货币交易中心应与上海的惯例保持一致。采用的规章均具有约束力，不得推诿支吾，均同意始终在限制范围内活动，而取得财富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平等的和勤勉的。“愿所有组成此行会之各位同仁，通力合作，以公正和真诚的行动，振兴本埠之商业。”

其第一条规则可以确信是针对宁波银行家们的，其言曰：“与外国人之间的和睦交往，为时已久，在商业业务中，我等应禀遵上意，以体现我君皇恩浩荡。”

下面是十三条行规的概要。

管理 每年选举一个司库和一由十二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每月底，司库将通常开支分为平均份额，记入每一位行会成员的账下。委员会成员每人轮值一月。每日清晨，管理人员应到行会视事（其时，行会成为票据交易所，每一位行会成员应将其账簿带来或送来，银行家们彼此兑换汇票，进行结算）。凡交易金额少于五十元的，均不入账；所有违反规章的行会成员都要受到惩处。入会费为十元，积累起来的这类款项应投资生息。

通货 银元和银锭（墨西哥和加罗路斯银元）在与铜钱和纹银的兑换中，持有各不相同的比率（加罗路斯银元因较重而需另一方贴水）。下列几种银元不接受：重量不足者、字迹模糊者、因流通年久而脏腻者、哑板者、有三星标志者、头像颠倒者、毛边者、薄边者、黄色者。四十五两半的锭银在投入流通时算作五十两；但是，当较四十五两半为轻时，其不足需得到补偿（当然，五十两的银锭在宁波已很少有，抑或有所流通，亦须按比例贴水）。银锭和银元的储蓄和支付业务只在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两时之间进行。

利息 凡贷款五百两以上者，利息应以当天占支配地位的利率为准。不得强迫向任何人借钱。

其他规则 受约人储蓄的期票，在票号破产时，应予以偿还。由司库和管理委员会保存的条规，记事本均须由会员盖印。

至于宁波钱庄行会组织产生于何时，根据目前的史料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考证。但根据上海钱业的情况来看，上海钱业早在1776年即已有内园（即钱庄的同业组织）存在。那时候，宁波的商业与钱业都远在上海之上，相应地推测，宁波也应该存在一个业缘性质的钱业同业组织。

除宁波银行家行会外，玛高温和另一位外籍人士马士在其著作中还都提到了宁波鱼贩行会、宁波鸦片行会的情况。宁波鱼贩行会在其行会章程的许多条款中规定，每条来到宁波的贩鱼船只应当向行会申报，行会核实船货后，在货物清单上盖上其印章；无人（大多数肯定不是非行会会员）敢于购买未经行会例行检查的船上的鱼货。在谈到宁波鸦片行会时，他们指出，1884年，行会承包（或划拨Commute）浙江宁波地区的鸦片内地税，为了将这种鸦片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规定：进口商，外国人或中国人，除了本行会成员外，不得卖鸦片给任何人。外国人向其领事提出抗议，但仍得服从这项规定。在这一诉讼方面，宁波的英国领事声称：“这里的英国商人不断地使我确信，除了行会所批准的条件即那些总是包括成本价格以下的购买之外，行会的任何成员企图与英国商人作生意，他将被开除；如果任何非行会成员类似的冒犯行规，虽然他已被行会用不正当的观念所约束，但是，他还将遭到那种捏造罪状或事实上个人歪曲事实的指控。”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晚清以前宁波当地的古代传统行会，既有以地域为特征而成立的行会组织，也有以行业为标准而地域特征不明显的行会组织。晚清以前，宁波这种古代传统行会的发展，即使在全国范围来讲也属于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较为突出。以渔业行会组织为例，渔帮是渔业行帮组织的初级形态。早在明万历年间，浙江宁波就出现渔帮组织。渔帮头目称为“总柱”。在渔业生产多元化的过程中，浙江宁波定海渔帮走在了最前面。在7个多元化生产的渔帮中，定海占其中5个。7个渔帮中，除高亭帮外，其余渔帮都拥有保存海鲜的冰鲜船和咸鲜船。其中，岱山帮和沈家门帮拥有自己的陆上加工场地和渔栈，这使其在渔业产业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之后，随着渔业竞争的激烈，各地渔帮纷纷以地缘为纽带，成立更加高级的渔业行帮组织——渔业公所。渔业公所和渔帮联系相当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渔业公所是渔帮的高级组织，或者是其联合体。就现有文献来看，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渔业公所诞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当时宁波镇海、定海各帮在鄞县双街（即半边街，很早就是渔船集结地）成立南蒲公所。直到清朝灭亡（1912年），浙江有年代记载的渔业公所共有43家，其中光绪十八年（1892）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15年间成立的就有21家，占整个数量的一半，表明这一时期的渔业竞争较清初更为激烈。在沿海渔业公所中，有7个是渔帮的联合体，其中4个是外地渔帮在宁波组建的公所。从区域分布看，浙江宁波地区的渔业公所主要分布在定海，其次是鄞县、镇海和象山。而定海岱山是渔业公所分布最多的区域，共有11个。这11个中既有专门捕鱼的协和、庆安等公所，也有负责加工的新老渔商公所和定岱渔商公所。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得出定海本地渔业公所实力和影响力强大。最早成立的8个公所，镇海渔帮创建的有4家，奉化3家，象山1家，而定海只能算半家（南蒲公所为镇海、定海渔帮共同创建）。虽然光绪年间定海渔帮创建的渔业公所有18家之多，但是在渔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6家公所中，定海只占2家，而且全部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由镇海渔帮组建的爵溪公所把持。这些渔业公所从开始主要以地域命名，到后来逐步突破地缘限定，向更加符合商业文化和行业特征的方向转变。有些渔业公所即开始以行业分工来命名，如新、老渔商公所就属于厂家，而蒲钓公所是专门从事钓船捕捞的。从宁波古代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渔业是最早实现全行业过账制度的行业，而过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宁波古代渔业行业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三、异地宁波行会组织的发展概况

晚清以前，不仅宁波本地行会组织发展迅速，而且以宁波手工业者或商人为主体在异地建立的行会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宁波人在异地建立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在中国行会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上海的四明公所（又称宁波会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黄鉴晖根据《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一书的统计指出，明代北京有9所商业会馆，其中有一所即是浙东宁波商人所建的四明会馆。除此之外，宁波商帮在汉口、天津、苏州等中国的大城市均较早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这些以宁波手工业者或商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异地行会组织，既是宁波向来对外交往比较活跃，宁波商帮足迹遍天下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观察宁波商业经济发展及宁波商帮的一个窗口。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商帮的定义，就多以地区性会馆的成立为标志。例如，林树建、林旻在《宁波商帮》一书中，对宁波商帮的论述，即以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作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也说：“杭嘉湖商人虽处在财富之乡，但形成商帮大概要到清代。杭州商人于乾隆初年在苏州建有杭线会馆，乾隆二十七年又建有钱江会馆。”由此可见，这些由外地人建立的异地商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观察某一商人群体的标志性指标之一。

下面，本书就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宁波行会组织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宁波异地行会组织的发展概况。

北京鄞县会馆

鄞县会馆是浙江商人在北京成立较早的一个同乡同业会馆，据说是由明天启、崇祯年间，鄞县在京的药材商人创立的。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宁波的中医与药材商人就聚集在北京并出资建立了北京唯一的中医药材行业组织——鄞县会馆。鄞县会馆坐落在北京外城西南角的郭家井。当时宁波在京的中医与药材商人常到会馆聚会。清代，鄞县名医刘永泉到京协助育宁堂药铺经营业务，坐堂门诊，并成为鄞县会馆主持人之一。他的事迹还编进了《北京工商史话》，在北京留下了名声。全国有名的药铺同仁堂掌柜岳家，祖先也是宁波人进京行医的。《大宅门》描写的是郭家药铺。但同一时代，宁波人在北京开的药铺还有很多，郭家药铺还不是主要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鄞县会馆的主持人是乾元堂药铺的大掌柜，而乾元堂是清末北京的大药铺。鄞县会馆属于大型会馆，它比其他的供旅京鄞县人住的会馆大，有房62间，旁有义地数十亩，连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先人也埋葬在这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鄞县会馆遭劫难，住进了德国兵，很多房子成了德军的马厩，撤走时又遭到了破坏。

鄞县会馆开始是以助葬作为首要目的。“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盖闻：掩埋为人仁政之先，禋祀乃典礼所重。矧夫首善之区，求名利者，莫不云集。其间寿夭不一，通塞攸殊。往有死亡旅次，而灵榇莫能归者。是以建立义园，盖为无力者计。”至光绪年间，又在鄞县义地的基础上，兴建了“鄞县西馆”，西馆是与先建的鄞县会馆相对而言。据道光十五年（1835）《鄞县会馆碑》载：“国初时，吾乡大理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但是后来这个会馆渐渐颓废。

民国十三年（1924）旅京宁波同乡会谋划扩大墓园，重修会馆。碑记中说，此处义冢虽名为鄞县会馆，但实际上所有宁波府属旅京者都有份参与，所以并不独属鄞县人，扩建后的会馆也即更名为“四明会馆”。

民国纪元之十有一年，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会长奉化沈君化荣，与会中诸乡先生议，欲修葺斯馆，谋所以扩充之，改名为四明会馆。时余方任副会长，□隶籍鄞县，属余□诸同县乡老之旅京者议。夫□适宁波水灾起，旅京同乡为筹募急赈，相约开会，吾县同乡之与会者殊众。沈君与余即以是请之，佥谓鄞县会馆之停柩与葬斯园，凡隶旧宁波府属之旅京者皆与焉，固非以鄞县人而私之也。夫同属七邑之中，远□数千里之外，不□疾病而至于死亡，见之闻之者，皆时嗟悼之不足，又有拘拘于一乡一邑之见异议，而□摈之乎！遂定议改名为四明会馆。而以原有之鄞县会馆匾额仍悬于馆之前殿，使后之瞻者知其所自始云。

五四运动时期，浙江鄞县会馆（西馆）成为当时进步青年集会之地。鄞县西馆地处今北京西城区陶然亭附近，由于常有革命者来陶然亭集会，因此这一会馆也被革命者所看重，而经常在此馆集会。1919年7月1日，李大钊与王光祈就在鄞县两馆发起并成立了进步的革命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以创造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的少年中国”为宗旨。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还在该馆召开了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一些著名的革命人物如邓中夏、黄日葵、张申府等出席，邓中夏、张申府还曾在此馆留影纪念。

上海四明公所

四明公所又称宁波会馆，旧址在上海南市区人民路，清嘉庆年间创建，是旅沪宁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北部为寄柩处和义冢。清嘉庆二年（1797），旅沪宁波人钱随、费元圭、潘凤古、王秉刚等发起乡人日捐一文的募金倡议，集资购地建置厂屋20多间以寄柩，将多余的30亩地辟为义冢。嘉庆八年建立正殿，祭祀关帝，规模始具，俗称“宁波会馆”。因旧宁波府管辖的会稽山文脉连亘，其主峰上有四个穴，像窗户一样透着光线，被称为“四明山”, “四明”也成了宁波的别称。“宁波会馆”也雅称为“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1831）殿宇逐渐剥落，上海的宁波帮人数日益增多而殡舍狭隘，董事谢绍心、方亨吟等发起募捐，共得1.6万余银两。道光十四年（1834）起，历时两年重修殿宇，又扩大冢地，增建50楹丙舍，还组建了赊棺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定海的蓝蔚雯当任上海知县，四明公所请他将公所地产编入官图，位于25保4图（今淮海东路）。翌年建造后殿，奉幽冥教主。咸丰三年（1853）遭战事毁坏，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弟兄捐巨资重修一新。光绪二十年（1894），公所又在朱家桥置地34亩，建房舍30余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在日晖港购地30余亩，建造土地祠、办事室、寄柩所，共200余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开辟法租界后，公所被划入租界范围。法租界公董局一直觊觎这块土地。同治十三年（1874）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公董局使用武力，两次企图强占公所和墓地，并打死、打伤市民多人，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明公所血案”。上海宁波帮人士群起反抗，各行业举行罢市、罢工，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侵占公所的企图。今仅存大门和围墙。

民国元年（1912），公所经理沈洪赉发起组织公义联合会，以对抗少数富商专断的董事会。当时董事有朱葆三、周金箴、沈敦和、虞洽卿、严义彬、方舜年、方积钰、周鸿孙、葛恩元9人。公义会主持公所的日常事务并监督所内会计，重大决策仍由董事会裁决。民国三年，因事务繁杂，规定于每年农历四月，由董事会与公义联合会共同召集常年大会，推选议长，也称值年董事，选举公义联合会的董事，提出议案等。董事会与公义联合会董事每季度开一次常会。如遇到特别事件，须召开临时会议，凡半数出席者通过的决议，即由议长签名后施行。随着公所内的各业人数的增多便以业相聚，纷纷各自另外结成团体，成为公所之外的小工商社团，而且宁波府下各县的同乡又各自组织以县为单位的同乡会。四明公所的各项职能渐被分割，事业范围限于“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旨”，这都是经费巨大而其他小团体不能办的事业。每逢寓沪宁波人发生重大事故时，还是以四明公所为大本营。民国元年，四明公所在日晖港重建南厂，内设崇报祠；在虹口设立北厂，内设彤辉祠。

民国五年，公所重新订立新章程，规范了公所的组织。凡是宁波地区同乡人按照各自行政区域和职业组成的小团体，均包含在四明公所大团体之中。小团体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同业团体，有（渔业）同善会、（海味行）崇德会、（酒业）济安会、（南货）永兴会、（洋货）永济社、（猪业）敦仁堂、（药业）喻义堂、（肉庄）诚仁堂；第二类是手工业团体，有（石作）长寿会、（木作）年庆会、（银楼）同义会；第三类是新式同业团体，有钱业公会、五金公会、泰西食物公会；第四类是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生会、水手均安会；第五类是非经济团体，有惜字同仁会、大乘聚心会、清明协议会、善济万灵会、关帝会、焰口会、冬至会。各团体都有章程，选举理事处理事务，若某事务在本团体内不能处理时，或者有关全体同乡的重大事宜就提交公所处理。公所以慈善事业为宗旨。

民国十一年，四明公所又设立浦东分所，并在爱来格路（今普安路）建成四明医院。1954年，四明公所活动结束。

天津浙江会馆

天津自近代以来就是宁波商人创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是在船运业，宁波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史称“天津所有南货，均由上海、宁波沙船载运”。此说虽有些绝对，但也反映了江浙商人在商品贸易中的势力之大。早在清初，浙江人就在户部街北原镇仓关帝庙遗址上集资建立了浙江乡祠，这是会馆的雏形。光绪十二年（1886），由浙籍长芦盐运使严信厚等发起，众浙商出资响应，在东门内户部街原浙江乡祠旁新建会馆，与祠相通。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初春，天津县街头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蒙道宪万札开，据浙江同乡候选知府严信厚、候补直隶州知州江槐序、候补直隶州知州朱湛然、候补通判吴鸣皋、候补通判胡恩溥、候补知州朱干臣、前江苏□山县知县何炳章、候补知州孙毓珍、候选州同张敬熙、芦运库大使章祥霖等遣抱禀家人乐成赴道禀称：为公议将浙绍乡祠改建浙江会馆，以联梓谊，禀请立案，而垂久远事。… …悉津郡城内户部街乡祠系浙人高启泰创建于前，朱奎扬修葺于后，以为乡人聚会之所。载在志乘信而有征。浙省官绅现拟就该祠基址改建浙江会馆，事属义举，应准如禀立案。… …据此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宅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乡祠基地改建浙江会馆。倘有无知之徒在彼借词阻挠，许该地方指名扭禀赴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这张告示是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联合数名旅居津门的浙江籍官绅，向天津县申请在原乡祠地基上改建浙江会馆之后，由天津县奉札谕立案公布的，为的是防止在改建浙江会馆的过程中，当地无赖混混肆意滋事。这份告示的张贴意味着旅居津门的包括宁波人在内的浙江人最主要的同乡组织——浙江会馆的建立。

浙江会馆以团结浙江旅津同乡、举办同乡及社会福利事业为宗旨，以浙江同乡为基本会员。会馆每年推举值年董事12人，负责会务。由于宁波同乡在会馆中所占的人数最多，所以会务领导权始终为宁波帮所掌握。会馆的附属机构有浙江义园、广仁堂和学校。义园占地50余亩、建房屋数十间，供同乡死亡后盛殓及停柩之用。学校最初设在会馆内，后迁到租界里，学生以浙江籍占多数，设有男中、女中和小学三部分，有中小学生近千人，成为当时天津较具规模的私立学校之一。广仁堂主要是收容寡妇及孤儿孤女而教养之，设立董事会管理其事。

在浙江会馆的发展过程中，宁波商人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津宁波人以及他们所经营的商号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从档案所存的浙江会馆征信录可以看到，宁波帮始终是浙江会馆历年岁捐和浙江义园历年一文愿捐的主要捐资者。另一方面，历年的董事会主要成员都是宁波人，如镇海的严蕉铭、叶星海、周星北、李组才、叶庸方、陈心泉、周宝瑛；慈溪的周寅初、王品南、宋子良、沈吉甫；定海的方若；鄞县的李正卿等。宁波商人群体不仅推动了会馆的组织建设，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会馆的经营。

汉口宁波会馆

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汉口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康熙元年（1662），江浙绸缎商人便在汉口循礼坊横堤堤外置地建立了江浙公所（又名三元殿），作为同乡同业团拜议事之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为宗旨，又在汉口九如桥兴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改名为宁波会馆。当汉口的宁波人达到数万人的时候，宁波会馆难以承载大量的停柩、施柩事务，于是就有了四明公所。四明即宁波，因此，常有人把四明公所和宁波会馆混为一谈。也许有的地方四明公所就是宁波会馆，但至少在上海和汉口，这两者并不是一致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分工。自宁波会馆创立以来，曾有大批的宁波籍军政经学人士借住于此，有的长住数月，有的仅小住几日。在远离故土宁波数千里之外的荆楚之地，彼此操着吴方言太湖片明州小片的宁波方言，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天一阁下，甬江之畔。这其中蒋介石在宁波会馆的活动最为引人瞩目。1926年夏，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领革命军北伐。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到武汉，在汉期间蒋介石不接受武汉方面的安排，也不自设驻地，而是住在宁波会馆。蒋介石在宁波会馆与江浙地区工商头面人物会面，以同乡身份联络感情、制造影响。可见，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宁波人都自觉地把汉口会馆当作自己的家。

苏州坤震公所

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的苏州自古以来就经济发达，宁波商人很早就在那里创办实业。比如，镇海商人胡引之“少贫以贾起家，身居吴门而贸迁，列肆半天下”。慈溪商人董杏芳在苏州也经营药材等实业，经商积累资金几十万元。尤其在近代，有不少宁波帮实业家在苏州投资办企业。宁波帮创办的民信业中最著名的是镇海商人郑景丰在苏州盛泽镇开设的全盛信局，创办于19世纪中叶，专递苏州、嘉兴来往信件。没过几年，全盛信局业务就遍及全国，“由是而姑苏，而宁绍，由是而长江，由是而京都、天津、闽广，天下之人，无不知全盛，天下之人无不信全盛，全盛之名震天下”。1897年，叶澄衷在苏州创办燮昌火柴厂苏州分厂。商业巨子刘鸿生投资12万元在苏州独资开办鸿生火柴厂。宁波巨商周宗良开设的谦和靛油号在苏州也有分号。余姚人蒋泉茂在苏州拥有房地产。从资料看，宁波商帮几乎在苏州独占了煤炭行。他们在那里设立坤震公所，在1909年的一块碑文中明确写着：“惟吾业煤炭，皆系籍隶宁、绍，在苏开张者多。”

坤震公所没有建立前，同业难免有诸多恶性竞争之举。为了规范管理各商号在经营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宣统元年（1909年）宁、绍商人创建了坤震公所并制定了行规。“窃经营商业，首重公平，故各业皆有社会，创立公所，由董事组织，评定甲乙，价目公道，贸易庶几有不紊进行，发达之端，关乎商业兴旺之一大宗旨也。”“因同业行规之举未成，致多失败。”“若不亟为整顿，受害伊为胡底。不得已爰集同人，从长计议。决定公平规则，同业皆愿遵守。立有范围，可绝奸巧，使买客知而见信，吾业方免负累。正当贸易，两有裨益。今集同人，公共一心，决定同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