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三代中国人的命运，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泽东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获得知识启蒙和复苏机会，从此改变命运走向；一代是邓小平的婴儿，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度过成长期，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个性和内心开始表现，在城市中拼搏获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婴儿，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被称为新新人类，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温，然而，互联网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他们听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觉陌生，像个神话，也羡慕不已：父兄辈们，这样活过。
八十年代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谈论得太多，人们或许已感受到疲惫；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其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其精神线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原动力？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众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苟且”、“前途渺茫”，物质主义胜利后，彻夜的狂欢后，迎来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悦，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鄙视”。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尤其可贵，可以说，上接晚清“幼童”赴欧留美的思想资源，中接“五四”“西学东渐”的革新传统，下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拿来主义”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曾被斥为“全盘西化”，但也由此发端，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商实业阶层，风气为之一变。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政体未有大动的局面下，竞然崛起。可以说，我们享受的一切，均来自八十年代的馈赠和遗产。
“稳定压倒一切”、“不折腾”，种种后来政治上的纲领，都来自一个古老民族对华夏一统的天真想象和热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来中华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权于民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可耻地撕去。尽管“权力的下移”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历史主线，最终将走向人人平等、性别平等、众生平等的信仰王国中去，但在历史实际的进化路线上，仍要经过多次的搏杀、博弈，圣人与暴徒的交替诞生，最终，权力体现在每一块面包和每一个微笑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进途中，野蛮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体无意识的“痛苦之身”的凝结与发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骑着青牛出关时，已微笑着洞悉周知了这一切。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相对应的，九十年代是“市场主义”，新世纪之后是“物质主义”。《新周刊》有一期专题叫“外心人”，将一心向外求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表述出来。于是，我们也离开了精神上的故乡，离开了八十年代这一作为出发点的原乡。
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节点上：八十年代，中国。
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
这既有其外部环境、思潮的制约，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作祟。“悲观情绪”笼罩着当初的奋进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红利中，大多数当初的失意者又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中国巨舰“合谋”的一部分。痛苦的回忆在于：虽然灵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体却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远。理想号变成了欲望号，欲望号变成了和谐号。
当年，萨特红极一时的理论“自我选择”，第一次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回归到“原子个体”，重新擎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存在与虚无》是八十年代的“红宝书”，它的引用在那个时代超过了《毛选》。此时，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
自此，泾渭分明。要前途还是要真理，成为摆在少数人面前痛苦的抉择。大多数人，正如刘索拉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中所说的：“你别无选择。”精英群体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寻求发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隐遁。
现在看来，当时的纪录片《河殇》所引起的震动是多么的可笑，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寻求心灵突围的符号性作品。那时，鲜活灵动的魂未断，每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国”这个词根下，吸收东西方文化，希冀把自己贡献出来。
但八十年代的精气神，到九十年代散开了，一方面市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释得无影无踪。在新世纪后，一切围绕着现实考量，发财致富成功学，追求“牛逼、刺激”（郑也夫语）成为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题，几乎是一代人的口头禅，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然后呢？个人的命运确乎得到改善，国家的命运依然在惯性中滑行。《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他们本质是中国这个母体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们赚到了钱，却可能只有一张暂住证或绿卡。他们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仅仅是人民币，而不是人民。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词根的理解，仅仅是“中国”是个庞大的超级市场，而不是“中国”是原乡。原因和逻辑都很简单，他们笃信：自己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魂断八十年代，异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纪。现在，该进入反思的时间了。
八十年代的短缺经济正在接近尾声，计划经济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松动。生活方式在年轻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唤和响应。“一无所有”之后，是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82届毕业生踏入了社会，开始贡献心力、实现自我。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一个开明的、离民主最近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有人总结说，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艺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减；大红大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大红路线，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交锋；大开大阖：改革开放，是为大开；体制收紧，是为大阖。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机会有机会；新世纪的好在于要钱有钱。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头”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新世纪的好是“老人头”好。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八十年代，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着许多不足，遭受许多误读，也带给许多人痛苦和伤害，想逃离这个时代。但它的确是个“大时代”，价值观很多元、很有朝气，不像如今价值观单一，人人奔着钱去。现在的时代变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争朝夕”的劲儿。现在的变是物质的巨变，当时的变是思想的裂变。现在的变是有形的变，当时的变是无形的变。
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原动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有一个学者说：“甚至可以开一门八十年代学，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媒体人陈虻有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某一天，有一个人会这样给八十年代写一封信：我从八十年代走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着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离开八十年代的故乡，我们开始流浪，可是我们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
（文/胡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