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阖辟成变”

孔子曾由衷而发：“易其至矣乎！”中国易学的至极之精深不仅表现在其把宇宙的本质看作是以时间为枢轴、以可能为内容的“生生”的展开过程，而且还表现在它提出了“一阖一辟谓之变”（《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的理论，由此为我们揭示了“生生”的真正的动因。

所谓“阖”，即一种拘敛关闭的趋势；所谓“辟”，即一种舒放开辟的趋势。依张子之见，一者为“聚”，一者为“散”。如果说前者表现了事物主守的稳定的方面（“阴”）的话，那么后者则与之相反，表现了事物健动的非稳定的方面（“阳”）。易学认为，正是由于这二者的交互作用，才形成了宇宙大化的恒动不已、恒生不息的生命过程。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熊十力先生曾对这种“阖辟成变”做了如下说明：

一阖一辟之谓变。原夫恒转之动也，相续不已，动而不已者，本非浮游无据，故恒摄聚。惟恒摄聚，乃不期而幻成无量动点，势若凝固，名这为阖。翕则疑于动而乖其本也。然俱时由翕故，常有力焉，健以自胜，而不肯化于翕。以恒转毕竟常如其性故。……一翕一辟，若将故反之而以成乎变也。（《新论》，第69页）

令人惊异的是，为熊十力先生所力揭的这种中国古老的“阖辟成变”的思想，竟然可以在现代自然科学里找到其最好的理论回应。当代研究生命科学的巨擘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认为，生命是一种所谓的“耗散结构”，即通过稳定—不稳定—新的稳定这一过程而产生的一种具有一定“非结构性”的消散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稳态”与“非稳态”唯其相反而恰恰相成地形成了生命本身特有的形式。如果撇开二者具体的理论背景和术语的差异而不论的话，那么，中国易学的“阖辟成变”的思想其实恰恰可以看作是对普利高津学说实质的最扼要的哲学概括，它不啻为一种早熟的中国式的耗散结构理论。

中国古代的“阖辟成变”的思想表明，生命的动力并非来自某种神秘的“隐德来希”，亦非来自一种所谓“上帝的第一推动”，相反，“一敛一发，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气机”（《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它不过是生命自身的阖与辟、阴与阳、静与动两种因素互为其根、刚柔相摩，即一种“感”的结果。这种所谓“感”的提出，不仅使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从“线性因果”走向“交互因果”，而且进而从“他因”走向“自因”，从“外在目的”走向“内在目的”。“成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二十四章），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生命现象最终不过是一种“莫或使之”的“自己运动”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阖辟成变”的思想还表明，既然生命运动不是“线性因果”所致，而是具有回馈性的“交互因果”的一阖一辟、一辟一阖的结果，那么，它就在时间上并不因此而表现为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的那种“直线论”的发展，而是呈现为一种既有发展（“辟”）又有重复（“阖”）的“不守故常”的“螺旋式”运动。这就是易学中物极必反的“往复”思想的提出：

亢龙有悔。（《周易》，乾）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周易》，复）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周易系辞上传》第二章）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周易》，复）

除此之外，在《易经》中，无论是其“卦”还是其“爻”都是循着“物极必反”这一规律来排列和运行的，以至于可以说，以“龙”的屈伸开宗的《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进退之经”。人们看到，为《周易》所揭示的这种“往复”的思想毋宁说已成为古老的中国哲学一本质规定。不仅老子提出“观其复”“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二十五章》）而大谈一屈一伸的进退之道，而且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和“中”的理论的提出，不也正是对《周易》的“物极必反”思想深思熟虑后的有所发明吗？

因此，无论是生命现象中的“变化”，抑或是生命现象中的“往复”，其实都源自生命中的两种对立因素的“阖”、“辟”；同时，无论这两种因素如何两相对立，它们都恰恰相反相成地统一于生命本身的生成流变之中。因此，“一阴一阳谓之道”，在易学里，作为“大一”的道就体现在贯彻《易经》始终的刚柔两爻的颉颃消长之中。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中特有的“两一”的思想。故集易学思想之大成的张载带有总结性地写道：

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故圣人以刚柔立本，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正蒙·太和》）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正蒙·参两》）

这是中国式的“对立统一”学说。它由于植基于生命的深层，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活泼泼的”特征，而且根深而叶茂地从中发育出了温柔敦厚、“和而不同”的社会学说及于今不坠影响的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相形之下，那种肇始于“诡辩术”的拘于名辨的西方“对立统一”学说，其水平不正是停留在一种古人所说的“玩弄光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