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MAMAN

妈妈正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只手轻轻扶着茶壶，另一只手按着茶炊的龙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她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

当你努力追忆一个亲人的容貌时，总有许许多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要透过这些回忆来看它，就像透过泪眼看它一样，总是模糊不清。这是想象的眼泪。因此在我极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想象出她那流露着始终如一的慈爱的棕色眼睛，她那颗长在短短的鬈发下面的脖子上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和那常常爱抚我、常常让我亲吻的、细嫩纤瘦的手，但是她的整个神态却总是从我的记忆里滑掉。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大钢琴，大钢琴前面坐着我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姐姐柳博奇卡，她用刚在冷水里洗过的玫瑰色手指显然很紧张地在弹克莱曼蒂的练习曲。她十一岁了，穿着一件麻布短衣，一条雪白的、镶花边的衬裤，只能用arpeggio弹八度音。她旁边侧身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戴着有红缎带的包发帽，身穿天蓝色敞胸短上衣，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卡尔·伊万内奇一进来，她更加板起脸来了。她威严地望一望他，也不答礼，用脚踏着拍子，继续数着：“Un，deux，trois，un，deux，trois”，声音比以前更响，更专横。

卡尔·伊万内奇好像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是按照德国的敬礼方式，一直走到我母亲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了，摇摇头，仿佛想借此驱散忧思。她把手伸给卡尔·伊万内奇，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鬓角。

“Ich danke，lieber卡尔·伊万内奇！”她仍旧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万内奇本来一只耳朵就聋，现在由于钢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弯下腰，更靠近沙发一些，一只手扶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一种当时我觉得是最文雅的笑容，把小帽往头上稍微一举，说：

“您原谅我吗，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卡尔·伊万内奇怕他的秃头着凉，从来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是每次走进客厅里来，他都请求人家许他这样。

“戴上吧，卡尔·伊万内奇……我在问您，孩子们睡得好不好？”maman向他稍微靠近一些说，声音相当响亮。

但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上秃头，笑得更和蔼了。

“你停一下，米米！”maman笑着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妈妈的容貌本来就非常俊秀，她微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无比，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喜气洋溢了。如果我在自己一生中痛苦的时刻能看一眼这种笑容，我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了。我觉得人的美貌就在于一笑：如果这一笑增加了脸上的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这一笑不使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这一笑损害了它，它就是丑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以后，就用双手抱着我的头，让它朝后仰，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今天哭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用德语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当她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她总是用她熟谙的这种语言。

“我是在梦里哭的，maman。”我说。我回想起虚构的梦境的详情细节，不禁颤抖起来。

卡尔·伊万内奇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对于梦里的事只字未提。大家又谈到天气，米米也参加了谈话。然后，maman往托盘里放了六块糖给几个可敬的老家人，就站起身来，走近摆在窗口的刺绣架。

“喂，孩子们，现在到爸爸那里去吧，你们告诉他，他去打谷场以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到爸爸那里去了。穿过从祖父的时代就保留着仆从室这个名称的房间，我们走进了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