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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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去修道院

夜里我醒了好几次,怕睡误了事,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窗外天色刚泛白。我穿上衣服和靴子(衣服皱成一团,靴子也没有擦,都摆在床边,因为尼古拉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它们),没有祷告上帝,也没有梳洗,就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了。旧俄时贵族子弟受到严格的监护,直到长大成人。

在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屋顶后面,晨曦透过寒雾泛出红光。春晨的严寒冻硬了泥土,冻结了小溪,冻疼了我的脚、脸和手。我们那条巷子里还没有一辆马车,我盼望能找到一辆,好快去快回。只有几辆货车在阿尔巴特街上行驶着,两个泥水匠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我走了一千来步,才遇见一些男人和提着篮子去市场的女人;我遇见去汲水的水车;在十字路口出现一个卖油炸包子的小贩;有一家面包房正在开门。在阿尔巴特门附近,我碰见一个年老的车夫,坐在他那辆外皮剥落、满是补丁的淡蓝色破马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他一定还没睡醒,到修道院往返路程,只向我要二十戈比。但是,他突然清醒过来,我刚要上车,他便用缰绳梢打马,索性从我身边赶走了。“得喂马啦!不行,先生!”他嘟囔说。

我好容易才劝说他停下来,答应给他四十戈比。他叫马站住,注意地望望我说:“上车吧,老爷。”我承认我有些害怕,怕他把我带到僻静的小巷里,抢劫我的东西。我揪住他的破外套的领子(这样一来,他那大驼背上布满皱纹的脖颈就可怜地露了出来),爬上高低不平、摇摇晃晃、淡蓝色的车座。于是,我们就一路颠簸沿着沃兹德威仁卡街驶下去。路上,我注意到马车背后盖着一块和车夫的外套料子一样的绿布,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使我平静下来,我不再怕他会把我带到偏僻的小巷里抢劫我了。

我们到修道院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把教堂的圆顶镀成辉煌的金色。阴影里还很冷,但是整个路面上却流淌着混浊的急流,马在融雪的泥浆中啪嗒啪嗒地着。我走进修道院围墙,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怎样找到神父。

“那就是他的修道室。”那个过路的修道士说,站了一会儿,指着有台阶的小屋。

“多谢。”我说……

那些从教堂里鱼贯走出来的修道士都打量着我,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不是成人,又不是个孩子;头发没有梳,脸也没有洗,衣服上沾着毛,靴子没有擦,还沾着泥。打量我的那些修道士在心目中会把我归为哪一类人呢?他们注视着我。但是,我还是按照那个年轻修道士所指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黑衣服、长着两道白色浓眉的老头儿,在通往修道室的小路上和我相遇,问我有什么事?

一时之间,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然后跑回去,坐上马车回家;不过,尽管那老头儿双眉紧锁,他的脸相却让人信任。我说我要见忏悔神父,并且说出他的名字。

“来吧,少爷,我给您领路,”说着,他就折回去,显然立刻猜到我的情况,“神父在做早祷,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他打开门,领我穿过整洁的过道和前厅,沿着干净的麻布地毯,走进修道室。

“您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带着和善的、使人安心的神情说了这话就走出去。

我待的那个房间很小,拾掇得井井有条。全部家具是:一张摆在两扇小窗中间的、铺着漆布的小桌,窗台上摆着两盆天竺葵,一只圣像架,悬在圣像前的一盏灯,一把安乐椅和两把椅子。角落里挂着一只表盘上画着花卉的钟,链子上悬着两个铜锤;隔断顶上有刷了白灰的小木板连接着天花板,钉子上挂着两件长袍。隔断后面大概摆着一张床。

窗户外面两俄尺远有一堵白墙。窗户和墙之间长着一丛矮小的丁香树。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因此,钟摆愉快而有节奏的嘀嗒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响亮。我单独待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里,我头脑里以前的种种思想和回忆马上都飞逝了,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完全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沉思中。那件衬里破了的发黄的土布法衣,那些书籍的破烂的黑皮面和铜扣,那些叶子冲洗过、泥土也仔细浇过的深绿色盆花,特别是那钟摆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响声,都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一种我至今还不晓得的新生活,一种孤独、祈祷、宁静、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心里想,“而他总是孤单单一个人,总是心情平静,在上帝面前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他的祈祷上帝已经听到了。”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极力不动身子,不大声喘气,唯恐破坏了对我有着很多启示的和谐声音。钟摆依旧嘀嘀嗒嗒地响着,往右边摆时响些,往左边摆时声音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