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是谁导演了金融活动——关于金融原理的财经常识
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建议。只要金融体制能够调动资源、分配资源、并处理好风险和建立信心，这样的金融体制就是好的金融体制。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谁才是更大的笨蛋
——博傻理论
1908年～1914年间，经济学家凯恩斯拼命赚钱。他什么课都讲，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证券投资等。凯恩斯获得的评价是“一架按小时出售经济学的机器”。
凯恩斯之所以如此玩命，是为了日后能自由并专心地从事学术研究而免受金钱的困扰。然而，仅靠讲课又能积攒几个钱呢？
终于，凯恩斯开始醒悟了。1919年8月，凯恩斯借了几千英镑进行远期外汇投机。4个月后，净赚1万多英镑，这相当于他讲10年课的收入。
投机生意赚钱容易，赔钱也容易。投机者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开始那一跳往往有惊无险，钱就这样莫名其妙进了自己的腰包，飘飘然之际又倏忽掉进了万丈深渊。又过了3个月，凯恩斯把赚到的利和借来的本金亏了个精光。投机与赌博一样，往往有这样的心理：一定要把输掉的再赢回来。半年之后，凯恩斯又涉足棉花期货交易，狂赌一通大获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把期货品种做了个遍。他还嫌不够刺激，又去炒股票。到1937年凯恩斯因病金盆洗手之际，他已经积攒起一生享用不完的巨额财富。与一般赌徒不同，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富解释力的“赔经”——更大笨蛋理论。
什么是“更大笨蛋理论”呢？凯恩斯曾举例说：从100张照片中选择你认为最漂亮的脸蛋，选中有奖，当然最终是由最高票数来决定哪张脸蛋最漂亮。你应该怎样投票呢？正确的做法不是选自己真的认为最漂亮的那张脸蛋，而是猜多数人会选谁就投她一票，哪怕她丑得不堪入目。
投机行为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的猜测之上。炒房地产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说，你不知道某套房的真实价值，但为什么你会以5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去买呢？因为你预期有人会花更高的价钱从你那儿把它买走。
凯恩斯的更大笨蛋理论，又叫博傻理论：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投机行为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投机者信奉的无非就是“最大笨蛋理论”。
对中外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投机狂潮最有解释力的就是最大笨蛋理论：
1593年，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教授到荷兰的莱顿任教，他带去了在土耳其栽培的一种荷兰人此前没有见过的植物——郁金香。没想到荷兰人对它如痴如醉，于是教授认定可以大赚一笔，他的售价高到令荷兰人只有去偷。一天深夜，一个窃贼破门而入，偷走了教授带来的全部郁金球茎，并以比教授的售价低得多的价格很快把球茎卖光了。
就这样郁金香被种在了千家万户荷兰人的花园里。后来，郁金香受到花叶病的侵袭，病毒使花瓣生出一些反衬的彩色条或“火焰”。富有戏剧性的是病郁金香成了珍品，以至于一个郁金香球茎越古怪价格越高。于是有人开始囤积病郁金香，又有更多的人出高价从囤积者那儿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1638年，最大的笨蛋出现了，持续了五年之久的郁金香狂热悲惨落幕，球茎价格跌到了一只洋葱头的售价。
始于1720年的英国股票投机狂潮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个无名氏创建了一家莫须有的公司。自始至终无人知道这是什么公司，但认购时近千名投资者争先恐后把大门挤倒。没有多少人相信它真正获利丰厚，而是预期更大的笨蛋会出现，价格会上涨，自己要赚钱。饶有意味的是，牛顿参与了这场投机，并且不幸成了最大的笨蛋。他因此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但人们的疯狂实在难以估计。”
投资者的目的不是犯错，而是期待一个更大的笨蛋来替代自己，并且从中得到好处。没有人想当最大笨蛋，但是不懂如何投机的投资者，往往就成为了最大笨蛋。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在投资和投机时避免做最大的笨蛋呢？其实，只要猜对了大众的想法，也就赢得了投机。
所以，要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笨蛋，除了需要深入地认识自己外，还需要具有对别人心理的准确猜测和判断能力。
只要有钱在手，就要拿它消费，不要害怕风险。在投资时不要有任何顾虑，也许你的钱投进去了，你就赚了，但你要是总在犹豫里徘徊，把钱攥得紧紧的，那你将永远赚不到钱。只有你把钱投进去了，才可能会有更大的笨蛋出现，要是你不投钱的话，那么发财的机会就永远是别人的，你就是最大的傻瓜了。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里说，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即借用这段话，类比科学界存在的上述现象，并称其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向回馈，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
马太效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如今，马太效应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意义就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金钱方面也是如此：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一个本钱比他人多10倍的人，收益也多10倍；股市里的大庄家可以兴风作浪而小额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资本雄厚的企业可以纵情运用各种营销手腕推广自己的产品，小企业只能在夹缝中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地马太效应适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财富的增减有时候以几何的形式呈现。每一个有志于扩张财富的人，都应掌握财富增长的规律，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对于投资者来说，储蓄和投资是积累财富的两大重要途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最没有风险的，而且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息，殊不知在低利率时代仅仅依靠储蓄不可能满足你积累财富的要求。因为通货膨胀一方面会使你手中的货币贬值，另一方面，投资会使以货币计量的资产增值，你持有了能够增值的资产，自然就不用担心资金购买力的侵蚀了。
不如我们先看个案例：光成和青楠是同一个公司的职工，他们每月的收入都是2000元，光成刚开始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400元存在银行做储蓄，经过3年，积累了近15000元。然后，他将其中的5000元分别存在银行和买了意外保险。再将剩下的1万元投资了股市。起初，股票上的投资有赔有赚，但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万元变成了4万元多，再加上后面两年再投入的资本所挣得的赢利以及留存在银行里的储蓄，他的个人资产差不多达到了七八万。
而青楠则把钱全都存在了银行，5年下来扣除利息税，再加上通货膨胀，他的钱居然呈现了负增长。也就是说如果他和光成一样，每月存400元，那5年后，他的存款也不过是25000元，再扣除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假定为0.03%）7.5元，则剩下24992.5元。
5年的时间，就让两个人相差将近5万元！一年就是1万，那么40年后呢？就是更大的数字了。而且，光成因为积蓄的增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财富进行投资，也就是能挣更多的钱。青楠则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积蓄变得更少。
案例正应了马太效应里的那句话，让贫者更贫，让富者更富。即便是再小的钱财，只要你认真累积，精心管理，也会有令人惊讶的效果，并让你有机会、有能力更加富有。
一些工薪族认为，每个月的工资不够用，即便省吃俭用也没剩下多少。即便理财，效果也不大，还有必要理财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理财，再少的钱都可能给你带来一份收益，而不理财则再多的钱也会有花光的时候。再者，理财中还有一种奇特的效应，叫作马太效应。只要你肯理财，时间久了，也就积累了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机会收获成功。不要让你的财富陷入负增长的不健康循环中去，善理财者会更富有，而不懂得运作金钱赚钱的人会日益贫穷，这就好比马太福音中的那句经典之言：让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货币也会排斥异己的——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在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面额价值相同的通货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较高的通货（所谓良币）必然会被人们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所谓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现象。
假定男A，男B，美女C，从客观条件和个人禀赋来看，男A较有优势，男B稍逊。若从资源配置来看，A、C结合实属大快人心，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A男因自身禀赋或客观条件好，选择面比较广，“吊死在一棵树上”的机会成本过大。而B男则相反，可能是“一无所有”，索性“孤注一掷，拼命一搏”。这样B男在追求美女C的努力程度上显然会大于A男，而C女只能凭借对方的行为表现来评判其爱恋自己的程度。往往会被B男刻意粉饰的“海枯石烂，一心一意”的倾慕和忠诚而迷惑，被B男拖入婚姻的“围城”。于是，婚恋角逐画上了句号。
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18世纪20年代之后，白银终于变为非主流，黄金成为货币世界永恒的主题。对物理和数学来说，牛顿是奠基人；对牛顿来说，物理和数学只是业余爱好。牛顿的本职工作，只是英国王室造币大臣。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那是相当兢兢业业。
牛顿当政之前，“造币大臣”只是一个闲职，没有任何实权。各家银行自己发行银行券，自行铸造铸币，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关造币大臣何事。黄金为币，始于牛顿。
18世纪初，金银同为英国货币，但牛顿发现黄金越来越多，白银越来越少。因为，黄金在欧洲大陆购买力低于英国，白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在英国本土金贱银贵，在海外金贵银贱。
牛顿不但掏空了国库的白银家底，而且收购英国居民银器，就是为了增加白银铸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出约700万英镑白银，依然不能扭转金贱银贵的局面，新铸的银币也在流通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牛顿很伤心，伤心之后就明白了：既然黄金在本土便宜，无论铸多少银币都会被人藏起来，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早是由英国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发现并加以明确表述的。格雷欣是英国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格雷欣学院的创建者，英国王室财政顾问和金融代理人。1559年，他根据对当时英国货币流通状况的考察，上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建议收回成色不足的劣币，以防止成色高的良币外流，并重新铸造足值的货币，以维护英国女王的荣誉和英国商人的信誉。格雷欣在建议书中首次使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指出由于劣币与良币按面额等值使用，因此人们往往把良币贮藏起来或运往外国使用。这样就出现市面上所流通的都是劣币，而良币被驱逐出流通领域的货币现象。
格雷欣法则是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一种货币现象。但随着时代变迁，金属货币被纸制货币所代替。第一代纸币是可兑换的信用货币，其主要的、完善的形式是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它是银行的债务凭证，承诺其持有人可随时向发行人兑换所规定的金属货币。所以，这一种纸币叫作可兑换纸币。第二代纸币是由银行券蜕化而成的不可兑换纸币，它通常由中央银行发行，强制通用，本身价值微乎其微，被认为是纯粹的货币符号。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中写道：“可兑换的纸币——即肯定可以随时兑换成金币（或其他本位硬币）的纸币——对全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几乎和面值相等的本位硬币一样。当然，哪怕对这种纸币十足地兑换成本位硬币的能力稍有怀疑，人们就会对它存有戒心；如果它不再十足兑现，则其价值就将跌到表面上它所代表的黄金（或白银）的数量以下。”显然，硬币是良币，可兑换纸币是劣币。在正常情况下，两者完全一样，但当纸币兑换成硬币发生困难时，其名义价值就会贬值，严重时就会发生挤兑。
这时纸币就会被卖方拒收，流通困难，从而迫使其持有人不得不涌向发行银行要求兑换硬币。这种情况，实际上宣告格雷欣法则的失效，即已经不是作为劣币的纸币代替硬币，而是相反，人们将持有硬币以代替纸币。
在现实生活中，格雷欣法则实现要具备如下条件：劣币和良币同时都为法定货币；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中也有。大家都会把肮脏、破损的纸币或者不方便存放的镍币尽快花出去，而留下整齐、干净的货币。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譬如说，平日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上下班，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几趟车也上不去，而不遵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争得座位或抢得时间。
最后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车辆一来，众人都争先恐后，搞得每次乘车如同打仗，苦不堪言。再比如，在有些大锅饭盛行的单位，无论水平高低、努力与否、业绩如何，所获得的待遇和奖励没什么差别，于是，年纪轻、能力强、水平高的就都另谋高就去了，剩下的则是老弱残兵、平庸之辈，敷衍了事。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再有，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如同瘟疫一样蔓延，不贪污受贿损公肥私只能吃苦受穷。而且，在众人皆贪的时候，独善其身者常常被视为异己分子，无处容身，被迫同流合污，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最后廉吏越来越少，越来越无法生存。这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原则在起作用。
让你暴富或破产的工具——财务杠杆率
曾经的次贷危机使整个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波及，除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的Countrywide、英国的诺森罗克银行、北岩银行因其业务主要集中在抵押贷款领域而遭受重创外，花旗集团、美林证券、瑞士银行等大型综合银行和投资银行也都未能幸免。
美林有稳定的经纪业务，花旗有大量的零售银行业务和全球化的分散投资，瑞士银行有低风险的财富管理业务，一贯享受着最高的信用评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只是他们利润来源的一小部分。但正是因为这个抵押贷款业务让这些金融寡头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20倍的高杠杆放大作用下，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投资损失率竟然达到18%～66%，平均损失约30%。
很多投资银行在追求暴利的驱使下，采用20～30倍的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通过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高杠杆率对投行的影响是双向的，它既能放大投行的盈利，也能放大投行的风险损失；其资产的小幅减值或业务的微小损失都有可能对孱弱的资本金造成严重冲击，令其陷入绝境。
所谓的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与资产之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率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率在2007年是28倍，摩根斯坦利的杠杆率在2007年为33倍。
财务杠杆之所以叫杠杆，有它省力的因素。物理杠杆通过增加动力臂长度，提高动力的作用，来节省所付出的力量；而财务杠杆则通过增加贷款数量来节约自有资金的支出，增加资金的流动性，进一步提高收益水平。这里需要符合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贷款利率低于资金利润率，也就是说，用借来的钱赚得的钱要比借钱的利息高，否则贷得越多，赔偿的就会越多。
财务杠杆率等于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之比，反映的是由于存在负债，所产生的财务费用（利息）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负债的程度和企业偿债能力，财务杠杆率越高反映利息费用越高，导致ROE指标越低。
简单地讲就是把你的资金放大，这样的话你的资金成本就很小，同时你的风险和收益就放大了，因为盈亏的百分比不是依据原来的资金，而是根据放大后的资金来衡量的。也可以把财务杠杆简单看作是公司利用债务资产的程度，即公司负债与公司净资产的比值。可以确定的是，该比值越高，公司的杠杆比率就越大，说明公司的经营风险越高；比值越低，公司的杠杆比率就越低，公司的经营风险也就越低。
财务杠杆是用公司的资本金去启动更多的资金，在金融学中，经常用杠杆比例这一指标来表示。杠杆比例是总资产与净资产之比，这一比例越高，风险就越大。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高杠杆所带来的高收益与高风险。
以投资股票为例，假如某投资者有1万元可用于投资，欲购买A股票，当前价格10元，他可买1000股，在不计手续费的情况下，股价上涨至15元，他可获利5000元，股价下跌至5元，他将损失5000元。
又假如他可以按1:1的比例融资（其杠杆是2倍），那么，他可购买2000股A股票。股价上涨至15元，他可获利1万元，股价下跌至5元，他将损失1万元。如此，收益和风险都扩大了两倍。
再假如他使用4倍的杠杆融到4万元，则其可以买4000股股票，如果股价同样从10元上涨至15元，他每股盈利5元，可以赚2万元，股票下跌至5元，他将损失2万元。其投资的收益与风险与初始投资相比，也放大了4倍。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资产性收益，利用财务杠杆开始压缩生活杠杆，通过炒股炒房获得资本，尝到甜头之后，往往抵押房地产炒股，甚至继续利用房地产抵押买来的股票做抵押再炒股炒房，杠杆比例持续上升。当资产价格上涨，这些杠杆带来正面效应，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个人往往因为钱来得太容易而昏头，冲动买入大量奢侈品，刺激了生活杠杆。但是，如果资产价格下跌，这些杠杆作用的威力也是巨大的，你所有的资产均可能会化为泡影，成为负债累累的负翁。
因此，控制杠杆是分散业务风险的前提，在金融创新中要秉持“可以承受高风险，绝不承受高杠杆”的原则，当风险不可测时，控制杠杆比控制风险更重要。
投资具有风险性——风险收益率
我们进行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收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最后实际获得的收益可能低于预期收益，有些投资者甚至没有收益，这就是投资中会出现的风险。但是风险也并不仅仅是实现收益低于预期的收益。当实际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也是风险。比如卖出股票后，股票价格走势高于预期的价格，即使卖出股票的实现收益高于预期收益，表面上没有损失，但是卖出股票就等于失去了获利更多的机会。因此，对于卖方来说，实现的收益高于预期的收益也是一种风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投资风险是指对未来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投资中可能会遭受收益损失甚至本金损失的风险。比如，股票可能会被套牢；债券可能不能按期还本付息，也可能本金也未收回；投资房地产并不符合预期，可能会下跌等都是投资风险。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与风险偏好选择金融工具。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说过：“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也不要放在太多的篮子里。”如果将财富投资到同一个地方，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风险增加，一旦失误，一定会损失惨重；但要是投资太分散了，必然会减少利润空间，增加管理成本。因此，分散投资是有效地科学控制风险的方法，也是最普遍的投资方式。将投资在债券、股票、现金等各类投资工具之间进行适当的比例分配，一方面可以降低风险，同时还可以提高回报。
投资风险也预示着投资最终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或者说是证券收益的不确定性，包括预期收益变动的可能性和变动幅度的大小。这里的偏离既可能是高于预期收益，也可能是低于预期收益。
在证券投资中，收益和风险的基本关系是：收益与风险是相对应的，就是说风险大，证券收益率也高，而收益率低的投资往往风险也比较小，正所谓“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在股票市场上，如果预期一只股票的价格会涨得很高，通常股票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此时作出买入的决定，那么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就会损失惨重。同样，在股票市场允许做空的时候，如果预期一只股票的价格会有很大的下跌空间，而股票的价格已经不高了，此时作出卖空的决定，那么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也会损失惨重。这时股票就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在理论上，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可以用“预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风险补偿”来表示。无风险利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某一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能得到的利息率，实际上并不存在无风险的利率。一段时间来我们把银行存款当作无风险的利率，现在银行经过商业化改造已成为一个企业或公司，已经不是以国家信用来担保，因此银行存款也是有风险的。相对而言，国家发行的债券尤其是短期的国库券，有国家信用和税收的担保，而且流动性好，风险很低，因此通常把它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
而相对应的风险收益率是指投资者因冒风险进行投资而要求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那部分额外的收益率。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风险大小和风险价格。在风险市场上，风险价格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
既然要投资就要承担风险，要取得比较高的预期收益就要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就如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一样，股票投资的风险大于债券投资，股票价格上涨50%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债券价格却很难涨50%。所以债券投资的风险比较低，其投资收益也比较低。
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不同的投资行为的风险也不同，投资者会根据风险和收益的情况调整投资的方向。比如股票市场的风险比较大，投资者就会减少股票投资转向债券、基金等投资。如果把债券持有到期，那么此种情况下就没有价格风险，剩下的主要是信用风险。
我们可以看下比尔·盖茨怎样用分散投资来规避风险。比尔·盖茨仅用13年时间就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庞大资产。他是如何打理这份巨额资产的呢？
如同一般美国人一样，盖茨也在进行分散风险的投资。盖茨拥有股票和债券，并进行房地产的投资。同时还有对货币、期货商品和对公司的直接投资。据悉，盖茨把两个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政府债券上。在他除股票以外的个人资产中，美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债券所占比例高达70%，而其余部分的50%直接贷给了私人公司、10%投到了其他股票上、5%则投在了商品和房地产上。他认为，“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篮子”出现意外，所有的“鸡蛋”就都很难幸免于难。
为了使理财事务不致过多地牵制自己的精力，盖茨聘请了“金管家”。1994年，盖茨在微软股票之外的财产已超过4亿美元时，聘请了年仅33岁的劳森作为他的投资经理，并答应劳森说，如果微软股价一直上升的话，劳森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进行其他投资。除了5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组合外，劳森还是盖茨捐资成立的两个基金的投资管理人，盖茨对这两个基金的捐赠是以将自己名下的微软股份过户给这两个基金的方式来进行的。
随着现代金融投资品种趋向丰富化和多元化，其中的技巧性和难度就越大。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要根据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态度即风险偏好等来评估自身可能承受的风险水平，再选择相应的投资工具。绝不能盲从随大流，应睁大眼睛看好每一个产品的利弊得失，权衡不同投资的风险收益。
牵一发而动全身——乘数效应
一日，小张坐在桌前看书。妻子在擦窗户。小儿子非常顽皮，在街上玩的时候，用石头扔妈妈，没想到一不小心，将刚擦好的玻璃打碎了了。妻子非常生气，抓起孩子就要打。小张突然喝道：“为什么要打孩子？他打碎一块玻璃，却能让装玻璃的工人有活干，能让玻璃厂多生产一块玻璃，能增加一个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国家多少的GDP啊。”妻子听了非常生气：“那我呢，我辛辛苦苦擦的玻璃就这样被打碎了，我岂不是白忙了？”小张答道：“本来你擦玻璃对GDP就没什么贡献，也没什么好难过的。”
孩子打碎玻璃，带来经济增长，妻子擦玻璃却对经济没有任何贡献，这道理从何说起？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家里的门窗玻璃被打破了，的确是一种财产损失，但因过后要修理，安上新的玻璃，于是家里就会增加开支，对社会经济构成需求，从而创造了新的GDP，刺激了经济，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而妻子的家务活动，因为没有挣到薪水，因此对GDP的增长没有贡献。
怪诞的解释方法让人觉得有些不解。难不成以后应当鼓励孩子多砸几块玻璃？但经济学中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词语叫“乘数效应”，就是指通过某项投资或消费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乘数效应是指在公共工程项目之后带来的消费水平和私人投资水平的上升。政府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扩张财政支出，投资于公共工程，可以发挥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增加就业，提高社会消费需求。
我国古代有很多乘数效应的例子，比如古代忠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乘数效应，对于忠孝者而言，君或者长辈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激励也仅仅限于几次偶尔的说教或者奖赏，但是这种思想却一直延续下去。达到了很好的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
在宏观经济学中，支出的变化会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最初投资的增加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带来国民收入的数倍增加。假设投资增加了100亿元，若这个增加导致国民收入增加300亿元，那么乘数就是3，如果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量是400亿元，那么乘数就是4。
为什么乘数效应所带来的乘数会大于1呢？比如某政府增加100亿元用来购买投资品，那么此100亿元就会以工资、利润、利息等形式流入此投资品的生产者手中，从而国民收入增加了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第一轮增加。这100亿元转化了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的形式流入了为制造此投资品的所有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口袋，因此，投资增加100亿元，第一轮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100亿元。随着得到这些资本的人将开始第二轮投资、第三轮投资，经济的增长就会以大于1的乘数增长。
乘数效应也叫“凯恩斯乘数”，事实上，在凯恩斯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乘数原理的思想和概念，但是凯恩斯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为西方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有人将其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认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公式和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基本公式。
凯恩斯乘数理论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在1929年～192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得到重视，一度成为美国大萧条后“经济拉动”的原动力。
在我国，公共项目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带给我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就业压力增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普通百姓们自然要“节衣缩食”，但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政府的身上。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总额度为4万亿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来应对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下滑风险，这样的大手笔是史无前例的。这项经济振兴计划包括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多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是因为庞大的公共项目的支持，中国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
再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奥运对北京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是不可忽视的。与奥运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产业有50多项，包括建筑、建材、信息产业、现代制造、服务业等。奥运因素的注入直接拉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产生第一轮拉动；而这些行业的增长又需要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的支持，因而产生新一轮的经济拉动作用。如此循环传导，奥运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奥运投资所引发的“拉动效应”所带动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奥运蛋糕”。如果按照“大投资”额来计算，以1.9为乘数，据此算下来的“奥运蛋糕”将近6000亿元。
如今，乘数效应已经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中。
债务跟着资产走——流动比率
我们要理解债务和资产的关系，必须先领会下面这个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简单地讲，资产是一家公司所拥有的可以计量的经济资源；负债是指公司的债务；而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也就是公司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它是公司股东真正享有的财产。
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这三个概念中，最易理解的是负债，也就是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货物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所有者权益属于账面概念。负债可以通过各种凭证和票据、协议、合同等查悉。但所有者权益不同，其数额是通过资产减去负债演算出来的。
所谓资产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生物资产和其他资产等。从本质上讲，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通过使用这种资源，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了解第一恒等式的平衡关系，可以透过资产负债表了解上市公司的任何一项涉及资产负债表的经营活动，投资者都要从多方面评估其表象和后果，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经营活动的真正意义。
为了更加明确和凸显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关系，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我们一般会使用流动比率：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通过经验及大量数据表明，一般而言，制造类上市公司合理的最佳流动比率是2，最低也至少要大于1。这是因为，在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差的存货约占流动资产的一半，其余流动性较大的各类流动资产至少要等于流动负债。只有这样，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才会有保证。因此，流动比率越高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也就越强。
但是，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有时候流动比率高，并不是一家优秀公司的标志。相反，流动比率接近1，往往是一家优秀公司的表现。
比如某家电连锁零售企业，该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其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是1.28。从一般的角度看，这个比值已经很低了，似乎风险不小。但仔细研究其短期负债构成就会发现，真正的短期借款（银行短期贷款）只有2.18亿元，在流动负债总额159亿元中，所占比例很低，而流动负债中占大比例的是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两者共计144亿元。
我们可以推测，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的形成，是由于先进了家电制造商的货去出售，但进货的钱还没有付给这些供货商。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家企业在利用供货商的资金去经营自己的业务，而且这种借款不用付利息。综上所述，投资者在遇到上市公司流动比率较低时，不可一味地高估其短期偿债风险，而是要仔细研究其流动负债构成与流动资产构成，同时结合其所经营的业务进行分析。
一般来说，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给一些企业贷款，往往倾向于贷短不贷长，也就是希望提供短期贷款而不是长期贷款。因为长期贷款还款时间过长，风险随之增加。但是反过来，企业去银行贷款，一般会倾向于借长不借短。因为长期借款可以大幅降低上市公司短期内的还本付息压力。
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之比，体现了银行对公司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的信心，投资者可以根据银行对企业的偿债能力的考量来评估企业的价值。
资产与负债的关系涉及一个比率就是资产负债率，它是指公司年末的负债总额同资产总额的比率。这个比率表示公司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负债筹集的，该指标是评价公司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的指标，也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它的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其中负债总额是指公司承担的各项负债的总和，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资产总额是指公司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总和，包括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这个比率对于债权人来说越低越好。因为公司的所有者（股东）一般只承担有限责任，而一旦公司破产清算时，资产变现所得很可能低于其账面价值。所以如果此指标过高，债权人可能遭受损失。当资产负债率大于100%，表明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对于债权人来说风险非常大。
如何判断资产负债率是否合理？首先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资产负债率这个指标反映债权人所提供的负债占全部资本的比例，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
从债权人的立场看他们最关心的是贷给企业的款项的安全程度，也就是能否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如果股东提供的资本与企业资本总额相比，只占较小的比例，则企业的风险将主要由债权人负担，这对债权人来讲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希望债务比例越低越好，企业偿债有保证，则贷款给企业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从股东的角度看由于企业通过举债筹措的资金与股东提供的资金在经营中发挥同样的作用，所以，股东所关心的是全部资本利润率是否超过借入款项的利率，即借入资本的代价。在企业所得的全部资本利润率超过因借款而支付的利息率时，股东所得到的利润就会加大。如果相反则对股东不利，因为借入资本的多余的利息要用股东所得的利润份额来弥补。因此，从股东的立场看，在全部资本利润率高于借款利息率时，负债比例越大越好，否则反之。
从经营者的立场看如果举债很大，超出债权人心理承受程度，企业就借不到钱。如果企业不举债，或负债比例很小，说明企业畏缩不前，对前途信心不足，利用债权人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很差。
因此，企业应当审时度势，全面考虑，在利用资产负债率制定借入资本决策时，必须充分估计预期的利润和增加的风险，在二者之间权衡利害得失，做出正确决策。
不可违背的市场走向——市场意志
投资基于信念。比如，同样的消息释放出来，听闻的投资者会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不同的分析师也会根据不同的数据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所有的交易单，有多少买方就必定有多少卖方。市场里的每一位交易者，其实都是在根据自己的“信念系统”进行交易。而所谓的“基本面研究”和“技术分析”，不过是辅助手段，或者说让自己的交易单下得更加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
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对于市场信念各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
奥地利学派的信念是：市场是自然的函数，任何人都不能对抗自然，而只能顺应自然。奥地利学派相信，个体与整体受同样的规则约束。如果说某种原则对个人有益，譬如节俭，那么对私有实体、国家也同样有益。经济学不存在任何的“集合悖论”，也不应人为地规划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自然界有既定的自然规律，比如阴阳交替，潮涨潮落，那么人类本身也难逃自然规律而经历繁荣和衰败，经济活动是人所为，也无法摆脱自然的约束。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荣枯循环不可避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休止地维持增长，当乐观情绪蔓延，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需炒股投资，坐收渔利的时候，实际的储蓄逐渐被耗尽，财产的消亡必会来临。在衰退期，最好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不要与经济规律对抗。
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的信念则完全相反，认为市场是“人类意志”的函数，是可以依靠人力改变的。他们否认个体与整体的同一性，主张用两套理论解释经济：研究国家用“宏观经济学”，研究个人民银行为和公司行为则用“微观经济学”。凯恩斯之所以如此“创新”，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物理学界变革的影响，那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饱受质疑，而量子力学则方兴未艾。物理学家倾向于用量子力学解释微观的原子，而仍然沿用牛顿定律来解释宏观的天体。
然而经过时代的变迁，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这种人为界定“宏观”与“微观”的缺陷。天体是由原子所组成，国家是由个人所组成，一国的经济活动也是无数个人民银行为的结果。究竟哪一点才是宏观与微观的界线？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宇宙的规律在于“分形”，即在不同尺度显现出同样的规律，彼此相似却不尽相同。自然界处处都是分形的例子。例如海岸线，无论是放大100倍还是缩小到1%，都是海岸线的形状，你无法区分出自己看到的究竟是哪个尺度的海岸线。类似的还有山脊、雪花，以及天体每个层级的公转无不显现出分形的特质。同样，在市场中，艾略特的波浪理论清晰地展示了各个浪级之间的关系。但是和自然界所有其他分形一样——相似但不尽然。你无法发现两条完全一样的海岸线，也无法看到两组完全一样的波浪形态。
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者永远也不认同人类经济活动遵循分形的规律。勤俭节约对个人和家庭是美德，但到了社会层级，就变成了坏事。凯恩斯主义者还把人类意志独立在自然之外，相信依靠人的力量可以扭转经济走势。
一旦经济低迷，就用放松货币的方式实施刺激，从而实现恒久增长，彻底消除起伏不定的经济周期。总而言之，就是“人定胜天”。他们相信，市场不必由“虚无缥缈”的自然规律左右，而完全可以依靠决策者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控制。
“相信自然”与“相信意志”，是两套水火不容的信念。信念的区别决定了思维的差异。例如，看涨黄金与看涨美元就是一个典型。前者在“自然阵营”，相信天然货币，相信滥发钞票定会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自然规律；后者则处于“意志与强权阵营”，信任人造货币（还有“国债”），其逻辑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强势美元最符合美国利益”。
信念的分歧会产生交易。有人可能会问：黄金从200美元上升到1900美元，为什么却总是有人愚蠢地卖出或做空？如果你认为市场是自然的函数，就应该顺应市场；若相信人的意志（或强权意志）可以改变市场，相信“人定胜天”，那么就会本能地选择与市场对抗。
自里根政府大力缩减政府职能，将很多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工业放手推向市场以来，美国人一直陶醉在自由经济耀眼迷离的光环之中。20世纪60年代总共只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4%的金融业和保险业在放开监管的宽松环境里追逐利益迅速膨胀，到2006年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这个庞大体系内的游戏参与者以超过自身资金储备几十甚至几百倍的杠杆率相互借贷套利并转嫁风险，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攫取似乎没有穷尽的利润。
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让美国人从云端跌落下来。2009年2月份29万处房产因房主无法还贷而收到强制拍卖通知，比2008年同期再上升30%。摔得鼻青脸肿的人们，带着满身伤痛互相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正是自由市场信念过度的结果。
因此，用人的意志来左右市场，或许只会给信奉自然的信徒们一个无风险的交易机会而已。如果违背经济规律，风险将无处不在。
风险与收益的关系——资产定价
20世纪60年代，以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Sharpe（1964）提出了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使人们可以定量地研究风险和收益的关系。而在现代金融学中，货币因素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一，一方面货币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另一方面货币量影响企业的投资。因此，货币因素影响资产价格。从资产定价的角度考量货币因素影响资产价格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货币因素是否被定价，即不同资产具有不同预期收益率的原因是否来源于他们受货币因素影响不同。
早在1929年，纽约股市的暴跌即已导致美国和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严重的萧条状态；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同样的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也在北欧国家（挪威、芬兰、瑞典）出现过。
在挪威，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40%上升到1988年的68%，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同时投资与消费需求也显著上升。但是石油价格的暴跌引起了自二战以后最深刻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芬兰，1987年扩张性的预算导致大规模的信用扩张，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55%上升到1990年的90%。住房价格在1987年和1988年共上升了68%。
1989年中央银行为了抑制信用扩张，提高利率和储备，再加上1990年、1991年与俄罗斯贸易下降，经济环境恶化，资产价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对银行予以救助，GDP收缩了7%。在瑞典20世纪80年代后期持续的信用扩张导致了房地产繁荣。1991年由于大量的是基于过度膨胀的资产价值，因此，众多银行遇到了困难，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陷入衰退。
在这种大量的历史案例背后，人们发现，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广化，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功能分化，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货币供应量与实际经济变量失去了稳定的联系，很多学者感觉到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需要寻找新的微观基础，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影响有多种途径。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种影响主要是借助利率变量，影响消费和投资。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增加，货币政策也可能通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具体的途径如改变财富总量，改变借贷成本，以及各经济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等。金融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对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非常难以操作和预测。尤其是金融资产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比重，可交易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增加，这些资产对利率、经济增长等变量的预期反应更加敏感。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中有价证券份额的持续增加，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联系加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划分面临新的挑战；而且，造成这种变化的基础力量（金融的国际联系、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金融创新和制度变革等）还在加强，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同样的挑战。
过去20多年中，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都同意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保证。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是什么？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控制？第二，货币政策需要经由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如何？第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但是传统的衡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指标所包含的判别经济总量的信息已逐步丧失，因此是否需要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纳入通货膨胀指标？
要了解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意义需要对金融资产作简单的界定。由于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的新的金融资产，同时，原有资产的可交易性不断增加，目前存在着很多资产价格形式。例如证券化的债务与普通的银行贷款不同，已经具有了可观察的价格。不过，即使如此，还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不可交易的（例如个人债务），它们的市场价格与货币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尽管金融资产的价格信息已经非常庞大，但是货币政策还是通过像银行贷款这样没有市场价格的金融资产而发挥作用。而可交易的资产价格变动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担保品价值、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等，对经济中的信贷总量发挥影响。
资产价格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未来的GDP增长，从而影响当期的投资支出；第二，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净值，从而影响外部资金的成本，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投资。
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扩张中，资产价格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Tobinsq从1992年到1998年上升了75%，为战后的最高水平，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也是如此，而法国、德国这种关系则稍弱。
因此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的变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密切。
金融学里的三难选择：三元悖论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在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流动自由的前提下，汇率剧烈波动，最后不得不以大幅贬值而告终。随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治疗处方”中，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部分让渡货币政策的主权）为代价，获取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目标。
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仔细研究亚洲金融危机过程及原因后，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画出了一个三角形，并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克鲁格曼还为此专门取了一个名字，即“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保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必须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稳定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种，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波动。利用汇率自动调节机制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机制本身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地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机制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机制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第二种，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
第三种，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政策丧失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巨大代价。
中国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国民经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和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因而中国采取了上面所述的第二种模式，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汇率，而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行了限制。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届时中国将会从第二种模式转为第一种模式，即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
“不可能三角”理论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中已经得到验证：在1945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主观偏见带来的投资机会——有限套利
传统金融学利用投资者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金融学市场现象。它认为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完全估计出股票的价格和价值，即使市场上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套利行为来纠正非理性投资者对证券价格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以下案例将对此进行说明：……
假设Ford公司股票的基本价格是20美元/股，一些非理性投资者对Ford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测过于悲观，因此他们将会出售此公司的股票，股票的价格被拉低至15美元/股，按照有效市场的假说来推断，理性投资者很快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投资机会，而会在低价位大举买入，同时卖出“替代”股票和未来现金流量与Ford公司相似的股票来转化风险。那么，对于Ford的购买压力又会将公司的股票价格推回到基本价值。
在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套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套利是指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以有利的价格同时买进和卖出同种或本质相同的证券的行为。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套利既不需要投入资本也不会招致风险。
非理性投资者通常被称为噪音投资者，而理性投资者则被称为“套利者”。行为金融学认为将投资者假定为完全理性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许多投资者经常依据噪音而非相关的信息作出买卖决策；而且人们并不只是偶然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方式偏离；由于受到证券没有完全的替代品、噪音投资者风险、时间、出资人等因素的限制，从表面上看近乎完美的套利，实际上作用相当有限；理性投资者的套利动机及其行为对纠正价格偏差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可以看下金融学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套利行为是有限的。
1907年，皇家荷兰和壳牌运输同意按60:40的基率合并其股权，但二者仍然以分离的实体运营，如果套利是无限的，市场是有限的，那么股票价格应该等同于其基本的价值，皇家荷兰的股价应该是壳牌运输的1.5倍。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专家发现二者的股权价值比严重偏离1.5的比率，其偏离程度甚至曾一度超过35%。显然，如此之大的价格偏差是有限套利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那么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是如何构成的？其中“有限套利理论”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此外，为了进行准确的预测，行为模型需要指出投资者非理性的表现形式，行为经济学家通常要求求助于心理学家所收集到的关于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所带有的主观偏见和偏好或者人们如何利用预期来进行决策的广泛实验证据，因此心理预期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另一理论基础。
关于套利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风险和阻碍套利行为有很多，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噪音投资者风险。在金融市场上，“噪音”有着特殊的意思。它是指虚假的或者失真的信号，是一种与投资价值无关的信息。这种信息可能是市场参与者主动制造的信息，也可以是市场参与者判断失误的信息。
不可否认，噪音在金融市场中很常见。有些市场参与者由于“妒忌”或者“红眼病”，故意捏造一些虚假信息，产生了噪音。也可能是有些公司公布了信息，投资者判断失误，把没有用的信息当作信号使用，这也是噪音。
噪音投资者就是不拥有内部信息却非理性地把噪音当成有效信息进行交易的人。噪音投资者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在发达还是市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都是如此。在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的股市存在着噪音投资者，在我国股市里面，噪音投资者更是大有人在。和美国纽约股市相对比，20世纪90年代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20%～50%之间，而在1998年、1999年、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395%、388%、477%，噪音投资者太多导致了股票市场系统风险所占的比例太高，总风险增大。平均而言，沪深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39%。
在我国股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噪音投资者。我国大多数股民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他们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某种“消息”的影响，行为表现不成熟。他们的羊群效应行为非常明显，导致我国股市反应过度。我国股民没有正规的渠道获取内幕消息，预测和分析的能力有限，个体投资者尽管希望能够及时掌握市场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实力弱小，一般只能够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进行信息的判断，而由此得到的信息相当大一部分是噪音。
行为金融学通过提出噪音投资者的概念，并将其引入金融市场中的套利行为，指出噪音投资者的行为并不是随机的可以被抵消的，而且噪音投资者的群体行为有可能使市场沿着自己的预测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噪声投资者的风险。由于噪音投资者风险的存在，套利者对于市场的正确预测会由于噪音投资者的行为而无法得以实现，套利者也并不是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