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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主流观念

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西汉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人们对经书的强烈信仰。许多人认定，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经书里，甚至只能在经书里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法。现实的答案与解决方法，早就封存在古老的文字里。

和经书地位上升同时发生的是，人们深信文字具备神秘的力量。社会上对古老文字的迷信，再加上越来越庞大的感应世界观系统，是王莽崛起的基础。而王莽的败亡，也和这两个根本因素脱不了干系。或者应该这样说，过度相信和过度强调这样的观念，酿成了王莽灭亡的悲剧。

对王莽的新朝，《汉书》里有一段关键的话：“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意思是，王莽相信制度，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定制度上，为什么制度定了就能天下自平？因为定制度的方法，是“讲合六经之说”，即符合经书中包含的真理。于是，所谓定制度其实也不是真正地专注在思考制度上，而只是扩大版的经学讨论会，即讨论确定经学的意义，再按照这答案来定制度。这谈何容易！整个朝廷都卷在无穷无尽的经学讨论中，没空做任何其他的事，政务便以惊人的程度快速地荒废了。

会发生这样的事，也是因为王莽不觉得除了讨论经学意义以定制度之外，还需要做别的事。制度的实施与发挥作用，对他来说不成问题。“天下自平”，怎么个“自”法？就是靠感应。按照感应的观念，对的制度立即就能和要关联上的人、事、物产生自然感应，发挥对的作用。这里没有我们现代习惯、熟悉的因果律，或者说，以今天的理性逻辑来看，其因果关系是跳跃的，由某因到某果的这个联系没法环环相扣地建立起来。

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完整因果逻辑，很晚才在西方建立起来。在因果逻辑、科学思考普遍流行之前，不只是在中国，不只是在汉朝，很多文明、很多社会都以直觉接受了感应，以感应作为分类、掌握世界变化的观念工具。感应的基础，就是物以类聚，即类似的现象被人们按照想象放在一起，且相信它们彼此之间会有自然的交互影响。

王莽是西汉感应流行下的产物，建立新朝的他遵循同样的规则。他严重缺乏对程序、因果的思考，从来不想也从不担心，从A出发该如何走到B。对他来说，只要确认了A和B是同类，那么这边建立起A，不管B在A多远之外，依靠感应，B就随之改变了。

王莽极度重视“名”，他相信“正名”，也就是说给事物对的名字，用对的方式称呼后，借由感应，事物也就被纠正了，即它按照名字获得了应有的性质，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之前论述过汉赋的发展，看到汉赋背后重要的动机，是为新世界命名。为什么要发明、运用那么多新鲜、生僻的字？因为新朝代的新天新地，有很多新事物和新现象需要相应的名字。有了名字，它们才能有固定的分类，才能为人所理解，所掌握。

王莽耗费心力所做之事的核心也是命名，他认定如果能让帝国中万事万物都有合适、正确的名字，那么只靠名字产生的分类感应力量，就能给帝国带来合适且正确的秩序。

基于“正名”的原则，西汉东方的属国，就不应该叫“高句丽”，属国怎么能“高”呢？于是，王莽的新朝就强迫“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更严重的还有西汉北方最大的邻国匈奴，王莽认定，西汉之所以和匈奴之间有这么多冲突，归根结底就是匈奴的名字害的，匈奴“匈”什么啊，改名为“恭奴”，他以为这样一来，匈奴就会因“正名”的感应效果变乖，变恭顺了。

不仅如此，王莽还要将匈奴国君“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这样他的地位明显就比中原皇帝的低，也就确立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匈奴就不会挑战中原王朝的权威了。当然，现实中，如此改名非但不会让“下句丽”“恭奴”都变得恭下，反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他们给东方和北方边境带来了巨大的骚乱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