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与对话:信息化时代中国治理变革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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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媒体传播权的让渡

第一节 “全景监狱”下的信息垄断

法国哲学家米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借用一个极其生动的概念“全景监狱”(Panopticon)对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进行比喻。“全景监狱”(又称为“圆形监狱”)原本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一个设想:四周是一个分割为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囚室中的每个人处于被隔绝与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无法进行信息的传递,他们能够目睹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却无法看清塔中情形,只能假设自己时刻受到狱卒的窥视而自我制约。管理者不必时时在场亦能完美实现其监视功能——“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1]。米切尔·福柯认为,传统社会就如同“全景监狱”,社会管理者可以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社会管理。在福柯之后,有许多的技术控制论学派学者将“全景监狱”运用在传播学研究之中。[2]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认为,福柯所提出的“全景监狱”变成了“超级全景监狱”(Super Panopticon)。如美国学者马可·波斯特(Make Boster)就认为,随着“第二媒介时代”(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完成了主体的构建。[3]“超级全景监狱”的实现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记录下你的地理位置、年龄层、个人喜好,而且可以根据用户偏好进行智能推送和个性化定制。当你再次点开搜索引擎页面时,它就会为你推荐相应网页。当你有目的地想在网络上购买某件商品时,你会发现就连网页弹出的广告都是该商品的。甚至你点开一个网页,网页上的各个广告其实都是为你量身定做。大数据技术通过对信息的系统梳理、对使用者的不断监视,实现对信息使用者的全面控制,构建起了现代化的“超级全景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