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与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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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铸就坚强毅力

(一)艰苦奋斗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艰苦奋斗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艰苦奋斗”一词是由共产党人提出的。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从而成为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55]艰苦奋斗精神支撑着民族自立自强,支撑着国家发展进步,支撑着政党兴旺发达。艰苦奋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一般意义来说,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就物质层面讲,它强调的是生活作风,要求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其实质是珍惜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层面上说,它是指不畏艰难、坚忍不拔、锐意进取、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简言之,艰苦奋斗,重在奋斗,贵在进取,其实质是一种积极有为、勇于创造的世界观。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是超越时代的,也是超越政党的,甚至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它是一种永续的精神资源,是人类进步发展不断前行的动力。

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毛泽东在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民族这一优良传统,并赋予新的内涵,展示出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貌。艰苦朴素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域已蔚然成风,战时的延安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重庆形成鲜明对比,人们把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视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之一,透视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

(二)大生产运动铸就坚强毅力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深处敌人四面包围的险恶环境,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况。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华北平原地区相继失掉,产粮区减少。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迅速减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遇到极端困难,给抗日根据地的生存造成极大困难。国民党顽固派断绝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供应,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然而,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总动员会上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讲话,他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在严峻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

边区政府成立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响应号召,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屯田。359旅开发南泥湾,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由于战士们起早摸黑地劳动,使359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正是有了这样的英雄气概,359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他们在缺乏资金、工具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为解决住宿问题,自己动手挖窑洞。同时,勘察开辟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勤务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在短短的三年中,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把昔日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创造了有史以来部队不吃公粮而向政府交粮的奇迹。359旅屯垦南泥湾,任务繁重,环境艰苦,为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官兵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是无产阶级价值取向的榜样。

1939年延安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这是参会人员入场的情景

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方面数万人,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从党的主席到通讯员,从总司令到伙夫,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毛泽东在杨家岭的河边开出一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白菜、土豆等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地里浇水、锄草、施肥,享受生产劳动带来的快乐。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还被评为“纺线能手”。林伯渠曾表示:“大学教授研究种菜养猪,干部赶牲口驮盐,县长领导变工队,专员动手打盐,旅长亲自领导改善伙食,团长亲自动手领导开荒……”[56]自己动手,一切困难都微不足道了。

1943年359旅指战员在大生产运动中收获成果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站立者左四)参观机关干部纺线

以359旅开发南泥湾为代表的边区大生产运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战胜了物质困难,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基础方面,立于不败之地。它不只是解决了边区的吃饭穿衣问题,更是铸就了共产党人克服困难的坚强毅力,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代表的延安精神,成为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

(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艰苦奋斗注入了强大动力

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延安广大军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增添了勇气和力量。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57]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实现最终目标看,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具体而言,就是在不同发展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抗战时期,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它明确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方向,陕甘宁边区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和服务于抗战这个中心,广大军民把平凡的工作同这一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因此,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给艰苦奋斗注入了强大动力,为延安军民战胜困难增添了力量、智慧和勇气。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面对困难从不畏惧,相反呈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正如一位老延安说得那样:“延安时期那么淳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由于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心中”。[58]

机关干部自力更生纺纱织布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访问延安后对党的干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里,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立足中国西北一隅,从事着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胸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非凡勇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不怕牺牲、不懈奋进的坚强毅力。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作风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披肝沥胆、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


[1] 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3] 《江泽民强调:结合新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2002年4月2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4/02/content_341182.htm。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6] 郑兴刚、苏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及其实践》,《理论学习》2014年第5期。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0] 杨凤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期。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400、406页。

[12] 吴文珑:《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与出版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

[13]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14] 白同葵:《论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5期。

[15]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4—155页。

[16]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7] 《延安精神:管党治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2015年10月1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7/c_128328723.htm。

[1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1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0]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2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2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331页。

[23] 刘晓华、闫立光:《缘起·演进·传承: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与大庆精神的内在契合性》,《理论学刊》2015年第1期。

[24] 杨宪金编:《毛泽东手书真迹》上卷,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25] 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663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36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34]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页。

[3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37]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38] 王京治:《实事求是重在发展创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41]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42]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46] 吴继金:《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学理论》2015年第3期。

[4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49] 郑兴刚、苏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及其实践》,《理论学习》2014年第5期。

[5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51] 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53] 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0日。

[54]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56] 林伯渠:《边区生产展览会是一年来生产斗争的缩影》,《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3日。

[57] 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58] 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