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与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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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筑牢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和政治优势。延安时期,面对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创造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一)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展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由于早期的共产党人既缺乏斗争经验,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认识还不够清楚,致使党内先后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根源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虽然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使党面临的危机形势得到根本扭转,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还没有从思想上得到彻底解决。

理论上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延安时期,党中央面对严峻的形势,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的总动员令,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随后,便展开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4]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

1939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强调“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他认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5]为了适应全党学习的需要,中共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学习。随后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指导、规范和提升延安的干部教育事业,干部教育被正式列入党的工作日程。并决定以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为学习节,总结学习经验并进行奖励。从此,“五五学习节”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的精英人物。[6]毛泽东认为,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在毛泽东的要求和倡导下,党内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知识的热潮。毛泽东强调学习必须学以致用。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7]他注意到“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8]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9]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1939年,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左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蔚然成风

延安时期,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开始,直到延安整风结束,全党掀起了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延安整风是一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大大促进了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集中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0],还有苏联教科书。1938年12月,任弼时曾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并翻译该书第四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后来还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重印一些马列主义原著。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毛泽东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言论集,主张尽可能编著反对主观主义与机械论的小册子。[11]此后,中央还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为整风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干部谈话

延安时期,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延安解放社曾经出版了两部大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新成果和新水平。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资本论》4卷本等马列经济学著作,为党在延安时期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认识提供了科学依据。[12]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及苏联的军事材料译成中文,中央军委专门抽调了一些懂外文的同志,于1938年10月建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军委编译处。军委编译处成为“第一个由共产党中央军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13],翻译出版马列军事著作。另外,翻译出版了马列哲学著作和文艺著作。此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为党切实有效地推进学习运动提供了保障。

朱德在延安

中央领导利用各种会议和讲演、讲话或撰写文章,指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演讲和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稼祥等也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讲,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问题。通过集中、系统地学习,培养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14]此时,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的热情和渴望有增无减。据当时到过延安的王安娜描述,延安是这样一番景象,“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15]即使处于危急的战斗环境下,人们仍表现出很高的学习热情。著名教育家成仿吾回忆说:“过封锁线时,同志们为了轻装,把许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夹被、背包里却背过来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籍。”[16]这表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已蔚然成风。这种自觉、主动学习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八路军官兵在学习整风文件

(三)理论学习中增强党性修养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只有3万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势在必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党员人数不断增加。1937年党员人数发展为4万人,1938年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50万人,1940年党员发展到80多万。[17]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认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1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非工人阶级,即使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党员,也不是随着入党就可以自发地获得党性。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了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我们党“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9]整风运动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实践。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时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20]他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21]中央紧紧抓住学习这个基础环节,把增强党性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由于党采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22]

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其整个精神体系的灵魂。延安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社会的解放。[23]毛泽东在1938年6月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24]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建设新中国,那些有志青年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冲破封锁,汇聚延安。正是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使延安这座小城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光辉,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