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终结与现代转换

无论是从文体理论批评形态还是价值理论批评形态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至清末走向了全面衰落和终结，而终结的同时也预示着现代转换。那么这种终结和现代转换的内在根源何在呢？

首先，从文体论角度看，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及其向现代文学转换有两个明显标志：一是文学语言由文言转变为白话；二是文体转变，如古体诗变为现代自由体诗，戏曲变为话剧，文言章回小说变为现代形式的白话小说。与语言和文体变革并发的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即由传统的抒情言志文学观念向写实叙事文学观念转变，不仅戏剧和小说强化了叙事再现功能，连诗体也发展出了叙事诗。这样，建立在传统文体观念基础上的理论批评形态便难以为继，必然要走向衰落和终结。

其次，从价值论角度看，贯穿整个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史的是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冲突与融合，然而这两种价值论观念都与封建时代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文化相关，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政教中心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基于儒家的社会文化理想，其实质是代表社会（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向人们施行教化，使人去服从这种规范，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审美中心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多是基于道家的人生理想，针对现实社会对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寻求远避社会，归于自然，把文学作为表现和寄托自我生命体验的最好方式，这是封建社会处于“穷”境而不甘认同现实的文人所乐于选择的道路。而到了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时代，这两种价值论观念都必然要走向衰落和寻求新的转换。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要推倒封建社会制度，破除封建社会秩序和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包括破除站在封建社会立场向人民施行教化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文化，政教中心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即在其中。与政教中心论的代表社会教化民众以维护社会秩序相反，反封建时代所要求于文学的则是充分觉醒了的文学主体，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去批判社会，促进社会的变革。这虽然也还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但显然与教化论的社会功利主义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同样，审美中心论也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上所说，传统的审美论是旨在借文学以寻求个体的情感寄托与自我保全，这是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一种退避式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策略。而在反封建时代，充分觉醒了的文学主体不再满足于消极地借文学以寄情和自慰，而是走向通过文学张扬个性、表现思想、抒发激情、呼唤人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传统价值论批评走向衰落和寻求现代转换也是必然的。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与形态向现代转换，是经由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过渡而逐步实现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理论批评，它们分别代表了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与形态转型的两种基本取向。梁启超所标举的“小说界革命”可谓五四时期全面兴起的“文学革命”的先声。他的文学观既非传统的政教论，更非审美论，而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社会功利主义表现为特别重视和强调文学在变革社会中的重要功用。在所有文体中，他独尊小说，就因为小说在再现和批判现实方面比其他文体更胜一筹，这似乎昭示了小说一类叙事文学在新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广阔发展前景。王国维大概也算得上是文学改良派人物，不过他所着力的主要是将传统审美论扭转方向，使其改弦易辙，转入现代审美论的轨道。如果说传统审美论在个体生命表现的意义上，是退避在文学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中自娱自慰的，那么王国维从康德和叔本华学说中吸取现代哲学和审美意识来评析《红楼梦》及屈原的文学精神，所阐发的文学观念更多是指向人学反思，具体说是对个体自我生命存在及意义的自省自审。此外，王国维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意义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启了文学理论批评系统化的风气。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多采用语录、诗话、词话、评点等形式，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评论和理论阐发，可谓鉴赏批评化，批评鉴赏化，审美体验和理论发现都由“悟”而得之，以诗意简洁的文字传之，“一点即悟，毋庸辞费”，这就难免缺乏理论的系统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坐标，并深入分析论说了这部名著的意义价值，这无论从文学批评的思维方法还是批评文体形态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是他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来评论古典文学名著，阐发其思想意义和自己的审美感悟，尽管有生硬和牵强之嫌，然而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与开拓，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从以往自我封闭式传承演进走向中西汇通交融的开放性发展，这也恰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良好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