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在从学术层面分析研究现状之前，首先从政策层面进行梳理。

1.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独立自主的认识及相关政策

从政策层面梳理，主要是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到注重国家经济安全的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坚持独立自主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7]毛泽东曾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8]。这是最早将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封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此后，独立自主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一直坚持了下来。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程。邓小平在论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时，强调“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9]。只有增强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才能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0]，“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11]。他将独立自主上升到权利的高度，强调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充分行使自主性权利。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要坚持自我，以稳求胜，保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12]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独立自主原则中的“自主”语意仍然侧重于国家领土主权的保护。20世纪90年代末，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政策层面的关注。“自主”的语意才侧重于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国家经济安全”，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3]。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重申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强调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开始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明确的组织目标，而进入实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4]。

2.学术界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相关论题的研究

从学术层面看，直接论述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文章非常少。在中国知网和维普信息资源系统，检索1990—2015年的文章，以“经济+自主性”为主题的论文，扩展到期刊、报纸、会议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等所有载体，检索结果259条中相关论文仅168篇；真正以“经济自主性”为主题的论文仅16篇（大部分论文虽然关键词或者主题中包含“自主性”三字，但与本书所指的国家自主性无关），其中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CSSCI）12篇，12篇中有3篇是本书的前期研究成果。而168篇论文中的134篇是集中在2008年以后发表的。

仅就直接论述国家经济自主性的这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来看，张伯汉通过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认为利用外商投资与经济自主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函数关系，只要制定合适的利用外资政策和正确引导外资投向，完全可以实现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持经济自主性的双重目标。[15]程恩富等从“自力型”和“充分自主开放型”切入的分析也属于经济自主性范畴，他认为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存在国际分层的体系，国家应该走充分自主开放型的对外经济模式，[16]将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六个控制和提升”，同时国家要扶持国内民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做大做强做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进，民也要进”。[17]舒展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与冲突，实质是阶级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化表现，而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问题。如果承认国家是有阶级性的，那么国际社会也是有阶级性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经济自主性，即民族国家实际拥有的独立宣布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权利，必然受到各国在国际市场博弈的直接冲击和最终影响。因此，一要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国内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增强发展的自主性。[18]华桂宏等认为经济自主性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关键性力量，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导向型”开放战略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机理的同时，需要对经济自主性的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系统构建测量经济自主性的评价体系，包括力控制指标、竞争力指标和获利性指标。[19]

若我们将视野拓宽到国家自主性（包含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检索1990—2015年的文章，则有1792 条，也就是说，在我国学界也存在着一部分经济学者使用“自主性”的概念，其中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使用“自主性”，尤其是“国家自主性”概念研究该论题的较多。主要有以下论著和观点。王伟光认为，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始终在总体上保持发展的自主性，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等各项事业。[20]田野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博弈关系论证自主性，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处于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交界，具有相对于社会行为体的自主性，在创设制度上具有比一般社会行为体更大的优势。国际制度不仅被国家用来作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工具，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符合国家的偏好时，也会被国家用来作为国内治理的重要途径。用理性选择理论可以将微观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联系起来。[21]杨雪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个协调和利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政党、中央与地方以及国家与国际体系四个方面关系，有效发挥国家自主性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有效发挥国家的自主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杨雪冬，2014）。[22]罗文东等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实质来论证自主性，认为所谓社会主义自主发展不仅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集团的否定，也是对不公正的国际关系和垄断资本的否定；在坚持独立自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平等地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23]刘永佶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关系出发，认为中国能否保持主体性和独立自主，核心在于对待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以及怎样建立与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内生拓展型结构和法制主导式机制相结合的经济结构。[24]

若将论题转换一个视角，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安全”两个相关概念入手，资料就非常丰富。有关国际经济体系即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相关检索有9149条。这个论题原本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争论的热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问题进一步聚焦。但这两场大论争的关注点各有侧重。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论焦点主要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2008年以后，讨论焦点在于中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有的学者通过从全球治理角度，说明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张燕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世界贸易体系的制度缺失，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缺失等全球治理问题。由于缺少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治理结构，从而使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缺少内部调整机制，导致风险不断累积直至发生危机。大国通过主导全球规则和掌控世界舆论来维护现有秩序，这就必然导致经济霸权主义、贸易利己主义和投资机会主义四处横行。外部冲击对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基础十分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25]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代表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包括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抵御内外风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就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主权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市场上的最大化，失去市场甚至比失去领土后果更严重。因此，OECD国家大多建有国家经济安全治理框架，采取各种政策，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度量体系，有的学者主张将国家经济安全分为粮食安全、就业安全、金融安全、市场安全、能源资源与环境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人力资本与技术安全九个子安全系统，从这九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一个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安全影响因素的，完全能够量化的，并且具有预警性质的中国经济安全度量体系。[26]有的学者主张建立国家“安全利益—竞争优势”体系，以经济安全为核心，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为外围，协调五者间的关联，确保国家避免落入“国家竞争优势陷阱”[27]。有的学者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变量分析和模型建构，研究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约束对产业安全的影响，提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度量体系构建，从产业的经济安全性、社会安全性和生态安全性三个方面来构建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28]他们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各个子安全系统的解析，提出基于国民利益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模型式描述、监测预警方法和保障体系的构建。[29]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虽然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各类子安全系统，但实质就是市场安全和技术安全。有的学者主张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3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卫兴华关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处理好发展中的经济与社会安全问题》一文，谈到处理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经济转型与金融安全、财富分配与社会安全三个层面的关系。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要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护好金融安全问题，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为了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缓解和遏制两极分化，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社会安全问题，对经济社会安全的分析视角是较全面的，与本论题的思路契合，尤其是财富分配与社会安全问题，涉及国家与社会利益非一致性的边界等。[31]刘国光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3》序言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已全部开放，如果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问题，我们利用外资但不能被外资所控制，必须通过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确保改革的方向和国家利益。[32]

（二）国际研究现状

从国际研究现状看，除了在第一章展开关于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对于国家和国家自主性的论述之外，直接以“经济自主性”或者“国家经济自主性”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经济现状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仍然需要转换角度。[33]若将视角转换为经济全球化对于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主权的影响研究，应该说，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很多。

与本书研究领域重叠度较高的，除了国家主义比较学者研究国际制度对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之外，福利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从国家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国家行为和国家自主性；还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依附理论中的正统主流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等学者，认为关于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本书负责人在课题研究期间，曾经参加4次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与美国、英国、日本、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交流，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流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看法。国家主义者指出，国家自主性是一个变量，会随着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地有所增减。下面主要从国外学者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国家自主性的研究，以及国外学者对于国际制度与国家层面的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即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自主的影响，从两方面进行梳理。

1.关于国家自主性及其与国内社会结构的关系

鉴于直接以国家经济自主性为范畴的研究文章不多，因此本论题研究从国家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相交叉并与经济自主性关联的领域，来梳理学者们的研究状况。

首先，关于国家自主性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主义范式复兴。他们提出了“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认为自主性归结为国家对于统治阶级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性质，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中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在《全球化大变革》中提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属性”[34]。而后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则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特征。西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取决于国内政治系统和国际环境，具有特定时期的历史性。[35]

其次，关于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国家相对自主性。本书侧重梳理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的研究谱系，他们在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将国家自主性定义为一种相对于社会而言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3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7]。认为国家的自主性只是以“例外的情况”存在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著名争论引发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理论的兴趣。密里本德认为国家就是一系列特殊的组织结构，它的多元化的特性排除了国家是为某一特定阶级的主要目的服务的特质。[38]因此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也是一项关于社会及社会权力分配问题的理论。普兰查斯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是国家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就是针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39]。在这场争论中得出的理论观点有“国家相对于资本家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国家表达资本积累普遍的系统要求，以及国家不是一个无缝隙的整体”等，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研究建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以此为出发点，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在继承普兰查斯的“国家是社会关系”的逻辑结果后发展出“策略关系”的国家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进行了批判并引出了“元治理”理念。杰索普认为“国家是一群机构的集合，它们各自为政运用权力，国家并没有权力，它只是一个能集中并运用社会力量的工具而已”[40]。在这里，鲍勃·杰索普因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建所做出的贡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杰索普在整合和融会贯通各种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新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社会塑造着国家，国家也塑造着社会；结构塑造着策略，策略也塑造着结构。对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未来的任何发展都将可能是先基于对杰索普著作的一种批判分析”。而反对者则认为相比于密里本德、普兰查斯等人，杰索普缺少一个类似前人的有关社会主义策略的探讨（如密里本德的改良主义策略、普兰查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策略等）。

最后，关于国家经济自主性。因为没有直接使用这个范畴的文献，本书侧重于梳理国家经济职能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文献，即收入分配领域的国家理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国家职能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在经济职能方面强调国家对福利制度、收入分配、国家财政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宏观调控的经济问题上，认为国家经济职能承载着国家自主性内在本质的具体实现方式。诺斯在研究西方经济史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福利和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41]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失灵来源于制度的缺陷，政府部门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代表公众的利益。“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不破坏资本积累的正常运行轨道，纷纷实行了福利政策，试图通过收入分配来缓和阶级矛盾。当然，单纯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和福利制度的理论很多，但它们不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重点，仅对本书研究的某个局部领域有参考价值，在此简单梳理一下，“二战”后到现在，西方学者从多个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了研究。有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有从收入分配差距测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库兹涅茨（Smiht S.Kuznest）的“倒U形假说”、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有从收入分配具体的对策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庇古（Arthure C.Pigou）的收入转移理论、哈耶克（Friderihc A.Hayek）的累进税制和比例税制协调运用理论，等等。面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政策的危机，人们对过去的失败和可能的未来作出新解释。其中包括对福利国家的浪漫主义拒绝，如新保守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重组和削减，如社会民主主义；对福利供给和公共产品输出的重新私有化，如撒切尔主义，等等。

2.从国际维度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相关的研究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的是，从国际维度分析国家经济自主性，主要是分析国家在一定国际经济大背景和国际经济体系下，国际经济协调性组织、跨国公司、外国政府等经济行为体的经济、政治活动对于一国经济自主能力的影响。在政治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内生因素，因此，他们一般使用“国际制度”这一概念。而在经济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国际制度是外生因素，因此他们更多使用“国际经济体系”这个概念，将经济全球化对于一国经济自主性的影响置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中。本书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综述国外研究现状时，提到与国际比较政治学者的相关论述时，采用“国际制度”概念，但在正文表述中，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本书统一采用“国际经济体系”概念。

直接考察国际维度的论著并不多，不管是关于国家自主性，还是国家经济自主性。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指出：“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对国际制度与组织的内嵌性。”[42]他是属于少数研究国际维度国家自主性的学者，当然他关注的是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关于国际维度的国家经济自主性问题，只能转换角度，转换为经济全球化对于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主权的影响研究，然后我们看到扑面而来的大量论著。如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当地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43]

这里，简单梳理一下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等，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他们关于经济全球化对处于国际经济体系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分析，落脚在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能力上，与本书有共通之处。

依附理论是一种激进地揭露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的“反对国际依赖理论”，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依附与发展的关系，唤起人们关注自身发展，维护国家经济独立性。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悲观依附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力在于既定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打碎这种依附与支配的链条，才能阻止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也就是不发达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依附理论”，其代表人物卡多佐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处于依附条件下仍可能会取得相当的经济发展，并逐步摆脱依附，走上经济自主的道路。[44]此后，埃文斯又发展了依附发展理论，指出不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独特的优势，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落后国家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能获得一定的发展，并且也不能不走依附发展的道路。[45]这似乎说明了依附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目前，依附理论仍是影响尤其是影响拉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其强调依附弊端的同时，又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这种依附，并期望从中找到一条摆脱依附，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中心—外围”理论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而后在20世纪50—70年代，经过保罗巴兰、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两极，一极是以“大的工业中心”为特征的发达国家，另一极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国家。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创新等优势处于中心地位，而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落后处于外围地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前者对后者的榨取，是不对等的。[46]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后者的欠发达，这证实了“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但同时，该理论又指出“中心”与“外围”是一个相互联系、动态统一的整体，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结构差异和严重的不平等，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然而，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自主的发展并不因为“中心—外围”理论强调二者统一而被忽略；相反，正是这种不可分离、互为条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对外经济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在国际经济互动中摆脱被动的边缘地位，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后发优势理论也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经济、追赶先进发达国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发优势理论是20世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他认为后进国家经济的相对落后具有某种积极作用，可以系统地替代先进国家工业化的一些先决条件，而后进国家可以享有先进国家已开发出来的技术。落后国家要利用“落后的有利性”实现经济赶超，主要是利用资本型后发优势、技术型后发优势、制度型后发优势、劳动型后发优势、自然资源型后发优势五个方面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47]此后，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1989年阿伯拉莫维茨又提出了“追赶假说”，1993年伯利兹、保罗·克鲁格曼等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都推动了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

由于国家主义者大多为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在考察国家自主性的变化时，他们更侧重于国家与社会这个层面的关系，即国家自主性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侧重于研究国家如何协调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在国家自主性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他们主要关注如何引进国际制度，在国家与社会利益博弈中，增强国家自主性。缘于制度和文化背景，他们的观点值得借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却不直接适用。本书认为，若将国家作为一个既独立于国际体系，又相对独立于社会的主体，思索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国际—国家—社会两个维度之间增强国家自主性，或许更能深入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