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国家经济自主性与相关概念的关系_双重维度下的国家经济自主性研究-QQ阅读男生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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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家经济自主性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国际经济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对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利弊分析，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十分详尽，他们从经济安全、经济利益、经济主权、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等各个关注点，从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立场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进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积淀了丰富的成果。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以国家经济自主性为切入点但他们的研究并未提及国家经济自主性概念，更缺乏专门的阐述与界定，因此，有必要在此将相关概念作一番比较性的梳理工作。国家经济自主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在属性，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安全正相关——它们是能力与状态的关系；而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根本路径。国家综合竞争力是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构成因素。

一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

1.国家经济主权概念

国家主权概念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确立，是近代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法则。对于国家主权概念，最权威的解释是196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力，具有双重属性，国家对内享有最高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即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和侵犯，不俯首听命于任何其他强权国家。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所必备的条件，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条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虽然签订了许多条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但是这些体系和国际组织都没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直到今天，民族国家仍是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而国家主权仍然是现实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国家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国家的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权力表现。国家经济主权，指国家对本国内部以及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充分、完全的独立自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和侵犯。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第6 届特别会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事宜加以有效地控制管理，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这种权利是国家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的一种体现。任何国家都不应遭受经济、政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胁迫，阻挠它自由地、充分地行使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一切遭受外国占领、异族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它们所固有的自然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受到盘剥榨取、严重损耗和毁损破坏时，有权要求物归原主，并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国殖民主义者索取充分的赔偿。”同时指出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世界性经济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2.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

“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重大挑战。但是，全球化改变的不是国家主权原则，而主要是国家经济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实质上只是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17]因此，“有必要把主权（统治固定领土的权力）与国家自主性（民族国家实际拥有的独立宣布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权力）区别开来”[18]。在国家主权的宽泛内涵中，将国家经济自主性剥离出来。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际关系法明确规定的民族国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对内对外的管辖权力，而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实际拥有的独立宣布和实现自己经济政策目标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显在的，是国家对内对外经济自主决策的实际能力。可以说，国家自赋予了统治和管辖的主权，就拥有了潜在的国家经济自主性，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主权的本质的内在属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把国家经济自主性称为国家主权的管辖权、独立和自卫权、平等权之外的“第四个属性”[19]。

经济自主性是主权的内在属性，但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经济主权是否受损害，与经济自主性的实际损益情形并不一致。有时候，国家主权似乎毫无影响，但国家经济自主性却遭受较大的侵蚀。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制度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主要不在于他国的军事霸占对某国领土主权完整性的侵犯和管辖权剥夺，而是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无声无息地削弱。随着技术、经济、货币、网络资讯、交通等在全球的扩散，在领土主权之上产生了“时空压缩”的效应，主权的能力与国家自主性并不一致，在经济主权没有损害甚至还是获利的情况下，经济自主性可能正悄然流失中。所以民族国家面对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不合理的情况，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方面，要注重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实际情形。

3.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损害

经济全球化是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主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弱不等，各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不同，在强国主导遵循丛林规则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弱国的经济主权必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挑战和限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分享全球化的经济便利所带来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自由流动，促进本国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国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制定涉外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生活方面强化国家的作用，以期增强经济自主性。

当今世界，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网络已经被经济全球化打破，全球化的国际传导机制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上的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平台，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对外资本市场的开放战略，摒弃过去的闭关自守、力求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发展战略，换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能在矛盾冲突中有共同接受的协调机制，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安排，为本国找到更好的出路，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又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

但是，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一方面，加入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或国际条约要求有关国家让渡一些经济主权，尽管这种主权让渡本身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主权行为，毕竟也是对主权国家的限制。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国际的情况和因素，不但配额和关税税率要受到国际的限制，而且连产业政策、商业竞争等方面的国内立法也要受到来自国际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受损。

（1）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国家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约束，甚于发达国家。制定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具有先发优势，这种先发优势不仅体现在物质力量上，更体现在对全球规则制定的主导作用上。这就使得历史形成的权力结构的平等现象难以克服。并且，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协调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把持，对主权国家的经济行为具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有关国际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一些适合某些发达国家利益的做法被视为普遍规律而推行于全世界。例如，对于商品和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尽量予以便利，实行自由化，显然对于发达国家是更有利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研究指出，仅美国每年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收益就超过1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500 亿美元。[20]但是，对于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利益的技术和劳动力跨国界自由流动，现行的“游戏规则”却规定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发达国家竭力推行把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单边行动，否认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优势，是对发展中国家最盛行的非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曾经指出，发达国家向最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它们向其他发达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重，最高多达四倍。穷国削减的关税比富国削减的更多。[21]近十年来，国际上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十分突出。据瑞信银行所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从区域分布看，欧洲和北美分别拥有世界总财富的32.8%和31.7%，相比之下，拥有世界人口总量58%的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6%。从人口分布看，占全球人口数量将近一半的人群仅分享全球总财富的1%，全球财富的86%掌握在全球最富的10%群体手中，全球1%的顶尖富豪群体更是支配着其中的46%的财富，俨然形成了一个由人口数量与财富数量构成且呈负相关的“金字塔”。[22]

（2）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它们的动机就是谋取经济利润，而不是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文化传统保护，更不是社会公正和民主进程。大跨国公司所拥有的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比较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是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出现社会动荡，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人民发展的机会，并保存其本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而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活跃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在这些领域起作用，甚至给主权国家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加了难度。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发展与稳定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运用国家主权制定政策并予以实施。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迈入的“市场”，是一个由庞大的跨国公司支配、发达国家及其掌控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国际规则的真正的全球大市场，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之下，想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争取较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条件，不得不利用主权的武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必须采取国家战略措施，培植民族经济，将公共资源引向那些能实现资源最佳开发和利用的经济部门。为此，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性，不受国内外特殊利益影响，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寻租”式院外活动集团，并且得到广泛民众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经济转轨与政府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论述。该报告指出，在世界上市场机制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市场机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行动，而不是自发出现的。例如，西方国家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商业组织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市场竞争中更有效率，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刻意创造并推行这种形式。再比如，英国市场经济的兴起，得益于干涉主义的持续的强力的集中组织和控制，开辟了通向自由市场的道路并保持道路的畅通。对于那些继英国之后经历工业化的国家，这种干涉主义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同样表明，自由放任体制并不是通向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23]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由于全球化本身的不合理性所带来的不利一面。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经济发展自主性，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注重制定有利于实现国家持续稳定的战略目标。不仅要在经济主权上展开斗争，更要在经济自主性上展开竞争。

二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安全

1.国家经济安全概念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界定。第一种是“状态论”。他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它具体体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等”[24]。“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保持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所有经济部门稳定运行，公民具有体面的生活水平，社会经济稳定，国家完整，各民族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25]第二种是“状态与能力并重论”。他们认为，“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为使国民经济免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威胁、侵袭、破坏而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优势的状态和能力”[26]。“国家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27]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将经济安全定义为“经济竞争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28]。

中国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讨论的热点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身。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聚焦，讨论焦点在于中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2.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状态论”和“状态与能力并重论”的分歧，实质是没有区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边界。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是存在状态和表象；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内在素质和本质。强大的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安全状态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安全状态，反映了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有时，国家经济表面看来是安全的，但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却有削弱的迹象，经济发展存在隐患，最终是不安全的。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国家经济全局性安全，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各个子领域，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存在状态的监测、预警、应对等，维护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包括经济竞争力、应变力和凝聚力。研究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准确性，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长治久安。无论是考量经济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都应注重经济发展长期安全的保障问题，即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问题。

3.基于经济安全状态与自主性的四种国家类型

上文提到，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而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两者是表象和本质、存在状态和内在素质的关系，两者正相关。但表象与内在有时候并不一致，根据自主与依附、安全与危机两组对立状态四个概念，我们通过象限图可以清晰地呈现一国经济能力与状态的基本描述。

图2-1 基于经济安全与自主性的国家类型二维图

第一种：主导型国家，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国家经济安全都是状态良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应变力很强，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者。它是非危机时期的发达国家，其国家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同时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寻求未来战略格局的制高点。如美国强调“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是一种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全球战略”。在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时，美国关注如何控制世界市场能源资源的关键产地；为实现全面的经济政治霸权，将其利益延伸到全球化的“侵略”。

第二种：依附型国家，国家丧失经济发展自主性、国家经济处于经济或政治危机状态。殖民主义时代的亚非拉国家，源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造成对宗主国的依附，属于这种类型。今天一般指陷入经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国民经济体系不健全、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底端，依赖于主导国的市场、资本和技术，又陷入经济债务危机，或者依赖性缓慢发展。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难免陷入被动的局面。不少国家以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其经济独立性，减少和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

第三种：危时主导型国家，国家经济自主性强但当前经济仍未摆脱危机阶段。一般是处于经济危机状态的发达国家，虽然暂时陷入经济危机，但基于其有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较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经济发展自主性较强，尽管处于危机状态或不安全状态，但较有能力走出危机。因此短时看其国家经济不安全，长期看安全系数较高。此类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是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通过技术革新，谋求既能走出危机，同时又能抢占未来战略空间，维持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地位。

第四种：潜在依附型国家，国家经济处于安全状态但经济发展自主性弱。一般是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表面看来国家经济处于安全状态，但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并且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较差。表面的经济安全往往是国家保护或者市场开放度不够的结果。应对和抵抗危机能力较弱，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济动荡时期，稍有不慎，会重新陷入依附国局面。此类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应着重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久安全。

三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利益

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目的，是捍卫国家行为体的经济利益。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自保”，同时每个国家又各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借用孟德斯鸠的这番话，“自保”就是指国家的独立主权与自主发展；所谓“特殊目的”即是国家利益。各国为了捍卫国家经济利益，必然会想方设法增进国家经济自主性。

1.国家利益概念

国家利益的涵盖范围十分宽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地理等诸多领域。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形成不以人们是否具备国家利益意识或国家利益观念为转移。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从客体来看，一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并且对国家有益的事物，都是国家利益。尽管国家利益以客观物质为基础，但不同的价值取向，使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集团对国家利益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从国家利益的本源角度提出了各种看法。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需求”；也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就是“能够提高所希望的事务状态的价值的一些要素”；还有人将它看作是“国家在追求国家目标过程中的一种价值与需求的确定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他认为国家利益应当用权力来界定，而这种权力是与“人性的客观法则”相联系的。[29]他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在这三个方面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国家的生存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基欧汉主张三种国家利益，即生存、独立、经济财富。王逸舟认为，国家利益是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和各种利益集团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两方面因素构成的动态的各种利益体的综合加权。[30]

如果从国家本源角度来考虑，国家是最高的本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就源于国家主权。于是，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即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成为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基本驱动因素，以及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每个民族国家都极力强调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2.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区别

国家利益可以根据利益客体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实物利益与过程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等等。从主体来看，国家利益只能是以国家为完整主体的利益。

（1）国家利益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国家内部的任何个人利益以及任何形式的群体利益都是有区别的。具体地说，它既不同于国家内部以国民个体为主体的国民个体利益，也不同于由国家内部以不同的国民群体为主体的国民群体利益，甚至不同于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国民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在更多更大的程度上反映着或体现着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它并非完全等同于统治者的利益。无论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还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曾经出现过的暴君专制国家，国家利益与统治者利益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下时小时大，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等同。当然，由于国家利益与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还需要根据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表现形式，具体地加以分析和研究。

（2）国家利益总是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国民的个体利益和国民的公共利益，并最终服从于国民利益。由于国家是由国家内部的国民个体及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群体组成的，国民整体是国家必不可少的构件之一，因而国家利益也就与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存在着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包含并相互体现着对方。国家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公共利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在概率上能够平等分享的公共利益，国家通过各种形式，为社会成员提供义务与权益对等的可能性，将利益分享造成的机会不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国家利益有理论形态、理想形态、现实形态三层定义。理论形态的国家利益，以国家本身为衡量标准，以国家的存续和发展作为唯一坐标。理想形态的国家利益，以国民立场为衡量标准，追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保证国民平等分享公共利益。现实形态中的国家利益则是在各种现实条件限制和各种利益冲突中形成的国家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个人利益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现实的国家利益可能与理想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甚至发生严重背离。尽管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开始逐渐趋近，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人们的任务是努力缩小这种差别，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彻底消灭这种差别。在经济关系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必然有差距，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国家整体利益至上，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3.增进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根本路径

从国家利益的概念和具体特征可以看出，国家利益作为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它如同国家这个本源一样，处于国际和国内两个界面之间，国家利益，一是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国家利益；二是相对于国内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言的国家公共利益。

从国际维度来看，不同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代表了民族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民族的利益。国家利益表现为国家的主权、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与尊严等诸多方面。只要有国家之间不同利益的存在，那么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影下的不合理的体系，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观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指望、更无法依附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获得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一方面需要与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作斗争，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道：“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1]“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2]，旗帜鲜明地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和威胁中国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要求。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传导机制几乎将所有国家都深深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实现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并且，国家利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动态变化的，恐怖主义、饥荒与难民、生态灾难、核扩散、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一些动植物的灭绝等，这些全球性威胁需要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需要各国的配合。一个国家利益的变化，有可能涉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因此在思考国家利益之际，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确定国家利益及寻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和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33]

在既要斗争又要合作的国际环境下，捍卫国家利益的路径，只能依靠自身的强大。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将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把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作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关键。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4]“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35]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后，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仅要有发展速度和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自主性，才能最终赢得包括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

从国内维度来看，国家是不同利益集团达成的调和它们之间利益冲突的契约或组织，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从规范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从实证意义上讲，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反映公众利益或者整体利益，只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甚至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当国家内部不同主体或每个集团的利益完全一致时，它们的共同利益才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也才是每个人的利益。然而，国家内部所有人利益一致的情况却很少出现。这样，当国家内部不同主体的利益存在冲突或不完全一致时，就需要由国家协调各主体的利益冲突，以实现国家利益尽可能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的目标一致，避免冲突，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协调国家、群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要通过增进国家经济自主性，使个人的发展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发展方向，同时兼顾个人利益。

如何兼顾国家与群体、个人的利益，有必要提到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K.Sen）。公共选择理论从实证主义出发，以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借鉴并改进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个人、利益集团、政府三种主体在公共分配领域的行为，期望研究并通过研究结果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从公共选择的角度看，国家利益的实质就是一国公民一致同意能够为他们带来效益的能力或手段，国家利益就是一致同意。布坎南反复强调，一致同意与帕累托最优毫无二致。但是，由于资源存在稀缺性，每个人的目标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存在冲突不可避免。虽然国家需要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当不同个人、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冲突时，国家就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维护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一致同意规则虽然是国家利益的最完美的实现形式，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问题的决策。解决的办法：一是通过补偿原则使受损者的利益得到补偿；二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补偿原则不可行时，用多数原则替代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公共选择理论同时分析了利益集团的寻租对于公共政策选择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如果利益集团的存在不可避免，多个利益集团的存在与竞争可能有助于纠正政策扭曲带来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这对国家利益的实现至少不是最差的选择。但同时，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效率的损失。

公共选择理论在传统政治学看来是离经叛道，因为传统的理论是假设政府是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不过，公共选择理论用实证的方法，将“经济人”假设推广到政治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行为分析，分析“政府失灵”的基本原因并提出了矫正“政府失灵”的两大思路，研究范围涉猎当今社会所有的热点问题，其理论体系、前提假设、基本结论及改革举措还是具有相当启发和借鉴意义的。特别对分析当今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快速转型，在同一阶级内部由于收入差距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带来新的社会分层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和结构性矛盾，造成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四国家经济自主性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实力的综合指标，我们在谈论国家综合国力的时候，国家自主性和国家经济自主性概念与之在同一层面。作为“二战”后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衡量国家实力的概念，综合国力指标不断地被细化和量化。综合国力指标测量和反映的正是国家自主性的强弱。一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控制力、应变力、凝聚力等自主性特质，正是通过国家综合国力指标体系的计算，得以准确掌握和反映的。综合国力指标从竞争力和控制力方面反映了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强弱，它们构成经济自主性的主要禀赋。

1.综合国力概念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技术等各方面实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指标。它既反映一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也支撑一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界定一国综合国力，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也没有如何衡量的统一标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等（Ashley Tellis et al.）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力、经济控制力、军事能力、社会秩序稳定力、发展的持续动力等确保国家的战略优势以及从国际体系中获取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把综合国力定义为被动员和利用来实现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各种能力的分布。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七大要素。[36]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发展诸要素的凝聚总和。“它主要包括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37]杨承训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系统的实力，不仅表现了整体经济的总数量，而且表现经济的质量与后劲，“它包括国际市场竞争力、科学技术创新力、改善民生的积蓄力、可持续发展的恒动力、生态环境的修复建设力、推陈出新的软实力、对应风险抵御的化解力（尤其是国防实力）、社会秩序的稳定力、社会制度的优胜力（尤其是维护国家统一性）、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力（包括援助其他国家）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话语权）11个方面的内容，是一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根基”[38]。国内外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义各有差异，这些观点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致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源的总和，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

在提出定义的基础上，各学者纷纷给出综合国力的动态方程和计算方法。克劳福德·哲曼（Clifford German，1960）提出以核能力为中心的国家实力指数方程：G=N（L+P+I+M）（式中，G为国家实力；N为核能力；L为土地；P为人口；I 为工业基地；M 为军事力量规模）。认为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有特殊重要性，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拥有核武器能力成正比。

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提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者乘积的综合性的国力方程：P=（C+E+M）×（S+W）（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包括收入+能源+非燃料矿产资源+制造业+食物+贸易；M为军事能力，包括战略平衡+作战能力+激励；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包括国家整合水平，领导人能力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战略）。

黄硕风提出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NP（t）=∑[ai×Ri（t）]（式中，NP为综合国力；Ri为某种资源占世界总数比重；ai为某种资源的权重）。动态方程采用无量纲的比重法，计算各国主要资源占世界总数比重，定义了八种战略资源，对23个主要指标采取不同的权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战略资源和综合国力，用以反映一国的综合国力与他国的相对实力以及动态的变化。

2.综合国力与经济自主性的不同研究价值所在

综合国力与经济自主性是一对联系极其密切的概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国家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源的总和，这里的“资源”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资源，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资源；一个主权国家的各方面表现都包含在综合国力这个范畴之中了，它是一个数量概念。综合国力包含了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等林林总总的指标。而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在掌控自己所有资源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是基于各主权国家综合国力之上的一种较量，是一个强度概念，更注重主体之间的比较关系，包括国家面对国际领域的各类主体及状况时，表现出的将实力转换为行动力的能力，即竞争力和应变力；面对国内社会群体时表现出的基于实力之上的行动力，即凝聚力、控制力。我们对国家自主性指标的测量基于国家综合国力，并且是对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的甄别和“扬弃”，其中经济自主性是侧重对国家综合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力的甄选。

举例说明。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应对能力来看。第一，正是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爆发了危机；而当年综合国力排名落后于它的中国，却是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没有发生过危机。第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通过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和重走工业化等战略措施转变，较快地走出危机，尽管是否完全走出危机尚且存疑。但受国际金融危机拖累也爆发危机的综合国力薄弱的希腊，至今仍深陷危机且出现社会动荡。第三，综合国力排名不相上下的中国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较好地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体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出超强的危机应对能力，而西欧各国却受国际金融危机拖累，之后不久爆发了国家债务危机。从这里可以看出，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危机应变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克服危机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显然超过综合国力更强或相当的国家，这里就不单是综合国力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优越，使国家具备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和应变力的问题，这是国家自主性强大的胜利。

当然综合国力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自主性形成的基础，脱离了综合国力，国家自主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现实的综合国力为依托，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越高，它的自主性就越强，两者在很多情形下是相辅相成的，呈正相关关系。

（2）国家综合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国家综合国力与国家自主性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更凸显经济自主性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综合国力研究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但经济自主性研究的行为体不只是国家，还包括能够对国家行为体产生影响力或牵制力的国际组织、群体（政党、特殊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自主性研究的是主体间关系，它研究的是各行为体施加给国家行为体的影响而导致的国家活动能力的强弱状况。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综合国力研究更关注数量上的多少，而经济自主性研究更为关注力量对比下的状态。综合国力是巨大系统，涵盖的要素纷繁复杂，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对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某一时段的静态分析，得出对过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一个“总结”，并且通过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排名比较，找出差距为国家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依据。[39]国家自主性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考察国际国内各种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怎样影响国家能力，同时分析如何克服不利影响，增强国家行动能力，从而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与综合国力注重收集和统计要素的研究内容不同，国家自主性的内涵本身就已经包含了选择要素的标准，它是在选择要素的基础上侧重分析要素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国家的反作用力。

第三，从研究目的来看，综合国力研究旨在为主权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而自主性研究探寻的则是如何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

正视综合国力和自主性研究的区别，才是研究自主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综合国力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在理论上不能正确分析和评估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要全面深入地衡量各单个力间“相互作用力”，辩证地看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要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趋势中分析各方的力量对比，不能局限于自身力。二是“综合国力以构成力为依据、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合力’”[40]。不能将“和力”等同“合力”。现有的综合国力计算公式大多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将一些难以理解内在关联的数字机械地套用在一些公式中，所得出的结果往往难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国家实力的状况。“为了便于描述以不同方式结合的国际权力要素，才想出将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公式”。PP=（C+E+M）×（S+M）这一公式“不是魔术测量棒”，例如，对外交力的探讨和计量纯粹是量的计算，而其数字背后“质”的意义很难看清，其所作的许多判断，要随着情势的变化可能需要进行重新修正。

经济自主性研究是以综合国力研究为基础，侧重于国家在现有国力条件下，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能力，特别是应对危机与挑战的能力，以及如何平衡和协调国内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国家合力，特别是凝聚力。也就是说，经济自主性研究更为关注国际要素、应对机制与国内要素三者之间以及各个要素内部诸多子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综合国力各个要素之间的孤立性“外观”的克服。综合国力研究对于国际资源的关注多集中在“外交力”上，国家自主性研究则可补其不足，关注的是积极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整个世界形成了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态势，一国的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和部分国际利益的总和，国际资源日益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当代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更是国家自主性的竞争。如何提高国家自主能力，实现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1]参见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建构》，《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2]舒展：《发展的自主性对世界经济体系不合理性的可能超越——科学发展观视域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探讨》；程恩富：《激辩“新开放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

[3]参见第五章《经济自主性指教的构成及权重》，表5-1。

[4]参见朱耀先《实现中国梦与增强国家凝聚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

[5]参见曾学龙《国家凝聚力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探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6]参见第五章《经济自主性指数的构成及权重》，表5-1。

[7]Linda Weiss ed.，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5-10.

[8]Yongnian Zheng，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6.

[9]Yongnian Zheng，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

[10]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9.

[11][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12]Bob Jessop，A regulationist and scate-theoreti 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RoutledgeCurzon，2005，pp.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