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近代玻璃工业的发展

1895年4月17日，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在马关（今下关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承认外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取得合法地位。既然已经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设厂，清政府如果再想方设法限制国人的投资热情于情于理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清政府不得不给民间资本让一条出路”[7]，这就让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取得了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投资设厂的同等权利，更进一步激发了爱国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纷纷筹资设厂，踏上实业救国的道路。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依然持续着甲午战后“窃惟商战之秋，舍实业无以富国，利权待挽，非众擎不足为功”[8] 的爱国热情，“实业救国”的浪潮并未减退。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9]，积极提倡利用外资创办企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是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区别于其他性质企业的标志。这种合资企业是一种正常的国际间经济合作关系。从投资国而言，它是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就所在国而论，它则是一种利用外资的形式。”[10]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1]，中外合资企业就是很好的经济组织之一。自明治三十六年（1903）到四十一年（1908）5年之间，根据商部章程，纯以中国人自己的资本所创办之股份有限公司，计有154家，合资有限公司52家，合资无限公司20 家，独资经营者39家；资本总额达138337660元。[12]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

早在耀华玻璃公司创办之前，中国已有多家制造平面玻璃的工厂。这些企业力图利用外国技师的技术，改变中国传统平面玻璃制造的格局。但是，他们势力薄弱，规模很小，基本属于尝试性质，并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企业把外聘技师带来的技术嫁接到国内传统的人工吹制玻璃基础之上，所以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均在开办不久即行倒闭或停业。1921年，上海总商会对中国实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其报告中写道：“数千年来制作瓷器的这个民族，在玻璃制造这一行业上是显著地远远落在后面。”[13]

1882年，国人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玻璃制造厂，具体开办人不详，雇用英国技师。[14] 当时的捷报对此报道称，“杨树浦路上新兴的各种工业中，有一家玻璃制造厂，坐落在路的西边。地皮是从一位有名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已雇了许多苦力进行夯建地基”[15]。但是，因为该公司购得地皮后在建设厂房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只好在平和洋行码头附近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很小的化学试验室，其目的在于化验在中国所能得到的原料是否符合制造玻璃用，并在此训练中国工人，以备将来试验成功、建好较大工厂后可以立即组织生产。就在这个临时的试验室中，在外国化验师监督指导之下，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试验，博得了董事和秘书们的高度赞许。同时也向他们证实，化验师格里顿（W.H.Gritton）的确是一位很能干的专家。实际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国第一个用纯砂酸盐制造玻璃的人。[16] 不幸的是，这家公司在1884年即告失败，到1888年时厂房被上海英商福利公司以2 万两白银的价格购买，准备将其改造成一个酿酒厂。

1903年，清朝候补知府林松堂，即林友梅，禀准湖广总督张之洞，集资60万两白银，在武昌白沙洲创建耀华[17]玻璃厂，“该厂聘德国技师，采用德制机器，原订日产平板玻璃六十箱，并生产玻璃器皿”。“由于该厂原料产地远，成本高，又不善经营；更主要由于欧美洋货玻璃倾销，该厂仅勉强维持到1910年，转让给沪商源丰润商号。”[18] 按照余德新先生的考证，这家“耀华厂”才是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制造平板玻璃的玻璃制造企业。但一是存在时间很短，二是规模很小，产量低，没有实现大量连续生产。

1904年，山东创办了官商合办的博山玻璃有限公司，专门制造玻璃片及各种洋式器皿，除官股银5 万两外，另招商股银10 万两，并禀由农工商务局详奉鲁抚杨莲帅（即杨士骧）批准，获得专利10年。[19] 当时周馥在山东任巡抚，批准了山东农商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同年9月周馥离开，继任者胡廷干任命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筹办工厂，实际负责人其实只有顾思远一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旧历十月投产，产品“尚属不劣”。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最终被迫改为生产玻璃杯、汽水瓶、糖罐之类的产品，即便是这样，也没有逃脱倒闭的厄运。1911年，博山玻璃公司彻底倒闭，一切资产收归官有。

1904年，许鼎霖在宿迁详细考察之后，认为宿迁盛产的玻璃砂是上等的玻璃原料，且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具备设立玻璃工厂的优越条件，“遂与李君伯行、陈君润甫、张君季直、袁君海观、丁君衡甫、余君寿平、黄君伯雨等，出资选购砂地三千二百六十三亩八分三”[20]，创办了耀徐玻璃公司，并于当年正式注册登记。1905年，“张謇与许鼎霖亲至宿迁规划营建，开始在六塘河上井龙头地筹建厂房”[21]。耀徐玻璃公司的股东有“南张北周”之一的张謇、安徽盐运使许久香、李鸿章之子李伯行、上海商会总董陈润甫、吏部郎中丁衡甫等人，这些人物或为政要，或为实业家，或为官宦，有利于公司发展。1907年年底工厂建设竣工，1908年1月投产试制产品，不久即因英国工程师福斯德违约离去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陷入困境。后来经过澳洲技师维斯罗的指导改造，1909年开始大量生产，每日生产玻璃片7000余块。但最终因有“官商合办”之病，外国技师不尽心办事之弊，外货输入、低价倾销、抢占市场之患，以及有其他原因共同影响，使这个新兴的民族玻璃企业早早被扼杀在萌芽状态。1911年秋，耀徐玻璃厂破产歇业。[22]

另据当时的捷报报道，镇江玻璃厂最初因黄河河床原料取之不竭，感觉很有发展潜力。最初聘来一位外国技师，买了一些不合适的机器，等到资本已经消耗大半，才通过奥国（奥地利）领事馆从波西米亚（中欧地名）聘来一位真正的技师，带了三个监工，购买了较为适用的新机器。但由于“市场既未开拓，经理人也没有给他们的货物登出广告，并且运往上海取费之重，竟致不可能和廉价的日本货竞争”[23]，玻璃厂最终于1909年关闭。

此外，1887年厦门开办了一家玻璃制造厂，开办人不详，规模很小，属于尝试性质，不久即停产。[24] 在参与创办耀徐玻璃公司的同时，丁衡甫又于1905年在广东开办了广东玻璃厂；1906年留日归国学生（具体开办人不详）在江北（四川）刘家台开办鹿蒿玻璃厂，该厂在最初三年聘用日籍技师，生产花瓶、灯罩、玻璃缸以及精工装潢的玻璃器皿，[25] 曾在南洋劝业和巴拿马赛会获金奖；1907年侨商张振勋投资40万元在广东惠州创办了福惠玻璃厂；1908年厦门广建玻璃制造厂创立，资本3000元，雇用当地工人54名，日产各种品级灯罩300打，每百打价值分别为17 元至140 元不等，主要市场是厦门境内；[26] 同年，福建商人在福州创办了谦祥春记玻璃厂；1909年被革职官吏蒋唐佑在北京创办了北京玻璃公司。这些玻璃公司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与外国舶来品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劣势。有时候甚至由于创办现代企业的经验不足，加上国家权威日衰，保护工商企业发展的能力欠缺，在与外国资本团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蒙受损失。

耀徐玻璃公司经理许鼎霖在1910年的报告中写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六日，与英商福斯德订立合同，以每星期出平片、滚片十五万方尺，每日出瓶、罐三万个为度。三十三年（1907年）腊月，工竣试火，经四十日之久，始能出货。初出平片，有炸裂之弊，继有泡点之弊，实验数月之久，始知弊在熔炉短小。经过改建，所出平片始能洁净。后福斯德竟因琐事，私将机器拆去，并带洋匠回沪。嗣经英国领事调节，饬令福斯德君仍派洋匠四人住宿厂装机，苟如前此试验相同，即可作为完备。开全机后，乃知竟有大谬不然者，盖每班做工八时，已将熔汁用尽，再用余汁，泡点复见，屡试皆然，若仅做工八小时，次日再做，则汁又洁净如常。由此观之，是熔炉仅能化八小时之料，而不能化二十四时之料。[27] 福斯德为省俭工料，故意将熔炉改小，没有按照合同履行职责。后来不得不重金聘请奥地利技师维斯罗[28]前来指导，对设备进行改造后才可以正常生产。类似的问题在北京玻璃公司身上也有发生。

北京玻璃公司在建厂初期曾与德商瑞生洋行订购玻璃生产机器，“共计机价十八万余金，原订合同作四次分交”，德商却突然由“德公使行咨外部，谓玻璃公司如于三日内不将款交齐，必责令农商部偿还”。该公司总理蒋唐祐被叫到外部后，持合同据理申辩，却惹得某司长勃然大怒，“将蒋送交外城总厅押追，并有咨请民政部将玻璃公司封闭，以其机器物料折价偿还瑞生洋行”[29]。后来由于“资本不充，经理其者处置失宜，遂归停顿”[30]。1921年正当耀华玻璃公司筹办之际，农商部曾致电耀华玻璃公司发起人李树德，“此项事业目前至关重要，该厂规模已具，废置殊为可惜，尊处筹办天津玻璃公司，于该业素有经验，京厂原有基址及一切机械炉窑，据专家鉴定，颇有举办之价值，且基础完成，若能筹集款项继续办理，自属事半功倍”[31]，并希望耀华玻璃公司能够派人前去堪估。但是，耀华玻璃公司发起人不愿意接手北京玻璃公司的烂摊子，于1924年12月回复农商部，“现在敝公司正直筹办之际，诸事尚未完备，承示堪估京厂一节，拟请稍缓再行酌办，办理就绪成立之后，自当派人前往”[32]。李树德等人婉言谢绝了农商部的建议。因为耀华玻璃公司此时已经与秦皇岛玻璃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而且如果答应了农商部的建议，接手北京玻璃公司，技术不是最先进的，机器不是最先进的，厂房等设施也会与佛克法技术要求有所差别，所有一切均需要推倒重来，还不如“另起炉灶”，创办一个崭新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