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哲学与梁启超的关系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称为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梁启超在东方的近代中国，承接起西学东渐的任务，把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新观念积极传输给中国，把中国近代的危机看作是一场文化的危机，不遗余力地兴起文化救国运动。为使全民参加到这场运动中，他在文化理论上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力图建构起中西结合的新文化和新民人格结构，推动全社会乃至整个近代的自救和发展。
（一）梁启超文化研究的起因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传统知识分子，梁启超既熟知本土民族文化，又游历过西方，对西方文化广泛涉猎，西方从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哲学研究思潮很自然地会影响到梁启超，梁启超采用哲学方式对古代和近代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对文化的构成、发展、作用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就是明证。
梁启超专心于学术思想研究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中，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失败都反映出中国固守的社会风俗、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滞后，这致使东西方物质、精神方面的差距加大，于是梁启超早年反省中国文化的自身缺欠。晚年时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游了欧洲多个国家，对欧洲衰败的景象产生了概观，这种概观影响到了他学术思想的变化，直接导致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也决定了梁启超对东西文化价值的选择与偏重。于是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研究主要停留于在哲学层面上对文化的解析，对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化哲学的选择与比较，对国民人格结构的理解与设计等。
其次，辛亥革命后，改良派所针对的专制政府已经不存在，后期梁启超又退出政界，于是便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学术研究方面，这也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
最后，由于师承康有为，接触到公羊三世的变易观以及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使梁启超运用联系、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致使他不断地采用变易的眼光、辩证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当时社会学术思想的变迁和原因。
总之，梁启超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反省了中国文化的何去何从、如何选择的问题，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诉求。
（二）梁启超学术研究的内容和目的
梁启超学术思想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西方文化问题的研究、文化范畴的抽象界定、文化的主体、自由的地位、文化的主导观念、文化的选择、文化的作用、文化思想的教育实践、对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对人的本质的改造等方面，这些研究可以具体到梁启超对先秦各派学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佛学的研究、对文化史的研究、对儒家哲学的探讨、在宏观结构主义层面上对文化的哲学性探讨、对东西方文化的自觉反省、对国民人格结构的理解与设计等。这些都使梁启超对学术思想的研究体现出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魅力。
梁启超通过对学术思想的哲学性研究，目的是从学术研究中领悟到做人的方法，从文化思想中寻找到使群己和谐的民族精神，只有使群体团结，才能共同抵御和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危机。衣俊卿教授说，“文化哲学研究的最低要求是人们能够团结地生活在一起”“文化哲学寻求的文化具有社会公正性”[5]。尽管由于历史背景，梁启超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对学术思想的研究还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他以新文化建设形式展现出中国未来的文化构想，并对国民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进行整合，这使他的学术思想仍具有相当高的近代启蒙和引领作用。通过考察梁启超对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使人洞见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近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可以为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路径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还可以为当代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源泉性理论参考。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