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梁启超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便是文化问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主题。中国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要重视中国文化的建设。然而中国文化是继承与创新的综合体，所以重视文化的建设既要强调文化的传统性又要强调文化的现代性。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源自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如果谈到中国的启蒙思想，就会谈到近代启蒙家、哲学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研究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贡献。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政党在文化上的自我反省、自我觉醒和自我创立，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近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追本溯源，不仅仅局限于五四时期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而是把寻根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中国本土，这一考察视野的转换，就意味着近代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简单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文化自觉的内在演化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段。

在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中，既包含对文化知识体系、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又包含对国民教育责任的主动担当。他对文化建设的研究、对国民本质的理解和设计，都体现出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魅力。

文化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文化。文化哲学的双重任务是对文化观念的把握和对人本质的建构。对文化观念的把握包括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对文化形成、发展等规律的认识；对人本质的建构则体现于对人深层心理结构的理解和设计上。梁启超对学术思想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就是对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及对主体人格的根本理解和设计，这包括他在形而上学层面对文化的哲学解析和归纳及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中西文化的批判，两者都为他的新文化建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对主体人格的设计则主要体现于20世纪初开始的国民人格德性教育上。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多事之秋：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各种文化观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化呈现出复杂、激进和多样性。在动荡和激进的年代里，激进与破坏处于第一位，这直接导致了梁启超的新文化建设和人格建构思想遭到排斥；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平发展的年代里，建设处于第一位，破坏处于第二位，于是梁启超的建设性思想重新发扬光大。在文化哲学视域下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可以使人对于近现代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并使人们对于梁启超的文化建设和人格建设思想拥有清醒理性的认识，理解他的建设性思想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考察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可以将其视为中国近代文化哲学的里程碑，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

事实上，当今文化研讨中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早在近代梁启超的学术思想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有一些已经形成正确结论，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文化研讨的借鉴。因此，对梁启超学术思想进行考察，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