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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实践创新与时代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命题，不断推出外交新思想、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在有效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彰显了中国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和大国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肩负何种历史使命？如何认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及其具有的世界意义？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及其体现的大战略思路？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局的时代，中国外交又应该如何冷静思考并予以沉着应对？本章通过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以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及时代特色，更为系统地思考中国外交的演变规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为有关部门思考中国外交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知识准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与使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有力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日益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新坐标，强调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1]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世界的影响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经过60余年的艰苦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已经迈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全面审视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目标和进取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创新外交理论与实践，有效维护并拓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妥善处理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和大国形象。[2]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塑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外交体系和外交能力，这是日益崛起的中国对自身地位和身份、利益与目标、战略和政策，以及应有国际角色的准确判断和应有表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肩负何种历史使命？

回溯历史，中国曾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打破了外部封锁，赢得了应有的国际承认，在此基础上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追求经济发展，由此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世界见证了中华民族由弱小走向强盛、由被孤立到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仍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国内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更为顺利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好中国发展进程的关键一步，是21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根本追求和共同愿景。这一民族夙愿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在于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为基本的诉求和目标，是13亿中国人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追求和期盼。为此，中国需要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更为有效地维护和拓展自身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也需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需要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争取赢得它们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支持，或者至少要减少、缓解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阻遏。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世界大国。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及时向世界表达中国人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愿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以展现并提升中国的外交道义和形象。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担当，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期待。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愿景。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对世界秩序及人类未来发展的畅想，展现了东方中国的远大世界理想和抱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追求目标，由此具有国家和全球两个维度，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携手“世界梦”，表明中国人民在追求“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正在通过更为积极的全球参与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的重要使命。

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总体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有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或者至少不出现重大外部阻力。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基本稳定但仍然充斥着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以及诸多难以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国际经济合作持续深化但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思潮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问题突出但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不足[4]，国际体系变革加速推进但仍无法反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在此背景下，中国要顺利推进外交目标，延长和拓展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需要积极回应甚至破解中国外交、国际政治和世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若干重大难题：如何探寻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成长道路，以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战略疑虑？如何超越世界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大国政治悲剧，成功避免西方国家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倡导一种新的理念，推动世界各国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外交又应该体现一种什么样的道义精神？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乎中国切身利益，也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与思想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并不断创新外交思想和理念，基本搭建起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显著推动了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世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国际秩序建构提供了崭新思路，彰显了中国外交智慧的世界意义。

（一）道路观：以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常根据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方式实现崛起，或者在崛起之后称霸世界。21世纪初期，中国适时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就是旨在告诉世人，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发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5]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几千年中华民族“贵和”“尚和”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源于中国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深刻理解，来源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正确判断，来源于对自身发展目标和发展所需外部环境的清醒认识，来源于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所积累的经验和自信。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坚持和发展，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最大特色与亮点。中国旨在向世界表明，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不走德、意、日法西斯穷兵黩武的道路，不走美、苏称霸世界的道路，也不走过去中国闭关锁国的道路，中国要走一条主动参与全球化并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新路，推动“中国梦”与“非洲梦”“埃及梦”“土耳其梦”等他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从而以和平发展超越西方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国强必霸”传统崛起模式。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显著上升，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这一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坚持。

（二）合作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历史虽然早已步入21世纪，但各种形式的冷战思维、零和思维仍然盛行于世，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仍是部分国家的处事原则，互信缺失导致的相互猜忌乃至相互防范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平等和尊严，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安全保障，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就是要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就是要打破当前世界及各国内部存在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不均衡发展局面，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正如习近平主席2016年1月21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开罗演讲时所言：“我们要抓住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6]

中国明确倡导合作共赢的原则，其目的是要以合作共赢超越西方国家秉持的零和博弈思维，其实质就是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以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对结盟或对抗的传统国与国关系模式的超越，是对我赢你输、赢者通吃旧思维的超越。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弘扬，是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开辟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愿景。

（三）发展观：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经济全球化并未消除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未实现国际的公平正义。2015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国要以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所谓公平，即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特别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所谓开放，即坚持开放的发展，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所谓全面，即追求全面的发展，在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所谓创新，即促进创新的发展，各国要以改革创新激发发展潜力、增强增长动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7]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和突出问题，以创新促发展，以改革添动力，以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此次峰会邀请了埃及、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与会，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一次峰会。中国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鼓励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帮助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通过能力建设、投资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它们减少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20国，还属于全世界；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福祉，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就是要推动各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共享者和受益者。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8]这一理念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景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注，体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自由贸易的维护，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公平正义的责任和道义。

（四）安全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纷繁复杂，各主要国家间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和安全困境；中东和非洲地区历来是大国博弈之所，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利比亚内乱等热点与难点问题久拖不决；非洲地区深受恐怖主义和族群政治之害。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严重恶化了非洲各国的发展环境并削弱了其发展能力。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第四次亚信峰会的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理念的“亚洲新安全观”，随后在2015年9月联大峰会上，他呼吁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9]共同安全，即安全总是相互的、共同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国际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绝对安全。综合安全，即安全不是片面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综合，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只有兼顾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才能有效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合作安全，即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摒弃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反对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可持续安全，即安全应该是可持续的，通过发展这把总钥匙来打开人类的安全枷锁，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用发展消除安全隐患滋生的土壤。正是出于这种全新的安全理念，习近平在2016年初访问阿盟总部时，呼吁各方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10]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也在认真践行这一新的安全理念。这一安全理念，旨在反对个别大国追求一己绝对安全而非各国共同安全、奉行强权政治而非各国平等协商、强化同盟体系和势力范围而非构建以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为主要内涵的新型伙伴关系的传统做法；旨在呼吁各国通过以合作求和平、以发展促和平、以综合施策维护和平，从而实现世界的长治久安与和平共处。

（五）义利观：践行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

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惊羡，同时也引发它们的疑虑：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是否还是它们当中的一员？是否还会与它们休戚与共、携手并进？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访非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在同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及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更为全面地阐述了“正确义利观”，要求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正确义利观”，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在经济上做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继续在重大国际场合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它们伸张正义。诚如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联大峰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还积极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适时增加对外援助金额，注重帮助它们解决民生、减贫和发展问题。中国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在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中非双方共同开展“十大合作计划”，推动非洲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11]2016年初习近平访问阿盟总部时，宣布提供350亿美元资金支持中东地区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会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支持中东的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12]

“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联系起来。这一理念的提出，旨在打造新时期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新理念，着眼于提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境界，体现了中国帮扶发展中国家的无私仁义，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正义，体现了新时期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道义。如果说“不干涉内政原则”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自我约束的先河，那么“正确利益观”则是中国在逐步成为世界大国之后更为全面的自我约束、更为主动的国际承诺。

（六）秩序观：维护当代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并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完善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在维护并完善国际秩序的进程中，中国能够扮演何种重要角色？中国参与国际多边体系的重要努力方向，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发展利益，同时携手各国共同为国际体系建制度、立规则、定方向，推动世界更为有效地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提升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的出访选择了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布），并4次（2013—2016年）会晤金砖国家领导人，这表明中国真诚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人因此担心，中国是否会在现有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专门指出，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完善。[13]中国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始终做全球发展的推动者，始终做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始终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上述观念是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全新定位，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重大承诺。中国自古就有“大同”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怀抱真诚的国际主义精神，当前中国在逐步实现自身发展后，也开始更多展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充分体现了崛起中国的道义精神和大国形象。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国际体系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与大战略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外交进取方向和思路更加清晰，相关外交手段、方式和途径也更加具体。

（一）继续巩固周边外交的优先地位

周边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托，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国成长始于周边，主要大国的合作与竞争集中于周边，处理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涉及周边，展现中国不断增加的亲和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也离不开周边。2013年10月底，中央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周边对中国国家发展和外交全局的重要性，显示出新一届党中央对周边工作的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对周边外交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塑造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14]近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继续深化拓展，中国同中亚国家实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全覆盖，同南亚国家关系得到全面增强。当前，中国战略视野中的周边并不局限于诸多邻国的这个“小周边”，而是更加关注幅员更为辽阔、纵深更为宽广的战略“大周边”[15]，力争形成东西联动、陆海统筹、两翼齐飞的有利战略态势。

（二）着力塑造新型大国关系新框架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走不走得通、走不走得顺，关键取决于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目的并非像一些人所解读的那样，志在和平地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世界权力转移，而主要在于化解中、美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探寻一种和平、合作与共赢之道。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举行“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以及“西湖长谈”，引领中、美两国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迈向新台阶。2017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访美并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首次会晤，双方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中美两国固然存在诸如大国权力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诸多现实利益分歧，但中美也存在高度的经济互补、密切的人文交流以及一系列深化合作、管控分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中美在长期的频繁交往中也逐步形成了清晰认知对方战略利益和战略意图，避免直接挑战对方战略底线和重大核心利益的经验，这是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离不开中—美—俄“大三边”关系的大体平衡。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便选择了俄罗斯，以及近年来中、俄高层互信的不断增进，表明中国已经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大视野来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中国秉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以及“不选边站队”的姿态，不仅深化了与俄方在能源、高铁、航天航空等大项目合作中的互利合作，还通过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战略平衡及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此外，中欧关系继续平稳发展，中国同金砖国家的伙伴关系在继续深化，中国同各大国关系得到更为均衡的发展。

（三）更加重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助力

在新时期，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中国外交可以借助甚至是依靠的重要力量。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支持，中国能够更为有效地缓解某些西方大国和个别周边国家出于对大国权力转移的担忧，以及基于中国发展模式的不信任而在战略和安全层面对中国进行的防范和遏制，从而改善和优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就出访了非洲，表明“十八大”后党中央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2014年中国提出推动非洲的“三网一化”建设，2015年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进一步提出推动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的“十大合作计划”，中非关系的定位也跃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合作由此得到全面升级，提质增效。中国同样重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2016年初，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发表演讲，从中国的视角回答了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为中东的和平稳定注入了新能量，为中东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国外交不仅要代表和维护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也要关切并回应世界最大多数国家、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中东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多数。中国需要发扬历史上建构国际统一战线的经验，下好“先手棋”，不断积累“外线作战”的经验。中国需要秉持“正确义利观”，继续在国际上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力。中国也需要继续增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的同时，提升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发展领域的话语权。

（四）视全球治理为中国大有可为的外交大舞台

中国外交以前有“多边是重要舞台”的说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从全球治理这一更为宏大的框架来审视自身的国际参与、国际责任和国际形象，把全球治理视为中国外交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舞台。首先，较之以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加“有为”，在推动世界减贫、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上贡献了越来越多的力量，提供了越来越多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仅以支持国际维和行动为例，中国一直是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在2015年进一步宣布设立总额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承诺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其次，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既有重大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积极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同时发起组建了一系列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共商、共建、共有、共享为特点的国际组织及合作机制。中国在继续深化上合组织的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及拓展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的同时，近年来推动中海（海湾国家）自贸区谈判，重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新进程，与拉美国家搭建了中拉合作论坛机制，实现了多边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中国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我们不断推动国际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在稳步上升。毫无疑问，中国已经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学习者”日益成为国际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塑造者”和“建设者”。

（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新的进取方向

自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现已同沿线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相关合作协议，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16]中东和非洲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必然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及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时，继续深化与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合作势必有助于提振世界经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给世界发展注入新活力、正能量。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凝聚发展共识，对接发展战略，共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在提升中国向东开放的同时，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构筑起方位更加平衡、领域更加宽广、时空更加开放、内外联动更加紧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沿线国家的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沿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概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是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拓展中国战略影响空间，促进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发展方向在于，努力实现东西联动、陆海统筹、欧亚非对接、印太一体的地缘战略大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格局一直存在重海轻陆、东快西慢的不平衡性，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甚至落后于中部地区。然而，东部方向恰好也是大国势力云集特别是少数大国力图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方位，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的长期存在使亚太地区存在经济高度关联和安全高度脆弱并存且难以化解的特殊两难。打破封锁、冲出海洋、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崛起必须予以突破的重大课题。在全球战略布局上，中国要立足亚太，放眼全球，秉持大思维、大视野，在世界大棋盘上规划中国的外交布局和进取方向，构建崛起中国的全球大战略和大格局。中国崛起“一体两翼”、“两翼齐飞”格局的形成，旨在实现中国东西两大方位、陆海两大区域的有效统筹，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三大洲、印太两洋及其周边区域的战略空间，由此实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全面升级，助推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入发展，从而全面助推中国崛起进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与新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运筹帷幄、开拓进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逐步成形并日臻完善，对外关系也不断呈现出新局面、新气象、新特色。中国外交由此更具进取意识，更具全球视野，更有大国风度。

（一）更加强调“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提出了两点新的要求：一是更加明确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绝不能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二是强调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由此，中国向世界明确表达，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舞”，而是与相关国家的“双人舞”、“集体舞”。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比如，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双方的相互尊重，特别是需要美国清晰认识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也需要日本真诚反省历史错误，并坦然看待中国崛起的现实。此外，中东地区战乱、冲突与地区动荡的持续，不符合中东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中东地区实现长久和平，需要来自中国的不懈努力，也需要西方国家摒弃霸权思维与先发制人的行为逻辑。对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发展，表达了中国对世界的善意期望，希望中国的和平发展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希望其他国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了中国的战略底线，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不致出现对华战略误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也要有“底线思维”，体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一贯承诺，体现了东方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担当，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体现了21世纪中国外交的应有风骨。

（二）更加具有进取精神

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中国日益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在维护自身利益、运筹对外关系、参与全球事务方面更加具有战略远见、更加注重开拓进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特别是海洋权益，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较为有效地改变了中国长期面临的被动局面；二是在地缘战略谋划方面，谋全局、重运筹，中国的大战略视野更富远见，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得到显著深化拓展；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眼于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同时也旨在增加中国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议题设置权、话语权和在重大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例如，中国在参与解决苏丹南、北冲突问题上，从“发言人”到“传话人”再到“调解人”，积极致力于推进苏丹的和平进程，扮演了危机调停人和稳定者的角色。[17]中国通过全球治理这一大舞台，不仅推动着既有重大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也与相关国家一道积极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在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全球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了“参与者”、“建设者”和“塑造者”的作用。

（三）更加彰显大国责任意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外交理论创新、更具全球视野的大战略布局，也需要有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度的大国责任。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施国际发展援助、维护国际安全，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承担了与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大体相称的国际责任。中国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携手各国达成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重要成果，推动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中美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率先批准《巴黎协定》，更是表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坚定支持，也因此得到了联合国的高度赞赏。中国加大了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2014年3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后，率先紧急驰援，向疫区相关国家派遣了1200多名医护人员，提供了4轮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援助。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激情感慨道，“中国不仅从来就不曾殖民非洲，而且正在做着那些非洲国家期待前殖民者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也讲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中国对非援助与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这完全与事实不符”。[18]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维护并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更加重视彰显大国责任；中国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积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说中国成功实现自身13亿多人口的减贫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那么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更加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则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四）更加体现民本思想

中华文化有着深厚久远的民本思想传承，“民惟邦本”、“仁者爱人”、“民为贵”，反映的是中华先贤对民众的地位和价值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明确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理论和奋斗的最高目标。可以说，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理念。对外工作是国家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目的之一是维护好国家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好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好国家和公民在海外的形象和尊严。中国秉持“外交为民”方针，坚持不懈打造海外民生工程，建立健全境外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机制，不断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在撤侨、营救在海外遭到绑架或劫持的同胞，以及处理涉及中国公民利益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外交部门从爆发内战的也门撤回600多名同胞，从遭受强震的尼泊尔接回5600多名滞留的中国公民，营救近20名在国外遭绑架或劫持的同胞。2016年，中国从局势动荡的南苏丹撤离公民千余人，成功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并逗留4年之久的船员，妥善处理上万起涉及中国公民利益和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1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本质的特征。

（五）更加积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及文化上的日益自信，以西方为中心、非西方为外围的全球话语体系已难以反映世界日益多元化发展的现实，全球话语体系亟待更趋均衡、多元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且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新兴大国，不仅能为世界贡献物质产品，也能为世界贡献更多的观念产品和精神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继承60余年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外交理念和思想，不断推出新的外交方案和举措，在维护和增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即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分享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和相关思考，以此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治理能力、解决其发展面临的若干难题并独立自主地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作为一个曾经的后发国家，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并合理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新路径，在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塑造社会共识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为那些长期陷于发展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激励、一种借鉴、一种榜样。[20]在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沉渣泛起，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情报共享、边境管控、跨境追逃、金融监控等方式开展反恐合作；在非洲，“再工业化”浪潮风生水起，中国可通过分享践行“中国制造”经验与双边产能合作，推进非洲大陆实现“非洲制造”。

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以中国智慧回答甚至破解了困扰中国外交、国际政治和世界发展的若干重大难题，即以和平发展超越西方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国强必霸”传统崛起模式，以“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破解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大国政治悲剧，以合作共赢理念超越某些西方大国秉持的零和博弈思维，以新安全观推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以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打造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新理念、新境界，以中国经验助力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发展难题并探寻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以追求国际公平正义实现国际体系更为公正合理的发展。

余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个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时代命题，其理论体系、战略布局和政策举措日臻完善且仍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着眼于21世纪上半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应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创新有望继续深入推进，从而更好地营造中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在国际形势大变局背景下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抬头之势，以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为特点的激进主义情绪在全球蔓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重大事件给本已复杂的国际形势再添不确定因素。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加之由于全球化红利在各国间及各国内部未能得到均衡分配而激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全球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估计未来五到十年，这种政治文化仍将继续，或将引发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给国际关系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但从长远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将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技术、资本、产品、产能、人员、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仍会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中国要认清历史发展方向，沉着应对，转危为机，做好“三个继续”尤为重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维护并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何种变化，中国都应坚定不移地把战略重心置于国内发展之上，争取在推动经济发展、深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主要大国专注于国内发展，注重提升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发展、改革和创新，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聚国家实力特别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中国外交工作的部署和推进，也必须置于这一总体框架之下予以通盘考虑，其核心仍在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仍需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时代精神，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基础上更加积极有所作为。

（二）在量力而行、权责平衡的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并明确进取方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更加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全球发展、世界安全及重大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和责任担当，在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和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时，也有效维护和拓展了国家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应有的大国责任和形象。今后几年，美国及部分发达国家可能倾向于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贸易、投资和移民等领域可能趋于保守，在全球责任的承担方面可能适度收缩，这给中国参与全球事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若干重要国际机制的主要参与方的身份，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发展方向。中国可以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主要抓手，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特别是激活、挖掘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中国抓住这一机遇，或将在全球治理格局、国际机制和全球性观念的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必须坚持两点基本原则：一是量力而行。从人均经济份额、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仍只能是发展中国家，更何况中国还有幅员辽阔且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按联合国标准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紧迫的任务仍在于解决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所肩负责任的最为主要的方面。由此，思考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应该基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而不能超前承担超过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责任和义务。[21]二是坚持权责平衡的原则。我们为全球治理“出力”，也要积极出方案、拿主意、定规则、建制度，要顺势表达中国主张，传播中国声音，分享中国话语，彰显中国智慧，提升中国影响。中国承担了国际责任，应当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增进在国际机制中的制度性权利，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通过与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相互合作，应明确要求它们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尊重中国不断提升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三）塑造以和平、民主、公正、民本为内涵的“外交核心价值观”

世界大国之所以受到世人的认同乃至尊重，不仅仅是它为世界提供了贸易机会、发展红利和物质产品，还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他人能够理解甚至认同的新制度、新观念、新模式以及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在追问：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究竟怀抱什么样的世界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世界目标？如何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提出具有自身特点又观照人类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特别是提出清晰、明确且长期坚持的外交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了解我们的战略意图，极大改善外交形象，提升外交道义高度，增强外交的亲和力、感召力并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是否能够拥有更为明确、更为系统、更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将是中国在大国成长道路上更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外交核心价值观需要简洁明了，能够通过凝练而高度概括的词汇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对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和国际秩序最为根本的看法。它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国家身份认同和传统历史文化基础之上，又能为国际社会普遍理解、接受乃至认同，以下要素尤为重要：一是和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属性，是中国外交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追求和平、摒弃战争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二是民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世界人权进步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有长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经验，因此理应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注入中国话语、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三是公正，即追求国内公平和国际正义。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义务实现国内社会和谐和民众的共同富裕，同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有责任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推动国际秩序更为公正合理发展，以更好地维护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益。四是民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民本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理念。中国现代人本、民本思想与西方维护个人尊严、追求自由平等并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潮有许多相通之处，也能部分克服西方人文主义把个体自由和个人利益绝对化的倾向。需要强调的是，外交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根植于国内价值理念，塑造外交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其实也是国内价值观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展望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自身经济改革和政治转型，在此基础上适时提出引领世界发展趋势并能得到世人广泛认同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模式，将是中国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22]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

[2]罗建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大国责任》,《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

[3]《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4]例如，欧美国家近年出现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现象，民粹主义对各国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且使西方大国外交趋向保守，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相对降低。

[5]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6]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7]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8]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9]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

[10]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11]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

[12]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