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价值与关键
魏达志[1]
综观世界经济地理分布，经济发达区多出现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位优势的大河河口及海湾区域，亦简称“湾区”。湾区是大陆与海洋的连接点，其城市的张力由湾区开始辐射全球，“湾区经济”不仅是天赋的都市圈经济，而且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科技格局和运行方式的新的经济组合，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经济科技竞争与合作的特殊平台，它们大多由一个或者数个世界级中心城市组成，它们是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枢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引擎，是科学技术创新的聚集高地，是新的思想智慧交汇创新的发源地。
世界级的“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与高端要素的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具有强大的作为城市与区域的凝聚力和辐射力，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冲击力和影响力。那些具有全球性价值的大都市、都市圈与城市群的独特功能能够充分地体现国家意志，并在这种全球性城市群的竞争中，那些具有湾区经济组合形态的城市群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湾区经济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国家间的竞争。
一 “湾区经济”是天赋的全球性经济组合
（一）湾区经济是全球性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组合
湾区经济依托优质港口和全球性中心城市所拥有的金融中心、创新中心、文化艺术中心，以区域及产业的集聚形态构建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并作为国家力量形成专业化的研究发展和高端要素配置的集聚高地，成为全球性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组合。
（二）湾区经济将构建全球性开放的经济结构和空间载体
湾区经济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形成并具备全球性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核心空间载体，易于构建全球性开放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
（三）湾区经济是全球性新兴经济体系及产业的聚集形态
现代新兴经济体系是指在特定区域里具备突破存量，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具有交互关联性的公司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性机构等组成的群体，而湾区经济就是全球性新兴经济形态及其产业呈现的组合形态。
（四）湾区经济拥有完备的全球性物流组织与贸易网络
由于湾区经济发源于港口经济，依托国际贸易，港口的快速物流组织以及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网络，无论是海陆空一体化，还是虚拟与现实空间，都为湾区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经济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性平台与流动性载体。
（五）湾区经济是汇集并培育全球性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极核
湾区经济能够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的各种条件，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市场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使得其能够成为汇集并培育全球性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极核，更加具备发展成为最具现代化、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都市圈与城市群的空间形态。
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四大突破性价值
1.国家全局视野中强化区域地位的标志性突破
2017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由地理概念、学术层面、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国家全局视野中强化区域地位的标志性突破。
（二）“一国两制”背景下一体发展的关键性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由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带动并包括港澳共同发展，是“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联动发展、融合发展的关键性突破。比如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若干重要文献，其中也提出要“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但这是甲方与乙方的合作，而这次是融合性、一体化的深化合作，本质内涵已经大大提升。
（三）全球化时代对标国际顶尖湾区的战略性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直接对标全球最发达的三大湾区，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标国际顶尖区域的战略性突破。从经济体量来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旧金山湾区，未来有望成为超过东京湾区甚至能够与纽约湾区比肩的特大城市群。由此可见，以粤港澳湾区作为中国核心湾区对标国际顶尖湾区的战略性突破时机已经成熟。
（四）改变国家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中的根本性突破
在全球整体的产业链布局中，发达国家在上游，我们在中下游；发达国家在核心，我们在边缘；发达国家在高端，我们在中低端。无论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建设全球性中心城市，或是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一个很大的使命担当与突破就是改变中国在全球的分工地位与状态，重组全球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这是是否能够代表国家占领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并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突破。
三 粤港澳中心城市引擎建设及深圳的路径样板
建设与打造全球性中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战略性关键，因为大湾区发展必须拥有全新的动力构成、全新的经济结构与全新的发展模式，虽然说湾区经济大多由一个或者数个世界级中心城市组成，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优质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中心城市不是意见争论的总结，也不是舆论比拼的结果，而是市场选择、社会认同与政府规划之间的博弈，并最终形成具有全球性核心竞争力的湾区引擎和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中心城市。我们以为深圳在最终形成全球性中心城市方面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路径样板。
（一）灵魂铸造——旗帜鲜明的使命担当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奇迹，也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崛起的典范，它的第一个鲜明特点，是从它创建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中“中国道路与特区探路”的关系，就在肩负“中国需求与特区担当”的使命，就在履行“中国梦想与特区模式”的塑造。整个深圳特区的发展成长的历史，都是在为国家探路，承载使命、责任与担当，向创新发展模式方面努力，从而体现深圳拥有全球视野、国家立场、特区特色和使命担当，并充分表达经济特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深圳2017年本市生产总值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8.8%；辖区公共财政收入8624亿元，增长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32亿元，同口径增长10.1%；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平均增长22.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和发展成就，已经奠定了成为大湾区发展引擎的价值基础。
（二）定位精准——高屋建瓴的战略定位
深圳的战略定位是一个不断优化与提升的过程，我们认为，深圳的科学定位与发展模式的创造，正是中央对特区的最大冀望，因此深圳既需要提供“更具改革开放引领作用的经济特区”的全新发展模式，需要提供“更高水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全新发展动力，需要提供“更具辐射力带动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总量，需要提供“更具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的全球创新与资本高地，而且还需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民生幸福城市”引才聚才、创新创业的好环境，从而实现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创新支撑、模式支撑与路径引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须铸造全球性的顶尖城市，其城市战略定位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四大因素：一是必须考虑与对标全球最发达相关城市的竞争与参照关系；二是必须考虑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时代转型与持续发展的关系；三是必须考虑对自身城市以及城市群未来创新与引领的关系；四是必须考虑对国家重大战略性目标的支撑与贡献的关系。并将城市的战略性定位与功能性定位结合起来，由此而代表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向。
（三）开放支撑——全球视野的博大胸怀
深圳从创建之初，就开始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一方面深圳正在谋求进一步的国际化，以全球视野开展更大范畴的国际经济与科技合作，强化城市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断根据国家战略走向世界市场，根据2016年10月媒体的公开报道，深圳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全球已经建成250多家研发机构，建成70家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为一体的新型研究机构。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深港澳合作，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如何以更加开放、包容、豁达的心胸与方式方法去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是这个城市应该思考的重大命题。
关于构建开放新格局，2018年深圳市政府报告提出，以大湾区发展规划建设为契机，争取推动深圳更多项目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专项实施方案，推进深港澳在经贸、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领域更紧密合作，对标国际化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发展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如果开放型经济首先在深圳形成气候，将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发挥带动作用。
（四）改革先行——统揽全局的大国智慧
深圳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敢闯”史，闯了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闯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闯了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深圳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并初步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改革依然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深圳的改革，不仅需要问题导向，同时还需要战略引领，并将战略引领和问题导向作为改革的前提与基础，以率先改革形成可传播、可复制的改革示范；如果深圳的改革不能继续引领未来的发展，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改革领头羊的地位将会丧失。
（五）创新引领——科技驱动的动力构成
深圳已经创造的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发展模式。在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深圳作为我国一线城市中最年轻且最具活力的城市，在5G技术、石墨烯太赫兹芯片、3D显示、新能源汽车、特种计算机、柔性显示等多个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正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加快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迈进。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创新发展更有质量。深圳平均每天诞生46件发明专利，平均每63人拥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创新最深沉的动力来自于企业。深圳的“六个90%”: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预示着深圳全新的创新动力最有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城市。
（六）集约发展——稀缺资源的集约配置
深圳创造的又一个好模式是集约发展模式。深圳的土地面积1996.85平方公里，仅仅是上海的30%、广州的26%、北京的12%，而且还有一半以上是生态和绿化用地，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在2016年每平方公里产出为9.7亿元，是上海同年的2.24倍、广州的3.68倍、北京的6.42倍。深圳在2017年每平方公里产出为11.01亿元，在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崛起的过程中，深圳这种集约发展的模式创造，将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将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它将成为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未来正确道路的典型范例。
（七）结构优化——引领时代的产业结构
深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常抓不懈的战略性大事，目前深圳拥有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四大支柱产业，拥有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已经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深圳还拥有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五大高成长的未来产业；加上服装、家具、钟表、黄金珠宝等若干优势传统产业，使得深圳已经形成了在全国大中城市里最具高端引领、快速发展、持续发展、滚动发展的最优产业结构。
与此同时，深圳正在培育新动能。出台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规划建设石墨烯产业基地，培育第三代半导体、新材料等创新型产业，结构优于规模，深圳优化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将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当中进一步产生势不可当的先行优势。
（八）主体塑造——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目前深圳商事主体总量继续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创业密度最高。期间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城市创新体系之中，企业在从事技术创新、依托知识创新获得价值发现，并确认自身在产业技术链上的环节与位置，从而掌握若干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案例在深圳屡见不鲜。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存在，是深圳提升市场活力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深圳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和企业家成长模式，这也是深圳源源不断地产生500强企业与品牌企业和大批优秀企业家的重要基础。
根据央广网2018年1月15日消息，深圳不断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简化登记程序，让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大大降低，激发了市场活力。目前深圳商事主体增至300多万家，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从2013年3月1日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新登记商事主体大增，平均每月新增3.8万户左右，每10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户，无论是创业密度还是商事主体增长速度，均位居全国首位。深圳充满活力、颇具规模的市场经济主体，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最具生命力的活跃因子。
（九）机制协同——政府市场的相向发力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经济管理和调控主体，市场是配置各类资源的基础平台和基本场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与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深圳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不断地实现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并实现政府与市场的相向发力，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地面对市场、研究市场、分析市场、认识市场、调控市场并实现与市场的同步、引领和协同，包括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和重大举措，政府在认识市场规律之后的政策引领，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也是深圳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的重要原因。
（十）发展后劲——布局新兴的经济形态
评价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与滚动发展能力，关键在于城市未来发展的产业增量、质量及其突破口，所以必须考察它在所处的历史发展周期中所拥有的新兴经济形态及其创新性、特色性和领先性。比如在深圳目前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济形态，就包括城市群经济、都市圈经济、总部经济、湾区经济、海洋经济、标准经济、质量经济、数字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自贸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这些前沿性的经济形态。而经济发展的重大表现就是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经济现代化的表现就是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并逐步促成新的创新投入，因为每种经济形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时代理念、投入内涵、发展模式、主导产业、经济结构和运行制度等，而这些恰恰是深圳未来能够实现经济高端引领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涵，这些创新性的经济形态更加容易产生各种优势叠加的新型的发展模式和创新范畴，是培育创新优势与发展后劲的新兴领域，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不断注入的动力。
四 粤港澳大湾区中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脊梁作用
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超大型城市群之一，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高，不仅拥有广州与深圳两个全国性中心城市，而且拥有港澳这两个国际化城市。这些核心城市科技雄厚、产业密集并具文教实力，易于形成域内产业结构互补性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如果战略定位科学，发展导向正确，既具有不断创新和向高端演进的动能，还具有从空间上向外不断扩散的活力。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部署视野下，又为我们重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并进一步向珠三角创新圈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圈升级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实践空间，区域经济理论所强调的点轴圈发展路径依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一）实现经济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化
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区位、产业、技术、知识与人才等的规模与质量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各市的创新发生与产业发展存在不均等现象。同时城市群的各个城市具有不同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城市群的集聚过程，表现为科技、资本、人力等要素由于收益差异而导致由外围向中心的集聚；在扩散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由中心向外围辐射，并导致区域经济整体得到提升与发展。
城市群内总存在一或两个核心城市作为增长极核，如改革开放之初的香港与广州。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都发端于增长极，当一旦突破两点的原始形态就开始了两点之间的辐射和对接，并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新兴的产业布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轴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成熟，轴线开始向新的圈层扩散，然后辐射到整个城市群。
这一辐射路径与方式被称为城市群均衡发展的主导路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路径就是典型的城市群均衡发展的范例。在主导路径形成中，点轴贯通是第一步，经济发展轴线一旦形成，将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如深圳和东莞就是在香港与广州点轴开发中崛起的珠江东岸城市，与此同时，珠江西岸又崛起了佛山、中山与珠海等另外一些城市。点轴形成与演进的结果将辐射整个城市群经济圈。
城市群形成增长轴后将进入网络扩散模式，并通过几何级数的能级效应，构造现代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网络开发既是城市群点轴系统的延伸和强化，又可促进城市群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当珠江三角洲的周边地区强烈地感受到中心城市的扩散力度时，城市群网络即经济圈就将形成。城市群点轴圈的形成，在城市群的能级增长上将发生几何级数的飞跃，即1∶3∶9的经济能级效应。
目前港澳大湾区已经顺利实现了点轴圈经济能级的集聚与扩散过程，我们应该推动实现由经济能级向创新能级转化的扩散效应，形成新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更加应该发挥协同带动作用，加速港澳大湾区创新圈形成并有效支撑广东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并最终为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重构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
目前未能发挥珠三角经济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化的能级扩散效应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我们已经构成“1+1+7”（广州市+深圳市+其他七市）初步的珠三角创新格局，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是珠三角城市间缺乏协同创新的分工与机制，目前的创新状况依然是各自为政，在整体的创新格局中依然显得凌乱；由于缺乏全省创新政策系列的操作指引，广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创新政策，但我们在实际的调研当中仍然听到各个地市有关政策操作性不强的呼声。特别是深港穗三大核心城市并没有形成创新领域的协同与合作，珠三角创新轴尚未形成，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形成，更不可能实现对珠三角创新圈的带动作用。我们依然需要重新探讨科学合理的实践路径，通过总结珠三角创造经济优势的历史过程，实现由经济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化。
还不能忽略的是，要发挥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主动积极地融入珠三角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始，有香港、广州两个核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增长极核，增长极的轴向扩散与点轴贯通崛起了珠三角东西两岸的新兴城市带，吸引经济资源向轴线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轴。点轴形成与演进的结果将辐射并提升整个珠三角经济圈。“深港创新圈”曾经是一个亮点，但由于香港的知识创新体系与深圳的技术创新体系并未能形成有效融合，所以未能发挥深港协同的创新效应和辐射支撑作用。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当前香港在创新问题上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利于未来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新兴的创新格局。
（三）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奠基未来发展
珠三角创新圈应该成长并依托于珠三角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城市群之中。珠三角创新圈的形成，表现为更多的创新资源由点轴辐射向圈层的扩散，并进一步集聚来自海内外的不同的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与此同时，珠三角创新圈的主要城市在协同创新与合作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获得具有制高点价值的科技成果与产业化效应，并进而带动整个珠三角的创新发展。
一是率先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并在战略上重构珠三角创新圈的梯度发展格局。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制定深港穗莞协同的创新政策，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立深港穗莞创新合作平台。加快建立深港穗莞联合研发、科学发现、人才交流、知识产权、技术转化等综合性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港穗的高校资源和深莞的创新企业集群优势，鼓励深港穗莞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创新企业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联合开展重点产业及其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
同时充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共同形成创新辐射的引领作用。
二是发挥深圳先行作用，布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具有科学发现与技术开发意义的产业集群。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以广深沿线为主轴整合创新资源，实现广东省提出的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推动重大科技平台和基础设施共享，促进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深度融合。注意发挥深圳在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引领作用，深圳作为国家级的自主创新城市，不仅责无旁贷而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发挥深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支柱产业和创新型传统优势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应用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先发优势，通过先行优势促进优质资源的整合利用。
三是构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形成并巩固珠三角创新圈并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圈升级。我们需要扎实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推动珠三角创新圈的形成并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圈的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通过创新政策和各类合作平台推动深港穗莞创新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促进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和产业分工梯度布局，构建协同有序、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科学高效的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提升深港穗莞创新能级，聚力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并加速提升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带动作用。同时推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乃至珠三角与大湾区创新圈内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共赢。支持建立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源开放协同机制，共同打造支撑珠三角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点。再是全面推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乃至更大范围不同产业间的创新协同。通过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产业链与分工协作格局，共同打造珠三角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基地，引领珠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得到持续不断的提升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粤港澳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竞争意义的大湾区，其中的发达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正在致力于抢占世界新的经济与科技制高点，正在形成更加具有规模的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制造中心、服务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融合发展的全新格局，并在粤港澳大湾区点轴圈的发展扩散路径上提升整个都市圈、城市群并覆盖全域的创新、创意和综合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