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史和交通史解读
夏禹的功业，据说开辟了黄河流域迈向文明的道路。而“决江浚河”、“疏河决江”一类传说，其实多有夸张。当时农业的进步，可能主要体现于山地农田的垦辟。人们离开河滨，走向山林，避免了洪水的威胁，也开拓了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要的意义。
一 禹功“凿龙门”的夸张
历来多以为禹治水的成功，在于疏通江河。如《韩非子·显学》：“决江浚河”，《尸子》：“疏河决江”，《墨子·兼爱中》：“洒为底柱，凿为龙门”。《淮南子·修务》写作“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此“龙门”当指伊水龙门，与《墨子·兼爱中》黄河龙门不同。又《淮南子·要略》：“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水经注·江水二》也说禹曾经于大江开峡口泄水。
然而，以当时生产力水平推想，完成如此规模的工程是绝无可能的。
《淮南子》中多处说到禹凿龙门事。《时则》：“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人间》：“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脩务》：“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泰族》：“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对于“凿龙门”的传说，高诱注：“龙门本有水门”，“禹辟而大之，故言凿。”《朱子语类》卷七九说：“今人谓禹治水，始于壶口，凿龙门，某未敢漫议。云河水汹涌，其势迅激，纵令凿龙门，而下流水未分杀，必且溃决四出。”林则徐《游龙门香山寺记》也写道：“两山对峙，峨峨若两阙者，询之，即龙门也。伊水经其间，世传神禹凿此。今以形势观之，诚天工，非人力也。”
这还只不过是伊水龙门，至于黄河龙门，形势则更为宏阔。徐旭生指出：“依专家估计，就在今日工程技术很发达的时候，想要开掘这样险峡，还不容易，何况数千年前？大禹时代未知已经发明冶铜技术与否。以一群无金属工具或具粗陋金属工具的人民想兴这样宏伟的工程，不惟无可能性，并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企图。”[1]丁文江也曾经发表《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以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龙门是天然的峡口，用不着人凿的，也非人工所能为力的。”他还指出：“砥柱又叫做三门，是因为有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石之中，煤系软而火成岩硬，所以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煤系被水冲开一丈，被风蚀低一丈，火成岩却不过受了十分之一的影响，成功了所谓三门。与禹何涉？”[2]显然，如《水经注·河水四》所谓“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者，其实都是后人夸张形成的神话。
一般认为，优于筏和独木舟的早期木板船的出现，当在金属锯使用之后，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早期。[3]关于所谓禹“疏河”、“浚河”传说，考虑到当时作为主要水运形式的原始船舶大量是独木舟和木排、竹排，其稳定性、装载量和运行可控性都难以承当江河疏浚作业，推想禹所谓疏导之功，可能仅仅是完成洪水所浸漫的耕田的排水工程。即《论语·泰伯》所谓“尽力乎沟洫”，《尚书·益稷》所谓“浚畎浍距川”，《史记》卷二《夏本纪》所谓“致费于沟淢”。[4]此外，《史记》卷二《夏本纪》还记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也说到克服水害遗患，以迅速恢复农耕生产的重要措施。《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引《夏书》论“禹抑洪水”事迹时所谓“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 走向山林：交通行为与住居和经营的革命
禹所处的时代，文明进步的突出表现，可能在于对山地的开发和经营。
远古先民们为生活取水的便利，起初往往居于水滨。当时他们对于山地，常以林木森密，猛兽横行而惶惑疑惧。《尚书·舜典》说，帝尧曾将舜“纳于大麓”，舜“烈风雷雨弗迷”，于是，“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当时是重要的考验程序。孔安国解释说：“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和于天。”这实在是谬解。帝尧对于舜所进行的，实际上是应对自然力的考验，而“大麓”，当时是居于水滨的人们普遍视为畏途的。
对于这一传说，《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入山林”，司马贞《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穀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录万机之政’，与此不同。”司马迁的记述有实地考察民间传说的基础，应当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可能确以入山林而不惊慌迷乱，作为道德崇高、神力奇伟的标志。《淮南子·泰族》：“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所谓“任以百官，以观其外”，可能和孔安国“大录万机之政”说有关。然而所谓“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则与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的记述接近。高诱注：“林属于山曰麓。尧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风雨而不迷也。”同一事，《论衡·感类》有“舜入大麓，烈风雷雨”之说。《论衡·乱龙》则将舜、禹的事迹一并叙述：“舜以盛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禹铸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论者以为非实，然而上古久远，周鼎之神，不可无也。”[5]这里所说的“周鼎之神，不可无也”，与他在《论衡·儒增》中针对《左传·宣公三年》夏鼎使百姓识别神怪，以入川泽山林而不致受到侵害的说法提出的批驳，有所矛盾。其实，“以为非实”的“论者”，也包括王充自己。《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杜预《集解》：“螭，山神，兽形。魅，怪物。罔两，水神。《说文》云：罔两，山川之精物也。”《论衡·儒增》中则说：“儒书言夏之方盛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而为之备，故入山泽不逢恶物，用辟神奸，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远方贡之为美，铸以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且九鼎之来，德盛之瑞也。服瑞应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于人，无能辟除。宝奇之物，使为兰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语也。夫九鼎无能辟除，传言能辟神奸，是则书增其文也。”看来，《论衡·儒增》绝对否定的说法，不免偏执之嫌。而《论衡·乱龙》所说的“周鼎之神，不可无也”，即以为关于周鼎神奇之说，不能断言毫无根据，这种对待远古传说的态度，或许是可取的。
古人对夏禹时代“入山林”的郑重记述，体现这一历史变化意义重大。剥去这种传说所蒙盖的神秘主义的包装，可以发现当时新的农耕开发的历史印痕。
“禹铸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携带作为重器的炊具而行，显然并非短暂行旅，或许即体现了水滨人们开始往“山林”定居的历史事实。近水之居容易受到水害的威胁，在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人们可以随水势往来迁居，然而到了农耕业和家畜饲养业在社会经济中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而渔猎的重要性下降的时代，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艰苦经营而形成的村落、住居、田圃、圈栏等，都牵系着人心，使已往的频繁迁徙愈益困难。于是，人们对洪水的危害产生了最深切的感受。这可能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产生洪水传说的时代。
传说中禹引导人们开发以往视为畏途的原始山林，开始了各部族向较高层的台地移居的运动。这一过程在历史记录中也有片断的反映。例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禹之功为大”，而其首要之功，就是“披九山”。《史记》卷二《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领导“治水”的实践，就包括所谓“山行乘
，行山栞木”，“通九道”，“度九山”。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夏本纪》中还引述了《禹贡》关于禹治水时“道九山”的记载：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幡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史记》卷二《夏本纪》与《禹贡》个别文字略有不同，而“道九山”三字，是司马迁总结性的手笔。
禹积极开发和经营山地农耕的事业，《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以及《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等都有所反映。毛亨释“甸”为“治”：“甸，治也。”又说，“禹治梁山，除水灾。”郑玄笺：“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梁山之野，尧时俱遭洪水，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地。”《淮南子·齐俗》：“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国语·周语下》说禹“封崇九山”，《史记》卷二《夏本纪》说禹“度九山”，“道九山”，可能也都与这一历史过程有关。杨向奎在讨论禹的传说时曾经指出，“在中国阶级社会形成以前及阶级社会的萌芽时代，我们的祖先，有一个时期是住在阜案或丘陵的。”黄河下游，因河水泛滥，古代的人民多居于陵阜之上，“这种陵阜叫做‘州’，所以中国古代‘州’字与‘丘’、‘陵’字全可以通用，如《山海经·海内经》内有九丘”，“九丘的意义同于‘九州’，或曰‘九山’。”杨向奎还指出：“《史记·五帝本纪》、《墨子》中有‘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辞过》）的记载，《孟子》也有‘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的话。全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是居山的了。”“《尚书·盘庚》也说：‘古我先王适于山。’也说明古代国王之居于山。”[6]
三 井的出现及其推促文明进步的意义
离开滨水地区，在较高的台地开辟耕地而定居，主要困难是水源问题的解决。《山海经》说：“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7]屈原《天问》：“河海应龙，何尽何历？”王逸注：“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一云：‘应龙何画，河海何历？’”《拾遗记》卷二也写道，“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所谓“水泉流通”，“导水所注当决者”，都是为了解决水源问题。而水源问题的根本解决，主要得益于凿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水井，正是龙山文化时代的遗存。河南汤阴白营的这处古井遗址，“井口距地表2.65米，略呈正方圆口形，口有两层，大井口南北长5.8米，东西宽5.6米。下深0.55米为小井口，小井口南北长3.8米，东西宽3.6米。井上部的四壁向外倾斜，下部较直，口大底小。”为了加固井壁，井内还有46层井字形木架。木架用带树皮的柳木或榆木棍交叉，有榫卯扣接，层层垒叠，从井口直至深11米处。“井底南北长1.2，东西宽1.1米。”井底出陶片数量较多，可判断出器形有双耳罐、鼎、鬲、豆、盆、碗、瓮等。井字形木架和井壁之间，用黄土充填。井壁的倾斜度较大，说明当时的凿井技术还比较原始。[8]
据一些历史文献记录，井的发明权属于伯益。如《初学记》卷七引《世本》：“伯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而《孟子·万章上》说，“禹荐益于天。”《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史记》卷五《秦本纪》也写道：“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可见伯益（即柏翳）是与禹一同治水的重要部族领袖之一。
因而，井这一“古者穿地取水”[9]的伟大发明，应当看作禹的时代与自然力英勇抗争的人们的共同的文明创造。
[1] 徐旭生：《五帝起源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2] 丁文江：《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有学者指出，“殷商甲骨文中有舟字”，由字形看，约略可以窥知当时的木船已经有隔舱，表明船的制作已进入了木板船的阶段。郭松义、张泽咸：《中国航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 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4] 裴骃《集解》：“包氏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广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有淢，淢广深八尺。”
[5] 《论衡》中“舜、禹”连称的情形还有许多，如《偶会》：“舜、禹当得天下”，《书虚》：“舜、禹之时，鸿水未治”，“舜、禹治水，不得宁处”，“天欲报舜、禹”，《感虚》：“尧遭洪水”，“必舜、禹治之”，《语增》：“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自然》：“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舜、禹承尧之安”，《齐世》：“上何以不逮舜、禹？”
[6] 杨向奎：《大禹与夏后氏》，《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7] 《山海经广注》辑《山海经》佚文。
[8]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
[9] 《易·井》：“改邑不改井。”孔颖达疏：“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