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调整。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形势的调整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
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仍然延续了近年来大国博弈复杂、热点问题凸显和安全风险较高的特点。总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大国战略遏制的综合影响，热点问题特别是争端升温带来的风险，以及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恐活动等。
（一）大国战略威胁与遏制
中国与多个大国为邻，在安全领域面临战略性遏制和战略性竞争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来自其他大国的战略性遏制、挤压、竞争等，是安全之大患。
当前，中国的战略性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部署主要体现在其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上。该战略的目标主要是应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和由此带来的挑战，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重大利益。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加强自身军事部署，把主要海空力量逐步移向太平洋方向，主要是紧邻中国的西太平洋地区，以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和遏制能力；二是加强同盟网络建设，主要是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重点提升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危机应变水平，加强前沿军事介入能力；三是扩大参与，提升影响力，为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提供支持，扩大提防与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从态势上看，一则，美国的战略运作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空间形成了挤压。二则，助长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安全担心，加剧了一些热点问题的升温。在中国周边地区，曾被许多国家视为最大安全威胁的美国，似乎摇身一变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的“使者”，让“安全上靠美国”的论调有了市场。
在美国国内，舆论和媒体喜欢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武断、贪婪的扩张主义者，支持政府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使得与中国展开战略对抗的声音不仅在媒体，而且在国会也频频出现。这无疑会增大中美发生战略性对抗的风险。
除美国外，来自近邻周边大国的战略性对抗和竞争也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周边大国中，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指向性很强。这其中固然有着力量对比反转的大背景（中国上升，日本下降），但日本不断提升军力、调整前沿军事部署、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获得更大军事运作空间（解禁集体自卫权）、围绕钓鱼岛争端同中国屡次发生军事对抗等行动，都给中国带来了直接的安全挑战与威胁。特别是，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速发展，其国内政治的重要取向是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国内主导舆论也向这个方向倾斜，使得公众对中国的友好度大幅度下降，把崛起的中国作为最不友好的国家看待，从而为以中国为敌的极端右翼势力提供了舆论支持。这样的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容易把日本的对华政策推向极端。
印度是一个综合实力上升较快的大国，与中国有着战略竞争的情结，与中国抗衡和竞争是印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性设计。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有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失败记忆，加上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特殊战略关系，印度的军力提升和军事部署有着很强的针对中国的因素。尤其是其战略核武器系统的提升，既有与中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因素，也有直接针对中国的考虑。同时，印、巴都是核国家，依然严重对抗，作为近邻，任何冲突特别是战争，都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直接威胁。此外，印度还积极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意图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不过，中印之间再次因领土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尽管作为实力上升较快的近邻国家，印度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设计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但两国寻求合作的空间存在。
（二）热点问题升温
安全热点所带来的风险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影响很大。大的热点，同时也是高风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两海”，即东海与南海。
在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持续紧张。日本坚持“钓鱼岛无争端”的立场强化，并加强了“夺岛”军事演习力度和南部海上军事部署，提升了海上警备力量水平。因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而一旦危机事态发生，则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不过，出于对发生冲突所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理性认知，中日两国政府都会尽可能把握住分寸，掌控住有可能导致局面失控的“边缘”界限。在APEC北京峰会中日领导人会面之前，两国就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承诺“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使得两国在东海发生安全冲突的风险有所降低。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安倍政权右翼强国路线的方向，维持强硬立场是安倍获得国内右翼势力支持的一张牌，因此，日本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围绕钓鱼岛主权及其相关问题所引发的冲突风险将会长期存在。
在南海，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院提交的“南海问题仲裁案”；越南发生的对中国在越投资企业打砸抢，掀起国内反华浪潮，两国拉美、日、印介入南海争端等，都是企图把水搅浑，把问题炒热，对中国施压，以捆住中国在南海提升安全能力和有所作为的手脚。南海争端的对抗性增加，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直接介入，加大了中国南部海域的安全困境，使南海领土安全、海上通道安全受到的威胁大幅提升。这迫使中国必须采取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保护国家领土、领海主权。
针对菲、越以及美日等采取攻势，企图陷中国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地位的举措，中国不得不采取“守攻兼备”的策略。守，即守住中国—东盟稳定与合作的大局；攻，则以更大的力度提升能力建设（包括海空军事力量和重点岛屿开发利用能力建设），发布关于“南海仲裁”立场的文件，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等。这样，可以使中国获取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制高点和争取到主动权。到2014年年底，南海的争端热度有所降温，中越关系回到对话与合作的大局轨道，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气氛回暖。回顾2014年南海局势的发展，可以说，有惊有险，但避免了局部破坏全局的最坏结果。
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问题的风险引信并没有拔除，核心问题仍然是朝鲜核武化所导致的新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威胁。六方会谈继续停滞，朝韩关系不时紧张，存在小火星引发大火灾的风险。
中韩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朝关系处于观察期，中国稳定大局的责任和作用增大，但对朝鲜半岛安全环境的塑造力有诸多限制。不过，朝半岛问题涉及多种力量参与、博弈和运作，单独一方难以挑动大局，中国关于不允许在家门口生战、生乱的警告是一条红线，中国为此也有必要提升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能力。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任局势恶化，有必要积极主动寻找抓手和切入点，提升影响力和掌控力。
（三）恐怖主义威胁
2014年以来，以“东突”势力为代表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发起的暴恐行动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成为对中国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恐怖活动的频率在加快，破坏性有扩大和增强的趋势。例如，“东突”恐怖分子先后于2014年3月1日、4月30日和7月28日接连制造了“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乌鲁木齐南站爆炸事件”以及“新疆莎车县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仅此三起暴恐事件就造成上百人死亡和受伤。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境内外恐怖势力相互勾结，恐怖主义“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和加剧。中东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国”（IS）异军突起后，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该组织首领阿布·巴格达迪甚至狂言在“五年内打到中国新疆”。
特别是，国内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多种渠道引入宗教极端思想，在信教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人群中大肆传播，利用网络进行串联，建立地下活动组织。恐怖分子流窜全国各地及周边地区制造事端，扩大影响，不仅危害公众安全，而且还造成社会恐慌和国际影响。
恐怖主义势力对中国的运输通道、能源输送管线等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中国的油气管道跨境连接，传输距离长，安全保护力量薄弱，缺乏跨国合作保护机制，遭受恐怖破坏的风险始终存在。一旦大通道和大管道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和破坏，就会对中国的能源供给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构建境内外一体化联动的交通运输通道和能源输送管道安全体系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