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韩经太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是一个极有探询价值的学术选题。之所以如此断言，当然是因为此间所谓“文化生态”已然涵涉两宋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地域文化诸领域，从而总体上呈现出“文化诗学”的研究风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宋诗品格与宋型文化”的当下重大课题。选题的价值中已然包含着作者的眼光和见识，王培友博士以此为自家专著之标题，积数年学术钻研之心得于一体，学林读书人可以有所期待。
不言而喻，关于宋诗品格的诗学阐释，不妨在以下两种阐释模式中选择其一：或者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唐宋诗比较论”的视阈下展开讨论；或者在文化诗学的视阈下以“宋型文化”为生态环境来探询宋诗所以如此的文化成因；两者之间，最终又是高度关联的。眼前这本书的学术视角，显然属于后者。一般说来，在学理背景的深入探究过程中，其所谓“两宋文化生态”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联系到“唐宋变革论”所引发的历史转型问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10年提出“唐宋变革论”，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百年过去了，如是“内藤假说”影响下的近年“宋型文化”说，依然循守“唐宋变革”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学术百年以来逐渐深入的唐宋比较论，缘此而能够以超越“朝代”的眼光去通观“大历史视野”里“宋型文化”的“历时生成”特性。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尚未进一步追寻上述这样的深层问题，但作者所设置的“文化生态”这样的研究视角，本然地具有宽广深邃的探询空间。这也正是其选题所含有的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宋代正当心性儒学复兴之世，在唐宋通观的意义上，有儒学复兴语境下的“古道”与“古文”的渐入主流；在宋明通观的意义上，有理学成熟语境下的“文以载道”与“明心见性”的深入人心。“两宋”时代，可以阐释为“唐宋转型”之两宋，也可阐释为“宋元替代”之两宋，还可以阐释为“宋明一脉”之两宋。无论如何，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是建立在心性儒学之所谓“孔颜乐处”基础之上的。文艺思想问题不等同于理学思想问题，但必须连通于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士大夫精神生活。惟其如此，关注于理学思想观念及其相应范畴、命题究竟如何转化、移植为文学艺术思想领域的概念或命题，尤其关注以“孔颜乐处”为标志的儒家人格理想在具体投射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时所生成的关键性问题，比如贯穿两宋文艺思想发展史之始终的“平淡”诗学观、“逸品”画学观与心性儒学之人格意象“光风霁月”的精神内涵，如此等等。与此相关的学术探讨占有《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一书的一半篇幅，而且是该书中的精彩部分。包括诗歌文化功能、士人文道观念和理学文化思潮的篇章，均与上述题旨相关，相信作者的论述和见解将有益于学界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辩。
诗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核心课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世界里，诗歌作为“纯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其作为“诗教”载体的“文化功能”之间，是一体不二的。问题在于，悠久的诗教传统与当时的政治生态之间，往往处于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历史矛盾之中，缘此而使很多问题显得纠结难明。《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的作者，在关注两宋政治文化生态之际，不流于泛泛而论，每能选中典型政治事件，通过诸如对“车盖亭诗案”等关系到士大夫群体政治命运的事件的因果剖析，透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政治文化生态制约下的诗学心态，颇多启人深思的地方。其中一些事关当年“党争”细节的深入剖析，入情入理，使其最后的判断具备相当的说服力。
一般说来，宋代作为中国科技史描述中的鼎盛时期，科学技术文明观念中包含着客观“体物”而又“传神”“写意”的文艺精神，包括道学家醉心于“吟风弄月”的诗性精神生活，其中就含有体悟天地万物之“生意”的“体物”精神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联系宋代文艺家与理学家共同倡言“吟风弄月”的典型事实，进而探究其与理学“格物致知”命题的内在统一性，结合北宋诗坛“禁体物语”的诗学实质，提出宋代文艺思想体系之构建究竟是“尚意”的一元论还是“意新语工”所涵蕴的表意体物之一本二元论问题，应该是“宋诗品格”阐释的题内应有之义。本书作者关于理学家言说之“气象”亦具诗学品格的阐述，不失为一种学理自洽的有益尝试。在类似涵涉深广而又思理深邃的问题上，如何参照当年王国维所谓唐人崇尚自然而宋人同时兼有技术之美的美学判断，从梳理源自先秦原始道家“道法自然”说而经由魏晋南朝《文心雕龙》之“自然之道”观的中国“原道”主义文艺思想传统，继而概括两宋文艺思想之“有道有艺”说、“技道两进”说的思想实质，最终为整部两宋文艺思想史确立主导理路和价值标准，留待我们探询的未知世界是非常宽广而深远的。本书所论，已然有所涉及，也为作者自己的可持续研究埋下了伏笔。
今年初春，国家总理在与中央文史馆馆员的交谈中，共同提到很多人把中华传统文化理解“偏”了！“偏”的反面是什么？世人常言，有“以偏赅全”，有“偏听”与“兼听”，有“偏激”与“中庸”，如此等等。克服“以偏赅全”的全面把握之所谓“全”，是一种在实践创造中与时俱进而无限扩容的“全”；克服“偏听”的“兼听”，指的是多元主体自由探讨的学术生态，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研究主体的辩证思维方式；而克服“偏激”的“中庸之道”，实质上是一种有容乃大并中正和合的成功气象。宋代乃中华传统文化集成变创之关键期，宋诗品格的阐释，因此而必然富有集大成以创新构型的深刻意义。本书之所见所识，自然是这种学术集成事业中的一部分，是值得嘉许和鼓励的。
2015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