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胡先骕──读《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傅修延[1]

最近几年来，教育界人士经常提到胡先骕，因为他是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为江西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然而胡先骕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胡宗刚在其《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中，列举了他在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两大领域的独特贡献：

在自然科学上，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他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推动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创建。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活化石”水杉新种，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在文学艺术上，他与吴宓等人站在维护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与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大开笔战，“二胡”之争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他的《水杉诗》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科普文艺作品，陈毅给予极高评价。钱锺书以“后学”身份为他编订《忏庵诗稿》，并在跋语中称赞他“挽弓力大，琢玉功深”，钱仲联对他的诗作也有高度赞扬。

胡宗刚是庐山植物园图书馆馆员，多年来在云雾缭绕的庐山顶上潜心研究胡先骕。我没想到这位刚步入中年的作者竟有如此深邃的眼光与老到的文笔，书中的议论竟能如此切中肯綮。他向江西读者介绍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乡贤。我通过长途电话向胡宗刚请教：单以自然科学上的成就而论，胡先骕与赣地其他贤哲相比地位如何？胡宗刚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人无出其右。他举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自然科学许多研究要在实验室中完成，一些人回国后囿于条件未能有更大发挥，而哈佛博士胡先骕从事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却不受此掣肘，因而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立植物学中国化的不世伟业。

如此说来，毛泽东称胡先骕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真是非常准确，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地位无可动摇。然而，胡先骕在现代文学史上长久背负着一项骂名──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倡白话文时反对用典，这无疑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泼了出去。胡先骕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指出中外优秀文学无不用典，用典本身并无问题，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能否产生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效果。胡适晚年的私淑弟子唐德刚，就曾指出胡适文章题目中的“逼上梁山”也是用典。“二胡之争”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进步与保守之争，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反对的声音中也含有真理的成分。胡宗刚议论中最为我欣赏的一点，是他指出胡先骕的意图在于维护中国文化中的优雅传统，不忍心看到它为粗鄙化浪潮所淹没。就此而言，过去胡先骕为人诟病之处，也许正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这种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建树。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就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巨人，这位巨人身上有一副宁折不弯的铮铮硬骨。抗战中他在给学生做报告时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如我，因此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李森科及其门徒提出了一种物种形成的新见解，说什么黑麦可以产生雀麦、作物可以产生杂草，胡先骕不顾政治风险对这种荒谬学说进行驳斥，结果被扣上“诬蔑苏联”的帽子。以他这样的性格，自然熬不过“文革”的疾风暴雨。

20世纪的江西产生了两位顶级学术大师，一位是一代文宗陈寅恪，另一位就是独步于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胡先骕，他们如今都长眠在庐山顶上的植物园中。我同意胡宗刚的观点，胡先骕不该被遗忘。

（原文载于大江网《阅读》，2007年1月11日）

[1]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