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墨玉县历史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墨玉县位于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面积25624.02平方千米，东与和田县隔河相望，西临戈壁与皮山接壤，南抵喀喇昆仑山北麓，北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瓦提县相邻，形成南山北漠中平原的地理环境。其中沙漠占85％，而绿洲面积仅有4.3％。
虽然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南疆的片片绿洲彼此相连，犹如一条绿色的生命之河，蜿蜒于崇山大漠之间，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无数的生命。它又是一条历史之河，随着它的波澜和涟漪，东西方世界的历史洪流得以交汇，激荡出无数雄奇的传说和激动人心的历史活剧，至今引人遐想和唏嘘。而墨玉县犹如沉淀在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明珠，几乎每一朵历史的浪花，都映射出它的光彩。
今天的墨玉县正处于历史上最迅速、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时刻，但正像一株绿洲植物，在它葱翠繁茂、生机勃勃的枝叶之下，是其深厚的历史之根。本章对墨玉县及其所在的和田地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探寻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本书以后各章的论述提供一个时间的基座。
一 墨玉县历史变迁
墨玉县所在的和田地区虽然气候极端干旱，但高山融雪形成的河流和长时间的日照很适合灌溉农业的发展，所以在和田绿洲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和田地区已发现距今二三千年前的遗址多处，其中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纺织品、食品等类型丰富的遗物。
和田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东西方民族交会之处，但除了南部昆仑山区中生活的羌系民族以外，其早期居民中的主体一般认为是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塞种（Saka）。塞种是操东伊朗语的古代游牧民族，公元前8世纪以后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公元前177—前176年，被匈奴击破后西迁的月氏复击走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种，据有其地。此后，“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1]，和田地区的塞种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和田地区历史上第一个为我们所知的地方政权就是塞种人所建立的古于阗王国。于阗的国名在于阗塞语中作hvatana，有学者认为其义为“非常强有力的”[2]。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于阗国名之雅称为“瞿萨旦那”，俗称则为“涣那”[3]。前者是一种梵文化的称呼，其梵文形式为gostana，于阗文形式gaustamä，义为“地乳”，亦有学者将之理解为“牛地”“牛国”等。[4]“涣那”即hvanna，是hvatana一词的变化形式。[5]
于阗国的建国传说谓其立国于阿育王时代，并无可靠证据，当是于阗佛教化以后的假托。[6]但当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于阗已经作为西域南道的重要城邦国家而存在了。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和田地区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绿洲王国时期
从西汉初期直到公元1006年灭于喀喇汗王朝，于阗王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保留着地方政权的形式，但在西域列强纷争、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绿洲王国于阗一直在自我发展与依附强权的历史夹缝中挣扎求存。
从新疆地区局势变迁的格局来看，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从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匈奴击走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并进而控制西域开始直至东汉末年，为汉、匈争霸阶段。在这一阶段，于阗一方面依偎于汉匈之间，一方面谋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东汉时期，汉匈双方在西域的势力都较西汉时期有所减弱；另一方面争夺的焦点位于西域的东部，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诸国的控制相对放松，于阗借此机会扩张势力，逐渐吞并周边小国，到3世纪初，于阗周边的扜弥、皮山、渠勒、精绝、戎卢等国皆为其兼并。
2.自曹魏开始一直到公元552年突厥崛起，为多强争霸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的两极格局，这一阶段加入西域争夺的政治势力大大增加，如柔然、高车、前凉、前秦、北凉、北魏、嚈哒、吐谷浑等都先后在西域扩张势力，形成多强格局。这些政治势力都不是像汉、匈一样的强大政权，而往往是地方割据政权，所以这一阶段西域周边政权在西域的争夺往往是你来我往，此消彼长，反复争夺，迭次更代，各据一方，而于阗则夹杂于诸强的夹缝之中，虽然一度被吐谷浑占领，被柔然围困，但在大部分时间仍然保持了王国的自立和发展。
3.自突厥崛起至9世纪中期，为大国争霸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参与西域争霸的主体已变成唐、突厥（后被回鹘取代）、吐蕃等强大政权，其政治、军事实力不仅远超前一阶段竞逐于西域的各方诸侯，甚至也超过了汉、匈帝国。于阗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先后成为唐—突厥、唐—吐蕃争霸的主要战场，特别是唐吐争霸时期，曾反复在这里争夺。唐为了加强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在龟兹、疏勒、于阗、焉耆等地设立军镇驻军，同时保存了诸国的王国体制。于阗国王同时担任唐朝的毗沙都督府都督之职，其王位的继承须经唐朝中央政府批准，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影响较之前代大大加强，于阗虽仍然保留王国的形式，但不再享有完全的自主地位。唐朝军队主力撤出西域参加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西域南部，于阗成为吐蕃在南疆统治的重要地区。在这一时期藏族文化在于阗有较大的影响，甚至直到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于阗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还有使用藏文的情况。
4.自9世纪中期吐蕃政权瓦解至1006年于阗灭于喀喇汗王朝，为割据争霸阶段。840—842年，继唐朝之后主导西域的回鹘、吐蕃政权相继瓦解，大国争霸时代结束，开始了西域内部地方政权分割鼎立的时期。由于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陷于纷争，无力直接、全面地控制西域，西域地区的割据政权获得了自主扩张的机遇。于阗国此时作为西域南道上最为强大的王国，与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长期抗衡，进入于阗王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但10世纪后期开始，于阗王国与喀喇汗王朝进行的数十年战争使其不断被削弱，1006年，终灭于喀喇汗王朝，结束了于阗绿洲王国长达上千年的历史。自此以后，和田地区主要作为西域更大范围的割据政权的一部分，开始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新时期。
（二）区域整合时期
和田地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自1006年于阗王国灭亡直至清朝统一新疆地区之前，为区域整合时期。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地区已失去独立王国的地位，而作为地方行政区被整合入更大范围的西域地方政权之中。这种政治上的一体化以及民族、语言、宗教的同化，使各个绿洲地区在民族、文化、政治的认同上和资源流动、整合的程度上较绿洲王国时期有较大的提高。
这一时期西域的基本政治模式是统治中心居于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政权控制天山以南的绿洲地区。进入农耕地区的北方游牧民逐渐转化为定居农民，从而处在绿洲地区的伊斯兰文化或佛教文化的包围之中，所以在他们完成了政治、民族甚至语言的征服之后，反而被绿洲地区定居居民的宗教所征服。由于西部的伊斯兰教政权在西域地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日益扩张。
和田地区在这一时期作为塔里木盆地重要的绿洲政区之一出现在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及其后期的叶儿羌汗国之中，其本地说于阗塞语的塞种民族也与定居下来的突厥语人群逐渐融合，突厥语取代于阗语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语言。和田地区原本是西域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但在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王朝的征服和推动下，伊斯兰教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宗教，而这一地区日后也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周边最为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之一。
（三）国家统一时期
和田地区历史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自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统一新疆开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国家统一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再次回归中央政权的直接统辖，虽然屡经外部侵略势力干扰和地方军阀割据，但整体上的统一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此期间，新疆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政治一体化、行政官僚化、社会近代化的特征。
1.从政治一体化方面来看，随着清朝统一新疆，这一地区重新并更为稳固地纳入统一中国的政治格局中。随着清朝在西域地区统治力量的强化和对帕米尔东西不同地区的统治方式、政治待遇的不同，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在政治上从此与东部的中国其他地方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尽管此后新疆政局多次更迭，但不论是在阿古柏入侵时期，还是在军阀割据时期，上述历史趋势都并未动摇。
2.从行政官僚化的方面来看，中央政权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在天山南北的控制力量，改变了西域地区的政治格局和体制。在南疆地区，清朝政府实行伯克制，尽管这一体制保留了本地统治阶层的部分封建特权，但对这些特权特别是其政治权力的限制也比以往更为严格。南疆诸城的各级伯克有国家规定的品级和俸禄，定期赴中央朝觐，在政治上受到各城参政大臣、领队大臣及办事大臣等中央派驻官员的监管和干预。
更重要的是，南疆的伯克已经丧失了政治上的世袭权，中央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任命、调遣和惩处、废罢。这种官僚制转型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力度大大超过了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绿洲王国的控制力度，其政治权力已经成为中央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随着1884年新疆设省，新疆地区第一次全面地建立了与内地相同的政治体制，上述政治一体化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并为新疆地区的政治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3.从社会近代化的方面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被迫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新疆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近代化的浪潮中。特别是自新疆建省、清末新政以来，新疆地区的近代化程度日渐加深。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些近代化工商业企业和经济形式；在文化上，出现了新式的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为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时期和田地区的历史发展与上述历史潮流是一致的。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和田设办事大臣，并设置了以阿奇木伯克为首的各级伯克，主理当地民政。1883年设立和阗直隶州，1913年，改为和阗县，1919年，喀拉喀什从和阗县分出建墨玉县，隶属和阗道。1928年，属和阗行政长公署管辖。1934年，属新疆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和田地区与全国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清朝统一新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和田地区屡遭兵燹，迭经震荡。1864年，在新疆农民大起义期间，艾比布拉等人在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866—1878年，和田陷于入侵者阿古柏的统治。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墨玉县发动暴乱，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马虎山占领和田，实行割据直至1937年盛世才率军接管和田。尽管出现了上述动荡局面，但分裂割据势力很快即被消灭，政治统一的局面始终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流。
纵观和田地区的历史，其总的发展趋势是政治、经济资源整合范围的不断扩大与程度的不断深化。南疆绿洲资源有限，无法支撑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绿洲独立王国。而统一范围的不断扩大降低了资源流动及优化配置的成本，可以更好地发挥区域相对优势，同时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援，是符合当地人民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 墨玉县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状况
墨玉县为温带内陆荒漠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冬温，光照充足，多风少雨，极为干旱，灌溉水源主要来自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墨玉县的主要河流为喀拉喀什河，意为“墨玉”河，县由此得名。此外，县内还有喀拉喀什河的支流扎瓦河，以及多处地下水涌出而成的泉水，可灌溉农田，故墨玉县适宜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即为南疆重要的绿洲农业区。
墨玉县所在的和田绿洲盛产各种粮食作物，以及杏、枣、核桃、棉花、瓜果等经济作物。史载“其地多水潦沙石，气温，宜稻、麦、蒲桃。……果蓏菜蔬与中国等”[7]，“土多麻、麦、粟、稻、五果，多园林”[8]，类似的记载屡见于其他史籍。和田地区除了盛产五谷、瓜果外，还多种桑树，养蚕取茧，用于纺织。《大唐西域记》卷一十二《瞿萨旦那国》记于阗“出氍毹细毡，工纺绩
”。还记载了一则于阗国得桑蚕种于东国的传说，[9]传颂久远，足见桑蚕业对当地的重要影响。
和田自古以来即以发达的丝织业著称，《宋史》卷四九○《外国六•于阗国》记建隆二年（961）十二月于阗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10]，胡锦可以用来作贡物，可见是当地有名的物产。直到清代，和田桑蚕纺织业仍然繁盛，《西域闻见录》卷二《新疆纪略下•于阗》记载：“原蚕山茧极盛，所织、绢、蚕布极缜密，光实可贵。”[11]
墨玉县有金、玉、盐、石灰岩、石油、天然气等矿藏，而以玉久负盛名。和田地区南接昆仑山，山中玉石资源丰富。《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于阗国》记其地“多玉石”[1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二》亦记“土多玉石”[13]，《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于阗》记其“山多美玉”[14]。源自昆仑山的高山流水将较小的玉石冲刷入河，流至平原地区河流水势减缓，玉石沉于河底，故其河名为玉河。《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于阗》记其“有水出玉，名曰玉河”[15]，《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于阗》云：“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16]《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传上•于阗》云：“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17]当地人遂于河中采集玉石，名曰捞玉。《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三•于阗》引高居诲《使于阗记》：“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18]这种习俗至清代犹然，《西域闻见录》卷二《新疆纪略下•叶儿羌》云：“其地有河，产玉石，大者如盆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百斤者。……河底大小石错落平铺，玉子杂生其间。采之之法，远岸官一员守之，近河岸营官一员守之，派熟练回子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并肩，赤脚踏石而步。遇有玉子，回子即脚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击锣一棒，官即过朱一点。回子出水，按点索其石子。”○10
和田玉有各种颜色、类别。《大唐西域记》卷一十二《瞿萨旦那国》谓于阗“产白玉、黳玉”[20]，“黳玉”即产于墨玉县喀拉喀什河的墨玉。对于和田玉的种类《西域闻见录》卷二《叶儿羌》有详细记录：“各色不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蜡之黄，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种羊脂朱斑，一种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湿者，尤难得。”[21]
玉历来是于阗向外输出的最重要的物品，历代于阗统治者送给中央王朝的贡品，多以玉为主，史不绝书。而其所经由的路线，正是连接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于阗当西域南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自古以来，东西方的使臣、商品就穿梭于此，于阗本地的特产也经由丝路南道被运送到东西各国。丝绸之路繁荣时期，于阗借这条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加入到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传四•于阗》记载：“永乐中，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于阗始获休息，渐行贾诸蕃，复致富庶。”[22]证明贸易是推动于阗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从事这些远途贸易的往往是王公富豪，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实力参与的。就和田地区本地的经济情况而论，与南疆大多数地区相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都还是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农业经济。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商品化程度很低；其二，手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专业化程度很低。绝大多数农民都以手工业作为副业，且多与家属共同完成，雇佣工人和带领学徒的情况较少；其三，商品交易不发达，市场化程度很低。交换主要是在七天一次的集市（巴扎）上进行，少有长年营业的店铺，交换方式多是以物易物。
新中国成立前南疆农村的生产力低于内地的平均水平，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其生产工具简陋，多为木制，做工粗糙，且极不充足，生产方式也比较粗放，地力、人力、畜力都不能被充分使用，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生产力的低下导致农民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剩余劳动量很小，与此同时剥削量却很大，[23]因此南疆农业经济只能满足基本的再生产，没有余力扩大再生产，这是南疆农民生活贫困的关键原因之一。
另一个导致农民生活贫困的关键因素则来自生产关系的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南疆农村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剥削方式：在农奴制残余比较浓厚的农村，主要实行无偿劳役的剥削，亦即农民无偿为地主耕种庄园土地并提供其他劳役，地主分给农民一小块份地，把其收获当作工资；在大部分农村实行无偿劳役与对分制，一般采取“伙种”的形式，即由地主出土地与部分生产投资，佃户出全部劳动力与部分生产投资，土地收成双方对分。除此以外，农民还要为地主提供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即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是同时并存的；在附城区与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地主一般把多数土地出租给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同时雇佣大量长工、短工耕种自己经营的田产，无偿劳役的成分已经不多。
在南疆绝大部分农村中，这三种剥削形式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比重各有不同。就墨玉县而言，除了第二种农村以外，夏合勒克乡是典型的保留农奴劳役制的地区，而一区三乡的一、二两行政村则是第三种农村的典型代表。[24]
南疆以无偿劳役和高剥削量为特征的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和灌溉用水的高度稀缺和集中。以土地为例，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共有居民680户，耕地17056亩，15户农奴主占有土地13678亩，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72.89％。一区三乡一、二两行政村占人口7.1％的地主占有土地高达72.4％，[25]都属于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此外，南疆还存在着大量的瓦哈甫地，名义上虽为捐献给公共事业使用，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被地主阶级或其代理人所把持经营的。对瓦哈甫地的占有，更提高了地主对土地的占有率。[26]
地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使这些资源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畸高，掌握这些资源的地主在与农民确立剥削关系时占据特别强势的地位。同时，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力量，得以用强制的力量维护这种不公正的资源占有和分配制度，所以尽管南疆农民处于极度困苦的生产生活状态中，也无力挣脱自身的枷锁。
这种困苦和无奈一方面从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物质上也使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和学习推广新的技术和工具，所以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变革、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新中国的成立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赖以维系的政治基础，从而给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政治保障，新疆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
三 新中国成立后墨玉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十五团接管墨玉县政权，1950年5月成立县人民政府。建政伊始，新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手推进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新疆地区生产关系的改造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分为两个阶段：土地改革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墨玉县1950年冬开始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废除苛捐杂税和农业捐税摊派。从1951年8月到1952年3月开展减租反霸工作。土地改革运动从1952年9月开始到1953年7月结束，期间共没收796户地主的耕地9486公顷，耕牛3105头，房屋10459间，农具16485件，随房家具19119件，粮食130141千克，现金45877元，分配给29405户无地或地少的贫困农民，墨玉县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27]。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中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上，实现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根本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地主阶级统治向人民当家做主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政治权力结构。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远较从前充足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具备了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激发了建设家园、发展生产的巨大积极性，所以土改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以墨玉县大农业总产值衡量，1950年比1949年增长16.99％，1951年增长14.43％，1952年增长3.77％，1953年增长13.36％，[28]足以证明这一结论。
但是土地改革并未改变土地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小农经济成为土改后农村中的主要经济成分，自然发展下去，两极分化在所难免。另外，南疆地区土地、水利资源有限，统筹开发利用资源的客观需求较资源丰富的地区更为强烈，为了规模经营，建设水利，革新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耕作，同时为了彻底清除剥削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个体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墨玉县在1951年春即开始组织互助组，到1954年年底，全县共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22个。1956年全县有256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完成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变。[29]
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墨玉县粮食总产量3032.45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21％；棉花总产量73.6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196.17％；油料总产量40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55.95％；耕地面积40.16万亩，比1949年扩大13万亩，[30]生产的快速增长证明了新型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
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生产关系、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是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此新疆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答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试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957年以后墨玉县的经济发展，就见证了这一条不断向前延伸，却又历经曲折的发展道路。
从1957—1978年，由于政治上跌宕起伏，经济上过于集中、僵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墨玉县也经历了这一动荡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1958年，墨玉县提出“动员起来，快马加鞭，过黄河，跨长江，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力争上游”的口号，全县掀起“大跃进”浪潮和大炼钢铁工作。1958年9月底完成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270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组成28个人民公社。[31]
在“大跃进”时期，经济发展经受严重挫折。以和田地区为例，全地区总劳动力的80％以上都投入到大炼钢铁过程中，同时调用畜力50多万头，砍伐林木数百万株，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同时使绿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年初开始，和田地区盲目掀起群众性开荒运动，喊出“向荒滩要粮”、“向沙漠要粮”的冒进口号，共开荒180万亩，但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最终遭到自然的惩罚，沙进人退，耕地面积反而缩减。[32]“大跃进”期间，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遭到巨大破坏。墨玉县的种植业产值从1959—1962年分别比上年减少5.2％、12.65％、2.09％和4.07％，农业生产严重倒退。[33]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势头，但这一良好形势很快被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打断，国民经济最终陷入崩溃边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墨玉县粮食、棉花、油料、蚕茧连年减产，从余粮县变为缺粮县，年年要吃调进粮，农民人均年收入低至43.22元。[34]物资紧张，人民贫困，从1966—1976年，墨玉县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1.28％、-6.09％、-4.75％、-16.28％、19.79％、-6.24％、-21.55％、12.23％、3％、2.87％、1.95％，[35]表现出涨落不定，增长缓慢的特征。
这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曲折缓慢，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干扰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既没有能力进行科学规划，又容易滋生浮夸、冒进、瞎指挥、乱决策的不良风气，造成严重的人力、物力浪费，招致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惩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为2.5亿，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新疆农村贫困人口达53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36％，[36]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贫困问题，较全国其他地区尤为突出。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成为党和国家最为迫切的任务，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历史机遇。
四 改革开放以来墨玉县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提高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从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开始的。
墨玉县从1979年开始，逐步推行生产责任制。主要实行“责任到人、联产计酬”、“口粮田加责任田”、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和五定一奖等责任制。1981年，全县1699个生产队中，实行“责任到人、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1500个，占88.3％；实行口粮田加责任田的生产队199个，占11.7％；实行包产到户1926户，占农户总数2％。1984年，墨玉县委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84年1号文件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完善农业、牧业、林业各种生产责任制。农业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期15年以上不变。牲畜折价归户饲养，同时划给饲料地。[37]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对墨玉县所在的南疆农业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制度革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墨玉县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704.2万公斤，比1976年增长89.4％，比1980年增长27.8％；棉花总产量达到752万公斤，比1976年增长51.6％，比1980年增长65％。1985年农业总产值为451.37万元，比1980年增长32.7％，人均收入超过200元。[38]
在生产责任制改革以外，还逐步进行了价格机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重新建立了生产力发展的利益激励机制；价格机制的改革保障了农牧业生产者的利益，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各产业优化组合，开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持续减少。按1992年年底的脱贫标准（农村人均收入200元、牧区250元），新疆已有31万余户、151万人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脱贫率达到93.3％。[39]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全面发展、更加深入的阶段。
在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新疆尽管在1994—2000年期间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行《自治区百万人温饱工程计划》，使贫困人口总数的75％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44万特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亟须解决。[40]而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消除相对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为缩小东西部差距，解决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问题，1999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在西部大开发中，新疆成为重点区域，为了提高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力度，我国从2010年开始新一轮援疆工作。2010年5月17—19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设定未来5—10年新疆发展的目标任务：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援疆战略布局中，墨玉县的对口支援城市是北京市。我们在墨玉县调研中了解到，2010年北京对口援助项目2个，总投资5846万元；2011年对口援助项目26个，总投资51611万元；2012年对口援助项目27个（新建项目10个，续建项目17个），总投资80688万元；2013年对口援助项目20个（续建项目14个，新建项目6个），总投资72933万元。“十二五”期间援墨项目规划总投资24.2亿元，共计项目44个。北京的对口支援工作把增强墨玉县自我发展能力作为重点，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提高了墨玉自身的“造血”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转换机制，采用新科技，合理调整产业布局等种种方式，墨玉县的经济迅速发展，2010年以来呈现出跨越式发展势头。据在墨玉县调研中得到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7.83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166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39.83元；2011年全年完成生产总值21.1亿元，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20.4亿元，增长63.2％，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2亿元，增长49％，农民人均纯收入3067.5元，增收301.6元，增长10.2％；2012年全年完成生产总值25亿元，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24.5亿元，增长20％，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亿元，增长30％，农民人均纯收入3671.5元，增收604元，增长19.7％。
尽管墨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容量的矛盾，现代化生产技术与人的素质的矛盾，现代化生产方式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跨越式发展目标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矛盾，等等。以下根据我们在墨玉县调研期间掌握的情况，对墨玉县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略加总结。
墨玉县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特别是土地资源尤为紧张。沙漠、山地约占墨玉县总面积的94.1％，绿洲面积仅占5.9％，部分土地沙化、盐渍化严重。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墨玉县的人口在不断增长，近年来的人口增长率都在12‰以上，特别是2011年、2012年，增长率都超过了17‰，比201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4.95‰高出3倍以上。
据统计，全县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38766人，占27.75％；15—64岁人口为340527人，占68.09％；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821人，占4.1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7.9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44.1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44个百分点。从墨玉县人口年龄结构上看，64岁以下人口比重为95.84％，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特别是其中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达到68％以上，且仍在持续增长，给就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墨玉县是典型的农业地区，2012年，墨玉县总人口538598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2％。快速增长的劳动适龄人口大量集中在农村地区，造成了本来就不够充足的耕地资源日趋紧张和农村隐性失业的大量增加。据墨玉县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自2002年以来，墨玉县耕地面积稳定在52万多亩，但其人均耕地面积则在持续下降：1998年人均1.44亩，2002年人均1.27亩，2012年则下降到了人均1.13亩。
解决农业用地不足的措施之一是开荒，墨玉县历史上曾有过几个开荒高潮，1998年提出“打井、办电、增地”的口号和人均增加半亩地的要求，但由于大面积开荒很容易破坏脆弱的绿洲生态，招致沙进人退的长期恶果，所以并不是一个解决耕地不足的根本办法。2002年，墨玉县在绿洲边缘地带开始实施退耕还林，但农民私下开荒的行为至今仍然存在。
利用有限的耕地提高农业收入的有效办法一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加产量，搞设施农业；二是种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大力发展林果业，搞特色农业。在这两个方面，墨玉县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2012年为例，全县设施农业墙体大棚6969座，预计全年棚均收入达到8188元以上，产值5706.2万元，拱棚3519座，预计全年棚均收入达到3500元，产值1231.6万元，全县设施农业总产值达到6937.8万元。在特色农业方面则着力发展以维药、西甜瓜、胡萝卜为主的特色种植业，并逐步扩大维药种植面积，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亮点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2012年全县特色种植面积维持在5.2025万亩，其中胡萝卜4150亩、雪菊2.31万亩、维药6460亩、西瓜6637亩、甜瓜4335亩、薯类281亩、大蒜250亩、油料2566亩、色素辣椒500亩、皮牙子1196亩、辣椒50亩、其他蔬菜2500亩，实现特色种植亩均收入达到3660元以上。
工业化、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墨玉县工业产值总量小，发展速度缓慢。2012年三大产业比重为43.79∶8.61∶47.60，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仍然较低。2012年墨玉县工业总产值为5431万元，仅占当年GDP总量的2.14％。而且墨玉县工业规模比较小，多为家庭式小型个体企业。2012年墨玉县工业企业共764家，其中国有企业1家，集体企业2家，私营企业16家，个体经营745家，个体经营企业占企业总数97.51％。乡镇企业共10075家，其中集体企业0家，私营企业211家，个体经营9854家，有限责任公司10家，个体经营占97.8％。因此墨玉县通过工业发展规模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的能力较低。
同时，墨玉县的城镇化水平也较低，城镇人口比重仅为9.77％，远远低于2012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2.6％）和新疆全区城镇人口比重（44％）。而墨玉县除了墨玉镇的城镇人口达到了22.66％，其余乡镇的城镇人口比例均低于6％。[41]
教育水平低成为阻碍墨玉县工业化、城镇化的因素之一。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常住人口500114人，其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为14920人，占2.98％；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12420人，占2.48％；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170281人，占总人口34.05％；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234401人，占总人口的46.87％。同时，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14203人，文盲率为3.93％。
教育水平低限制了就业途径，同时也增加了技术培训的难度，从而难以大规模提供现代化工业生产所需要的高新技术人才。此外，墨玉县的传统文化影响深厚，其中一些习俗、观念，如喜安逸，畏劳苦，小富即安，纪律观念不强等，虽然不能简单地以“好”“坏”加以区分，但确实对当地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有一定负面影响。
即便是受过大学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才在当地就业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他们中多数人在内地大学毕业，出于宗教、习俗和子女教育等原因，不愿留在内地就业，但在新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不能保证得到满意的工作，只好回到家乡。由于受过较好教育，他们既不愿务农，也不愿从事较为初级的工作，但由于墨玉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有限，工业企业和政府无法安置这些人充分就业，所以他们或待业在家或以临时性的工作暂谋生路。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只有在政府部门任职才是体面的工作，这使他们的就业渠道更为狭窄。
面对人口持续增加，人均资源日益减少，就业形势严峻，总体教育水平偏低等情况，新疆区政府及墨玉县政府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在控制人口增速方面，1990年后，新疆开始对少数民族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03年起实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城镇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少数民族夫妻自愿终身生育两个子女的，在子女满16周岁前可以申请领取《计划生育父母光荣证》，并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自治州农村49周岁以下育龄妇女在领证当年一次性发放3000元奖励，第二年起夫妻每年各发放1200元奖励，等等。这些政策对于防止人口增长过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中多生多育或生育任其自然的传统生育观念仍较为普遍，故超生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也出现了领证家庭又退证的情况。
在提高劳动人口素质，培训专业技能，增加就业率方面，自治区及墨玉县政府也进行了多方努力。如针对教育水平较高群体，自2011年1月以来实施“和田地区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赴对口援疆省市参加培养学习计划工作”，作为北京对口支援和田的项目之一。培养对象为2000年以来大本、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培训期限为2年，培训结束后到相关政府单位工作，享受事业编制。培养期间培训人员的培训费、住宿费、伙食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200元）、生活补贴（每人每月500元）、往返交通费（一年安排一次探家）、管理费、军训费等各项费用均由自治区和对口支援省市共同承担。墨玉县截至2012年共派出5批计558名毕业生参加培养学习，分散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农学院、首都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警察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北京院校培训。这一政策对于提高墨玉县高等教育人才就业水平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对于墨玉县的城乡应届初中、高中、职业高中毕业生，墨玉县开展了“两后生”培训计划，采取“订单式、就业式”学制教育和专业技能并举的培训模式，根据企业用工岗位摸底情况和个人意愿，选择师资力量较强，专业优势明显、有一定规模的疆内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对“两后生”进行政策理论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训，一般时间在两到三年，由教育局、发改委、商经信委、财政局等各政府部门统筹计划实施。
此外，对其他城镇各类失业人员、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的外乡农村劳动者、新成长的劳动预备制人员等各类就业困难人群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多种形式的培训针对性强，支持力度大，政府重视程度高，[42]统筹安排，通力协作，对于解决墨玉县的就业困难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基础教育方面，2012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61所，在校学生106001名，教职工6826人。全县“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覆盖率达到100％，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73％、99.76％，学前、小学、初中双语教育覆盖率分别为100％、50.57％和16.99％。全县双语教师2183名，开设“双语”班1475个，在校学生47776名。基础教育普及和发展大大降低了年轻人口中的文盲率，据统计，全县15周岁人口中文盲率为0.1％，这为进一步开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但目前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宗教对学生的影响较大，上课时间外出做礼拜的现象较多；家长对教育重视普遍不足，希望孩子及早就业；“双语”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学生负担重；老师教学任务重，教学以外的工作负担过多；非双语班的学生汉语基础普遍较差；少数民族群众对“双语”教育的推行方式、力度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43]等等，仍有待进一步解决。
墨玉县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快，生态脆弱，地方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的现状决定了墨玉县的就业及致富问题不可能在当地完全解决，劳务输出是达到这一目的重要途径之一。墨玉县自2009年以来劳务输出人数每年递增，2012年全年实现劳务输出13.5万人次，较2011年同期增加5895人，同比增长7.2％，劳务创收4.87亿元，同比增加0.64亿元，增长14.9％，人均达到1051.97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7％，同比增长14.1％。[44]
劳务输出在缓解本地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作用突出，但也存在着外出人员技术水平低，就业范围有限，容易与当地群众产生文化隔阂和冲突等问题，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加以妥善解决。墨玉县目前在一些输出劳务较多的地区建立了驻外工作站，对本县外出务工人员进行管理，与当地政府一起调解矛盾，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尽管墨玉县不断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上述种种困难，但在目前阶段，仍然面临着贫困人口多，发展包袱重的巨大困境。2000年年底，全县特困人口17786户、81183人，低收入贫困人口72782户、307583人。通过项目扶持，对口帮扶，整村推进等政策的扶持，全县农村特困人口群体总体过渡到低收入人口群体。2006—2011年累计使34961户、147905人低收入群体稳步越线，354个扶贫开发重点村达到“五通、五有、五能”的验收标准。但在2011年全县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经过重新核实确定的贫困人口仍达到63224户、260102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55％；扶贫开发重点村更达到358个，占全县总村数的98％。
2011年以来，墨玉县制订并实施《墨玉县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规划》，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以促进贫困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坚持“工作到村、扶持到户”的基本方针，狠抓特色林果业、畜牧养殖业、手工地毯业、设施农业和特色种植业等扶贫工作主导产业，通过实施整村推进、连片开发、劳务输出、产业扶贫、社会帮扶等措施，在扶贫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2011—2013年全县有整村推进重点村69个，其中2011—2012年的48个重点村已达到了“九通、九有、九能”（“九通”是指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信息、通邮、通暖气、通客运班车；“九有”是指有办公议事场所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稳定增收的产业、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垃圾投放点、有卫生室、有文化室、有双语学前教育场所、有文化体育活动场所、有惠农超市；“九能”是指能用上安全饮用水、能用上电、能用上暖气、能住上住房、能用上卫生厕所、能享受学前教育、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能获得培训和获得信息）的标准，共计9226户、37100人低收入贫困人口越线。2013年整村推进重点村21个，计划完成5100户、22000人低收入贫困人口越线。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067.54元，人均收入同比增加302元，增幅10.9％。2012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671.7元，人均收入同比增加604.16元，增幅19.69％。
墨玉县所面临的贫困及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为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跨越式增长目标，墨玉县政府为新时期墨玉县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制订了宏观战略规划：
在指导思想上，提出抢抓“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重大历史性机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跨越式发展，“十二五”末使9.77万特困人口、30万低收入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增加收入，到2020年，实现墨玉县贫困农牧民与全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发展战略上，提出“区域协作发展战略”，推进“和墨洛”核心经济区建设；“产业优化发展战略”，调优调特第一产业，调大做强第二产业，调快调活第三产业；“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跨越式发展战略”，依靠项目拉动，实现经济加速发展，力争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墨玉县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墨玉县提出了“巩固优化发展第一产业、大力培育第二产业、全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具体战略方案。
第一产业：走集约型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积极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建设设施农业，完善特色种植，扩大林果业的生产规模。
第二产业：积极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巩固发展现有工业，提升改造传统手工加工业，引导发展特色产业，科学发展能源矿产等资源加工产业，积极招商引资，培育当地企业，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努力开拓区内外市场。
第三产业：立足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建设相关的配套基础产业，打造墨玉县生态、民俗旅游品牌，加快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加快发展新兴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墨玉县生态脆弱，在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工业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环境的承受能力，结合地方实际，走出一条“绿色”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路。2011年和田地委、行署提出“再造一个和田绿洲”的发展战略，要求“立足于和田现有的农村的发展实际，通过工程的、科技的、管理的这些手段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开辟新的农村发展空间，用10—20年时间再造一个和田绿洲”。墨玉县围绕这一发展目标，牢固树立“生态立县”理念，积极开展新315国道造林绿化等试点工程，推广节水灌溉，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相协调，互相促进，代表了墨玉县未来发展的方向。
2012年11月8—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当代中国的两大战略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于全面小康提出新的指标，即“两个倍增”：一是GDP十年翻一番，一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2013年11月9—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提出了新目标、新理论、新方法，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又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发展形势为墨玉县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念的提出，国家政策对新疆发展的支持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如何在新时期捕捉机遇，深化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困难，促进社会、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摆在墨玉县人民及墨玉县党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我们相信他们会用实际行动给予历史一个满意的回答，我们期待着墨玉县在新时期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84页。
[2]参见R.E.Emmerick，“Names from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tic Journal，XII.2，1968，pp.88-89；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载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3]（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0页。
[4]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载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5]参见P.Peuiot，Notes on Narlo Polo，1，Paris，1959，p.411；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3页。
[6]其传说参见（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6页。关于此传说的详细讨论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第158—163页。
[7]《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14页。
[8]《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53页。
[9]（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1、1021—1022页。
[10]《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4106页。
[11]（清）七十一：《西城闻见录》，味经堂嘉庆十九年（1814）刻《西域记》本，第14页a。
[12]《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81页。
[13]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页。
[14]《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53页。
[15]《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14页。
[16]《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209页。
[17]《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235页。
[18]《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918页。
[20]（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1页。
[21]（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味经堂嘉庆十九年（1814）刻《西域记》本，第14页b。
[22]《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614页。
[23]据测算，新中国成立前南疆地区农村的剥削量一般在70％以上，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南疆农村社会》（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24]参见谷苞《南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南疆农村社会》（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56页。
[25]参见谷苞《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情况》，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南疆农村社会》（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26]参见邓力群、谷苞《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南疆农村社会》（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12页。
[27]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8]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页。
[29]同上书，第143页。
[30]任一飞：《墨玉县维吾尔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31]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32]参见新疆《和田简史》编纂委员会编《和田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33]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34]任一飞等：《墨玉县维吾尔族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35]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456页。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编：《新疆贫困状况及扶贫开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37]墨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墨玉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38]任一飞等：《墨玉县维吾尔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3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编：《新疆贫困状况及扶贫开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40]同上书，第58页。
[41]参见本书第六章《墨玉县长期贫困与政府扶贫》。
[42]如成立了墨玉县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墨玉县“两后生”整建制学制教育培训和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等专门领导机构，由县领导担任组长，政府各部门领导担任组员。
[43]如早期双语教育中汉语教学科目过多，群众意见较大。目前在教学中理科一般用汉语教学，文科则多用维吾尔语教学。
[44]参考本书第六章《墨玉县长期贫困与政府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