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西方学者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虽有区域性的战争与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开始进行经济的重建与复兴，一批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改革的艰巨任务。这些西方国家谋求发展的实践必然在理论中得到反映，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当代西方学者社会发展理论概览

发展问题，是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都面临着振兴本国经济、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等任务，以寻求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学者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有关工业革命以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与特征的理论。自工业革命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了本国的现代化。狭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发展理论。本书主要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提出现代化理论，它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现代性”两极对立。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改变其落后的制度和观念，在制度上和观念上全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从而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美国的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成长的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起飞”，面临的许多障碍需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才能解决。现代化理论倡导以西方模式、尤其以美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防御型而非内源型的，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理论未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是什么，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普遍化、绝对化，在实践中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挫折，走上了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

依附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其主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是拉美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兰克、普雷维什、阿明、多斯桑托斯等。这些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索，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统治和掠夺基础之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的过程。他们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中心—外围”式的依附理论。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认为，已经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各民族国家变为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外围的依附地位。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使这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并不能使这些国家真正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不发达国家怎样才能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呢?依附理论认为，只要存在着依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所以，要发展就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经济上处于独立地位。普雷维什提出，处于外围的国家要同处于中心的国家脱钩，并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和实行工业化，才能实现发展。多斯桑托斯则认为，不必与外部完全脱钩，改变内部结构是改变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依附状态的唯一办法。但是，依附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完全归因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从而过分强调了外部因素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显得比较片面，未能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主张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纳入世界总体背景中来认识，它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并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几个层次，探讨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在运行中形成了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其中核心地区的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方式成为主要获利的地区，而边缘地区的国家则在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下成为受损的地区。同时，华勒斯坦指出，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周期性的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核心国家有可能会下降为非核心国家，低层次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在世界体系中向上一层次提升。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华勒斯坦认为各个国家也处于一个权力等级结构中，核心国家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来干预经济，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地位也是可能发生改变的。世界体系在文化层面则以普遍主义为核心。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性文明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披上了普遍主义的外衣，实质上这种普遍主义是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一种文化层面的渗透，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的目的。可见，世界体系理论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分析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但由于过分强调世界体系的重要性，没有给民族国家应有的地位，忽视其作用，这就较为不妥了。

除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发展社会学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外，还有法国学者佩鲁的新发展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未来社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其中，法国学者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是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不满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体系，但又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因而给出了摆脱这一体系，谋求孤立发展的解决办法。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认为，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42]，发展是各个国家在世界性交往中各为主体、独立内生、平等进步的过程，以发达国家为模式的单一道路的发展观是行不通的。同时，作为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片面发展观的批判，佩鲁在《新发展观》中不仅力主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还将发展提到全人类的高度，认为新的发展是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的发展。他指出，“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43]，从而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可见，西方学者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还对整个世界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二)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得与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都在战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恢复和重建。基于二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变化不断演变。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历程中，体现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些合理因素，同时也暴露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些弊端。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第一，从经济增长论转向综合发展论。在战后初期，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把重建和经济发展作为重点，努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消除贫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理论的指导下，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带来了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多方面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趋暴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较之经济增长包含有更多的方面，是一个涵盖经济增长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第二，发展理念从重物轻人到以人为核心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二战以后重视经济增长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人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但是，这种认识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重物轻人，从而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如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应包括人的发展，并认识到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可见，发展理念从重物轻人逐渐向以人为核心转变，突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理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物质资料的来源地，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惜牺牲自然，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使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这种理念在实践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界获得了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因此，必须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类对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四，要坚持走内生为主、外源为辅的社会发展道路。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采用非此即彼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非是全部独立发展而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也不是要全部依赖于发达国家才能得到发展。应该如世界体系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国家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同时又依赖于整个世界体系的。当然，过分强调世界体系的作用就显得不妥当了，正如佩鲁在《新发展观》里认为，新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战略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全新的发展观念，其中内生的发展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既不要过分强调世界体系的作用，也不能如依附理论所说的要完全割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应该走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的，以内生为主、外源为辅的社会发展道路。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和可借鉴价值，但也具有内在的缺陷和弊端。

第一，当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往往站在西方的立场，具有较浓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即追求现代化、走向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呢?现代化理论的学者认为，现代化起源于欧洲，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名词。二战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实现社会结构体制的转型和变迁。概言之，就是要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可见，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只会使这些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蓝本建构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就造成了“拉美陷阱”现象的出现。

第二，在二战后初期，一些学者根据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恢复和重建经济提出来的“经济增长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经济增长论”者认为增长就是发展，发展必然增长，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威廉·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重点探讨了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沃尔特·罗斯托说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这样，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就成为发展中国家要遵循和模仿的样本。在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论的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多走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是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贪污腐败、污染严重、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一系列恶果，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出现。

第三，当代一些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带有形而上学思维的特点。在现代化理论中，一些学者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两极，现代的就是好的、完美的，传统的就是发展的障碍，应该清除这些障碍。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导致的后果是将传统当中的合理成分也完全抛弃了，而对西方的所谓现代的东西不加分辨地全盘照搬，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较易误入歧途。另外，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下，一些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所提出的模型是空洞的、抽象的。如世界体系理论是把分析的重心放在笼统的世界体系上，而没有真实地再现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只承认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包含着体系结构决定一切的命题。华勒斯坦认为，世界的发展不过是各国在世界体系中争取位置的变化而已。不去考察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各个国家中发生的实际变化，仅用一种体系结构进行抽象的逻辑推演，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三)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基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局限性，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既具有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也具有许多值得借鉴和汲取的合理成分。

第一，转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以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一些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从抽象的理性出发，建构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而这些所谓的模式与现实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具有内在的缺陷和弊端。因此，为了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就必须使理论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使理论符合实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探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去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要借鉴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合理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要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要重视人的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在二战后的初期，一些国家忙于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观点，在后来的实践中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反思，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单一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只能导致更不发达和更不平等;社会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要汲取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必须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同时警惕用片面的经济增长代替经济发展，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现实中的人的活动以及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要坚持内生为主、外源为辅的发展方式，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依附理论认为，核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外围国家处于从属地位，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就要同西方发达国家脱钩，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构成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可见，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过分强调了外部因素对一国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影响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针对这种将外部因素的影响绝对化的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从被动的依附型发展向内源型发展转变，如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指出:“这种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44]“内生的”这个词表示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坚持自力更生，提高本国人民的素质，注重保持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的自主性，努力增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正如佩鲁所说的那样，“整体的”这一术语“当然适用于具有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各种实体，如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世界”[45]。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割断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而应坚持对外开放，互通有无，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第四，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20世纪50—70年代，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对经济增长等于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并展开讨论。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代内人与代际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人的问题是解决自然问题的目的，解决好自然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好人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