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思想家们在历史观上滑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里驱赶出去，彻底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科学实践观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后来，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一)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
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是思想家们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思想家们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结论。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大体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个理想国的组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它被要求体现柏拉图的“理念”。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在中世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认为，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城，一个是“世俗之城”，一个是“上帝之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要符合上帝的安排，不断地从“世俗之城”向“上帝之城”进发。在近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而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历程。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不过是实现理性自由的进步史，它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绝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看来，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们有的以理念为出发点去演绎社会发展历史，有的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要符合上帝的旨意，有的把上帝的旨意替换成“绝对精神”，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体现，都无一例外地脱离不了唯心主义的立场。这些思想家在社会发展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究其原因是缺乏科学实践观。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虽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对实践进行过论述，但都没有科学地诠释实践。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但是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也提出“实践”概念，但在黑格尔那里实践是一种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虽然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但他理解的实践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费尔巴哈在社会发展观上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夸大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类历史就是宗教变迁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通过分析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从而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理性出发去批判社会现实。后来，在现实生活的斗争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不应该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出发去改造社会，而应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寻找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对黑格尔从理性出发，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实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现实的、感性的人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活动。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阐明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他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2]。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实践活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人参加的，而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活动则是生产实践。离开了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谈不到社会生活了，就更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3]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认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可见，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说，科学实践观的引入，是马克思实现社会发展理论革命性变革的关键;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十月革命后，列宁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24]这说明列宁非常重视实践的重要作用。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时候，列宁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方式由直接过渡转变为迂回过渡。这表明，列宁在当时苏维埃俄国社会建设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之路，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方针、政策，尤其是成功地对民族资本家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使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机遇、发展条件、发展战略等相关问题。可以说，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回答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江泽民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前两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江泽民根据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紧紧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结实践经验，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的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二)整体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的整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表明，人类社会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的有机整体，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发展思想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以前，人类思想史上就有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相关探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原因时提出了“四因说”，他认为任何事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有四种缺一不可的原因，这四种原因分别叫作“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25]。可见，任何事物的生成和存在都不能从一个方面去寻找原因，而至少要从四个方面去分析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蕴含着合理的整体发展的思想，并触及到了有机体的整体性特征。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国家比作有机体，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是机体……机体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趋于同一，如果其中一部分闹独立，全部必致崩溃。”[26]在这里，黑格尔把国家看作一个内部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19世纪，孔德、斯宾塞等人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并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孔德和斯宾塞都把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如斯宾塞把社会有机体划分为生产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生产系统相当于生物有机体的营养系统，分配系统相当于生物有机体的循环系统，调节系统相当于生物有机体的神经系统。与社会有机体的三大系统相对应的有三大阶级，即劳动阶级、商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三大阶级在社会有机体中各有自己的职能，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使社会有机体处于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孔德、斯宾塞的有机体理论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把复杂的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简单的类比，并按照生物有机体的内在联系来解剖人类社会，是牵强附会的。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也逐渐成熟。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部分有机组成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切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27]因此，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发展，而是指社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的协调发展。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认为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部分，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
整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有时偏离这一原则，如在理论上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在实践上出现了“拉美陷阱”，导致社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人们在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中逐渐认识到社会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也涵盖着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发展，社会发展是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坚持社会整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离开人，不仅社会不存在，更不能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在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促进人的发展。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于人的发展的认识也同样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的关注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就存在了。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使人成为衡量存在的标准，主宰万物的力量，彰显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启发人们重视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公民的教育应包括音乐和体育，音乐是指属于文化领域之内的事物，体育是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而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28]可见，在古希腊，思想家们就在探讨人的发展应该包括的方面。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依靠上帝的启示和信仰才能认识，而人的理智是无法认识这个超现实的世界的。阿奎那把对世界的认识中的非理性和人的发展的表现联系起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阐述了人的得救理论，他认为人的发展就是要为自己最终进入“上帝之城”做好准备，人的发展的最佳目的就是逐渐摆脱世俗世界，最终进入天堂。在中世纪，由于哲学家们认为理性附属于信仰，在谈到人的发展要求时，往往拘泥于信仰方面，但由于这种信仰是以虚假认识为基础的，所以，它对于人的发展的认识也就是虚妄的。
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显现出巨大的力量，使宗教和迷信受到了怀疑，非理性的东西逐渐被理性的东西所代替。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能力的进步，思想家们在人的发展问题上也充满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拉伯雷( 1494—1553)坚信人类可以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巨人就有力量改造自然、改造世界。薄伽丘认为，人应该是聪明的、灵活的、强壮的、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虽然薄伽丘等人文主义者重新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恢复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但是这里的“人”被剥离了最重要的社会属性，成为了“抽象的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29]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通过知识教育，让儿童获得专业知识;通过对儿童精神的培养，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格。在这里，黑格尔把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揭示了出来，但是黑格尔的社会和国家要符合“绝对精神”的要求，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体现，人的发展也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体现，而不是现实中的人的发展。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圣西门把促进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他的人生目的，“我终生的全部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30]。他指出，一切社会设施的目的，都应从道德上、智力上和体力上去改善人数最多的和最贫困的阶级的状况。在圣西门看来，实业制度是达到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圣西门却把实业制度的建立寄托在统治阶级的身上。傅立叶认为，通过建立“法郎吉”，并让人们在“法郎吉”中从事各种劳动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傅立叶指出:“教育应当是社会劳动的教育。教育的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应当和劳动组织相似……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给社会培养出适合和谐制度生活的全面发展的公民。”[31]欧文设计了“劳动公社”或“合作新村”。在这种新型社会里，由于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取消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使教育和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虽然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表达出人们对于全面发展的向往，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加上他们自己的唯心史观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人的发展理想的实现上并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最终只能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地汲取了西方思想家们在人的发展方面的探索成果，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揭示了人的发展的丰富内涵，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未来新社会的根本特征，他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后来，马克思又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关系、素质、能力、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34]怎样才能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占有，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全面占有是为了把这一基础真正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自由个性”阶段。到了“自由个性”阶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每个人将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
(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
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在马克思之前，一些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作过各种不同的猜测和论述。但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提出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观。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自然界的影响很大。人们往往从自然界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用自然现象去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自然现象或自然物。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甚至不乏荒诞，但它却是人类寻找社会发展动力的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36]
早期人类试图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但用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于是就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整个世界，从上帝、神的意志那里去寻找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认为，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是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并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都要受上帝意志的决定。
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把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探索从天上转到地上，把人从神的主宰下解救出来，从人的本性出发去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认为人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7世纪，英国的洛克认为，“一切人(包括他自己)在行为上必定总是完全被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欲望所驱使”[37]。他主张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快乐是人的本性。爱尔维修则称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他们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人的利益始终起着支配作用。虽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黑格尔认为，人性动力论虽然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不全面，没有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不能局限于人性动力的层面，要揭示出个人的目的、动机背后的最终目的。黑格尔指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真实、是永恒、是绝对有力的存在”[38]，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的理念，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看来黑格尔也不是从现实的世界出发，而是将神秘的“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主宰。这样，黑格尔的理性动力论中虽然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的动力观。
马克思、恩格斯汲取了黑格尔从人性背后去寻找“动力的动力”思维方式，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像黑格尔那样从自然界、社会之外去寻找“动力的动力”，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时认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必须能够生活，人们在生活中就需要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人们为了获得这些需要的资料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必然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需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恩格斯以资产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为依据，论证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的联系、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从中看到了生产方式的矛盾永远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阶级斗争是这一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的表现。[39]后来，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说它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调，恩格斯提出了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思想。恩格斯在强调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其他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认为，构成历史运动的总合力是无数力的合力，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一个合力就造成一个总的历史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行了探索。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进行探索时，有的学者提出了自主劳动论、合理需要论、利益协调论、社会改革论等观点[40]，有的学者提出了创新动力论[41]。这些学者揭示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这些具体的动力因素形成一个合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这些具体的动力因素要发生作用，必须要经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才能得以实现。可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