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及其他地区流寓文人研究
李宪乔游宦粤西与高密诗学的传播[1]
蒋 寅[2]
内容提要 作为清代自乾隆中叶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地域性诗歌流派，高密诗派经历由山东向广西扩散，最后蔓延到北方多个省份的传播过程，其中李宪乔游宦广西时与袁枚的交往是提升高密三李全国范围知名度的重要契机，而刘大观则是嘉、道间对高密诗派传播于辽东、三晋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述，勾勒了高密诗派南北传播的过程及影响，尤其是李宪乔与袁枚晚年的诗学交流。
关键词 高密诗派 传播 影响
高密诗派是清代自乾隆中叶绵延到嘉、道年间、以山东高密县为中心而影响播及全国的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其核心人物为“高密三李”，即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兄弟。怀民（1738—1793），名宪噩，以字行，号十桐、石桐。以诸生终老[3]。宪暠（1739—1782），字叔白，号莲塘。亦以诸生终。宪乔（1747—1797），字义堂，一字子乔、义堂，号少鹤。乾隆四十一年（1776）举人，官至广西归顺州知州[4]。自汪辟疆先生《论高密诗派》一文发表以来，高密诗派的诗歌创作一直为清诗研究所关注。近年因高密三李的诗话被收入《山东文献丛书》，高密诗派的诗论及其影响也开始受到重视。
昔年我随程千帆先生研究中唐诗，先生指定前人选本中要读李怀民《重订中唐诗主客图》，以见清人对中唐诗史的重新梳理和独到认识。后来拜读汪辟疆先生的论文，曾让我很好奇：一群名位不甚显著的诗人，一个偏僻的地方诗人群体，何以能在整个北方兼南方部分地区产生百余年的影响？为此，多年来我在阅读清人诗文和山东地方文献时，一直留意搜集高密诗派的资料，尤其注意高密三李的交游关系。近年为撰写《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研究乾隆朝诗学的演进，集中阅读清代中叶的文献，对高密诗派形成影响的途径略有所解，并觉得可补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讨论的不足，隧撰此文就正于专家。
一
在后人的记载中，高密派的兴起与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盛行有关。如袁洁《蠡庄诗话》说：“山左李石桐辑《中晚唐诗主客图》，分张水部、贾浪仙为两派，登莱一带言诗者多宗之，谓之高密派。”[5]张维屏《雪樵续集序》也说：“山左故多诗人，新城王文简公标举神韵，为海内宗工。同时益都赵秋谷以思力清劖，起而相角。越数十年而高密李石桐、少鹤昆季岸然自异，别辟町畦，依张为《主客图》例，尊张水部、贾阆仙为主，以清真、僻苦为宗，一时学之者号为高密体。”现在看来，高密三李出名甚早，周永年致李宪暠书，称“三李之名闻于阳扶、汝安、纫庵者非一日”，包云志推断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前后[6]。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前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撰《图说》，其书应成于是年。这么说来，在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成书以前，高密三李的诗名已播于人口。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宪乔与秦瀛同应顺天乡试，结下深厚的情谊。乾隆四十二年（1777）秦瀛有《题李少鹤诗册》，同年秋冬间又有《题李石桐诗集》云：“寂寞成连琴，泠泠太古音。君诗似此，海上发高吟。千载抱幽独，一时谁赏心。相思不可见，梦寐劳山岑。”[7]其集中与李宪乔唱和之作颇多。应该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李宪乔蒙召试赐举人之前，李氏兄弟已有一定的诗名，不过他们要获得全国性的声誉，还有待于李宪乔游宦广西期间对高密诗学的传播[8]，尤其是与袁枚（1716—1797）的交往。袁枚的推挹大大提升并扩大了李氏兄弟的影响力，这一点似乎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宪乔铨得广西岑溪知县，五十五年（1790）署归顺州事，五十八年（1793）调任知柳城县，六十年（1795）实任归顺州知州，直到嘉庆二年（1797）卒于任，前后在粤西十七年，与一批诗友交游唱和，切磋诗学，将高密派诗学传播于岭南。其间仲兄宪暠随宦岑溪，伯兄怀民一度来游，发起诗会，激发了当地诗文唱酬的风气。单鉊《少鹤诗钞序》云：“及来岑溪，与赵刺史松川、李君松圃友。松圃从受诗法，以风节相砥砺。”[9]这里提到的李松圃是李宪乔在粤西结识的第一位重要诗友李秉礼。秉礼（1748－1831），字敬之，一字松圃。江西临川人。父辈以业醝致富寓桂林，家有环碧园，擅林泉之胜。秉礼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赀为刑部郎中，告养不仕。四十九年（1784）秋李宪乔陪袁枚寻访逍遥楼故址，袁枚介绍两人相识，论诗甚相得，从而结为挚友。秉礼诗宗陶、韦，号其居曰韦庐，诗集曰《韦庐集》，曾请李宪乔评阅，时伯兄怀民适在署中，从而又得怀民评阅二十首，“奉为金石，逢人夸示”[10]。刘大观是宪乔在粤结识的第二位重要诗友。大观（1753—1834），字正孚，号松岚，山东临清州邱县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科拔贡，授桂林府永福知县，四十八年（1783）调镇安府天保知县，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丁忧去职。在任期间与李宪乔、李秉礼游从唱和，切磋诗艺，时有“岭南三友”之称。曾求李怀民评点诗集[11]，又请李宪乔评之。吴嵩梁《石溪舫诗话》载：“松岚初官广西，与李少鹤州牧、松圃郎中最善。五言诗以张水部、贾长江为宗，清能彻底，瘦可通神，高格自持，名句有味。”[12]袁行云也说：“大观初在岭外，学诗于高密李宪乔。宪乔谓其为《才调集》所误，三十岁后从新作起，一以清瘦峻削为宗。”[13]此外，还有知府陆友仁，初不知宪乔能诗，后见怀民所评李秉礼诗，叹曰：“必如此乃眞作家，似吾辈所作诗，眞门外戏耳！”[14]临桂孟知县也好做诗，自称石桐门人。可见李宪乔及高密诗学在粤西甚为学者所重。不过，像李秉礼、刘大观这些同辈官人从李宪乔学诗，固然有助于宪乔诗名的传播，但还不足以提升他的声望。他作为名诗人的地位和全国性的影响，只有像袁枚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认定和鼓吹才能获得。
二
机会出现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名诗人袁枚南游粤西，时任岑溪知县的李宪乔奉巡抚之命接待，从此两人鱼雁往来，互赠著述，成为稔熟的诗友。有关袁枚与高密诗派的关系，袁枚研究专家石玲教授《袁枚与高密派：乾隆时期诗学流派的交融与分野》一文已有很好的研究，对两者诗学观念的异同作了细致的辨析[15]。进一步考察袁枚与李氏兄弟交往的具体过程，我们还可以对高密诗派观念发展与传播的过程获得一些更具体的认识。
袁枚与李氏兄弟的交往是从李宪乔开始的，两人往还之迹见载于《随园诗话》卷六：
余在粤，自东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东一人。”山西者，普宁令折君遇兰，字霁山；山东者，岑溪令李君宪乔，字义堂。二人诗有风格，学有根柢，皆风尘中之麟凤也。（中略）李君于余起行时，道送不及，到泉州后寄诗云：“岸边双树林，来对兀沉沉。挂席去已远，别醪空自斟。烟寒过客少，江色暮楼深。谁识此时际，寥寥千载心？”《湘上》云：“孤月无人处，扁舟先雁来。”皆高淡可喜。[16]
这里对李宪乔的记载，多半出于对其东道照应的报答。袁枚由广东入广西，至桂林时宪乔奉命接待，陪同游览。不过见面也仅三四次而已。袁枚别后李宪乔曾追舟远送，竟未能再见。《随园诗话》所称道的宪乔这一篇一联，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处。五古一首纯为律诗笔调，首联句法别扭，尾联“此时际”三字更不成语。袁枚无非是感念其东道之谊，录之以为报偿，这乃是袁枚惯用的故伎[17]。《随园诗话》同卷对两人的交往还有一些记载：
甲辰秋，余在广州，有传蒋苕生物故者。未几，接苕生手书，方知讹传。到桂林，告岑溪令李献乔明府。李喜，口号一绝云：“狂生有待两公裁，未便先期一岳摧。岂为路逢章子厚，端明已自道山回。”李心折袁、蒋两家诗，与赵云松同癖。[18]
李宪乔这首七绝再次暴露出他写作中语言生涩和词不达意的缺点，但这并不妨碍袁枚仍客气地酬答这位崇拜者的索和之作，那就是收在《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的《岑溪令李君义堂猥蒙佳赠兼索和章舟中却寄》一首，前半叙述两人交谊：“李侯示我诗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骇杜陵闯入座，旋惊退之笑窥牖。健斗员俶兵五千，富夺东阿才八斗。笔所到处铁可洞，彩欲飞时霞满口。欧冶剑铸吴钩双，项籍力扛周鼎九。自言追古如追敌，誓不生擒不放手。自从作吏少知音，一卷《离骚》空系肘。昨宵筮客得袁羊，如铁遇磁牝遇牡。急乞官假录旧作，排比琳琅卯至酉。辇卷来呈刘彦和，焚香细读香山叟。感君溺爱似齐桓，其脰肩肩忘我丑。我亦低头学东野，愿作云龙逐此友。”[19]先盛夸李宪乔之才，以杜甫、韩愈拟其诗，以员俶、曹植喻其才，然后叙述宪乔闻己入桂讯息，整比旧作前来请益的情形，夸言“辇卷”而来，实则据宪乔自言不过百首而已。后一面自拟刘勰和白居易来摆谱，一面又用韩愈推崇孟郊诗的故事表示自己的赞许，对于39岁的岑溪知县李宪乔来说，这首和诗无疑是给足了面子。
说起来，李宪乔虽然表现得那么虔敬，但骨子里与伯兄怀民一样，对袁枚是有看法的[20]。李怀民《北归日记摘录》载有“子才赠少鹤诗，少鹤删改几半，尚未免余憾”的细节[21]。后宪乔在与李秉礼论诗谈到韩愈既具正法眼又能狡狯神通时，也顺便提到：“外间不解此语，所以袭乎仁义忠孝之言，而不足以动人者，则有沈归愚一派；恣乎缘情纵欲之言，而不足以垂教者，则有袁子才一派。此二者，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求其所以失之故，正不能将正法眼与狡狯神通合并耳。”[22]袁枚自然不会料及后辈这种“当面输心背后笑”的伎俩，辞别李宪乔后，两度寄书致意，令李宪乔感铭不已，报以长札。书中首先回顾了自己兄弟的学诗经历，倾吐了受袁枚奖许对他的激励，和他由此产生的自信：“宪乔兄弟自结发从事韵语，只同虫鸟以鸣春秋，取自适而已，非敢求声闻于当代也。兼之荒陬下邑，见书甚鲜，缺乏师承，尤难自信。洎后游都下，交海内之士，则先辈典型，零殒几尽。唯仰先生曁苕生太史二大老，岿然吴楚之间，冠弁宇宙。天遂其私，拜先生于岭表，盛蒙伛引忘劳，奖许过甚。不知者因为燕石疑骇增重，讵识庐陵、眉山汲引后进之诚耶？”书中还提到“宠惠古章”，“至云戏效宪乔体，则较涪翁诗中所谓以吞五湖三江之大国楚而下比不成邦之曹、桧，尤为过矣”。可能袁枚寄李和作时题有戏效宪乔体字样，但收入集中时已无此说。宪乔又称赞袁枚的和作之奇拔砾卓，“如韩退之诗云‘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犹疑帝轩辕，张乐就空旷’，庶几仿佛其境。正恐非务观、遗山下手所可方驾”。如果袁枚的和作就是前面引用的《岑溪令李君义堂猥蒙佳赠兼索和章舟中却寄》的话，那么李宪乔的称赞根本就不着边际。袁诗大体不脱应酬的习气，堆砌一连串人名、典故，只是为了掩饰内容的稀薄，诗中没有一个字切实地评价了李宪乔诗的成就和特点。不过这对于交际的双方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袁枚写了一首十二韵的七古酬答李宪乔，像韩愈赞美孟郊一般称赞他——哪怕是避实就虚地用很抽象的语言，这就足够了。李宪乔再接再励，又写了一篇四百六十七字的长篇古诗寄呈，书札最后提到“家兄石桐及拙什多在故山，仅即箧存者，缮写未竟，容后呈上。许赐《小仓山诗》及四六，切望速降。意俾岭徼边隅之人，皆得传抄习述，知中华有此一大宗也”[23]。可知他同时也将兄怀民的诗作缮录寄给袁枚，而袁枚则应允要回寄他诗集和骈文。这是一个双向对流的传播过程，李氏兄弟的诗作通过袁枚传播到文化中心江南，而袁枚的诗文则通过李宪乔传播于岭海边徼。是冬李宪乔将仲兄宪暠所著《莲塘遗集》、单宗元所著《愚溪集》寄给袁枚[24]。单宗元字绍伯，也是高密人，工诗，精于书法[25]。宪乔将二集寄给袁枚，当然是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和表彰。果然，袁枚报书提到“见惠《莲塘》、《愚溪》两集，醰醰有味，当采入诗话，以广流传”[26]。袁枚可以说是当时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评家，《随园诗话》的记载、评论对高密诗派在诗坛的传播和扬名无疑将产生莫大的影响。
三
其实，不要等到袁枚《随园诗话》来宣传，李宪乔与袁枚的往来唱和即刻就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袁公既以诗取子乔，桂林人望若登仙，遂益重子乔”[27]。李秉礼也从此时时以诗请益。乾隆五十年（1785），李宪乔赴省，怀民随行往拜访李秉礼。秉礼连举文宴，集诸友赋咏唱和，“坐客喧喧，推尊石桐先生为掌教佛祖”[28]。几年后李宪乔又在家书中向怀民报告自己在桂林蒙李秉礼盛情接待的近况：
盖松圃于吾两人，乃真心倾服者。弟未到之前，时时盼望。凡在省之官员幕友等，无不盼望者，皆松圃之故也。（中略）再，此地自松圃好吟，遂多吟人（李怀民注：自袁子才烘动以后，桂林辄尚诗咏，不独因松圃也）。[29]
袁枚的轰动效应所煽动的不只是尚诗咏的风气，显然还有李宪乔的名声。山东人对李宪乔与袁枚的这段诗学渊源颇为重视，约成书于乾隆末的诸城王景琪《牧坡诗话》曾载其事，称李宪乔“诗学宋人，最喜梅圣俞、陈后山，以其自抒性情，不事浮靡也。袁随园激赏之，题其集‘古人复作’，与之唱和”[30]。由此不难想见这段诗缘在诗坛产生的影响，它同时也是对高密派诗家的极大鼓励。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月，已丁忧去职的刘大观，能够施施然袖诗谒袁枚于随园，自然与袁、李这段诗缘有关。《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载：“辛亥端阳后二日，广西刘明府大观袖诗来见。方知官桂林十余年，与比部李松圃、岑溪令李少鹤诸诗人，皆至好也。”
而从袁枚这方面说，显然也没将李宪乔视为寻常的诗友。是因为晚年罕遇势均力敌的论诗对手，还是嘉许他以诗道为己任的担当和勇气，或认定沉迹下僚的李宪乔终非池中物？很难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袁枚对这位后辈诗人给予了特殊的垂青。《小仓山房诗集》卷首有三篇题辞，作者分别为蒋士铨、赵翼和李宪乔。蒋、赵二人都是与袁枚并称为乾隆三大家的诗人，两家诗集均为袁枚所序，袁枚对此也颇为自负[31]。他能将李宪乔的题辞及一篇《随园诗赞》，与蒋、赵两家题辞并列于卷首，足见对李宪乔不是一般的看重。而李宪乔的题辞不仅极尽后辈所有的崇敬和赞誉，一篇《随园诗赞》更活脱脱一幅袁枚的漫画像：“达如刘伯伦，而不好饮；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乐；习静如王摩诘，而不好佛；恬退如贺季真，而不好道；如名教非是自任如韩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讳好财；性异阮咸，而不辞好色。诙奇俶傥，疑龙疑蛇；播之为文，天焰地葩。或谓是太白之精所化，而为文章之宗耶？或谓是岁星所寓，而为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测之而尽其形容也。”[32]不惟袁枚其人“侔今无徒，侪古少类”，李宪乔的这篇赞也是古来绝无仅有的妙语吧？
此后十年间，李宪乔与袁枚的往来书翰，很少保存下来。袁枚《续同人集》收录两通李宪乔书札，另一通是乾隆五十年（1795）为求先公神道碑而作，称赞袁枚古文“体赡而理则直，一代碑版大手笔，端在此矣”，重申客岁之请，并“拟来春乞养北归，叩谒随园，躬领钜制”[33]。袁枚为宪乔父元直撰写的《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李公墓志铭》，后收入《小仓山房文集》[34]。除此之外，近年发现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秋袁枚致宪乔一札，提到：“仆近梓《随园诗话》二十卷，已将贤昆季之零章断句散布其间，约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当驰寄。”[35]事实上，《随园诗话》在前引几则涉及李宪乔的文字外，还记载了李怀民兄弟编纂《中晚唐诗人主客图》的情况：
李怀民与弟宪桥选《唐人主客图》，以张水部、贾长江两派为主，余人为客，遂号所咏为《二客吟》。怀民《赠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门时。手为拂朝露，心愁摇远枝。”《送张明府》云：“在县常无事，还家只有身。随行一舟月，出送满城人。”宪桥咏《鹤》云：“纵教就平立，总有欲高心。”“不辞临水久，只觉近人难。”《历下厅》云：“马餐侵皂雪，吏扫过阶风。”《送流人》云：“再逢归梦是，数语此生分。”二人果有贾、张风味。[36]
这里由《诗人主客图》的编纂宗旨讲到李氏兄弟自己的创作，认为他们的诗歌体现了创作与批评的一致。不过，他所举的诗例，与其说近于张籍、贾岛风味，还不如说更近于姚合。反正这些诗人都是不入袁枚之眼的，大概不会细读他们的集子，所以其评价多半出于先入为主之见，言不及义。但这无损于它的影响力，以袁枚在当时拥有那种嘘枯吹生、点石成金的魔力，他的一番品题必然会左右诗坛的舆论，使高密李氏兄弟声价腾越。李宪乔的上司、同时也是高密诗派追随者的镇安知府汪为霖，寄宪乔诗即称“《随园诗话》分明在，麟凤山东得几人？”[37]有了《随园诗话》的褒扬，李宪乔起码已被视为山东诗家的代表性人物。
四
尽管李氏昆季因袁枚的吹嘘而声名鹊起，但高密诗派的诗学观念与袁枚毕竟是有一定距离的。袁枚对二李的揄扬并不能泯灭彼此诗学观念的差互，羽翼渐丰的李宪乔跃跃欲试，希望在诗坛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但他深谙仅凭自己的声望尚不足以耸动视听，因而他想鼓动袁枚并起，撑起一面大旗。收在《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的《答李少鹤书》，是袁枚晚年最郑重的一次诗学讨论，针对的便是李宪乔这次野心勃勃的理论冲动。此书据《尺牍》的编次，应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袁枚七十九岁所作。书中提到：
来札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属老人起而共挽之。此言误矣。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将教之以北鄙杀伐之音乎？毋乃由之瑟奚为于某之门矣。严沧浪论诗，笑坡、谷二人，如子路侍夫子，有行行之气，此语殊解人颐。才如坡、谷，尚不免人讥弹，而况于不如坡、谷者乎？夫温柔之与卑靡，刚健之与粗硬，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物，未有不以柔为贵者。金、银、铜、铁、紬、罗、纱、绢，触目皆然。虽太阿纯钩，天下之至刚者也，亦以能屈能伸为贵。而况于声诗一道，将含商嚼徵，播之管弦者耶？[38]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宪乔有鉴于当时有人以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训人，结果反流为卑靡庸琐之习，希望袁枚与他一道共挽狂澜，矫正时风。可是袁枚却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本身并不错，只不过被一群歪嘴和尚将经念歪了，滑到邪路上去。于是他在辨析温柔与卑靡、刚健与粗硬这两对概念似是而非的差别之后，重新伸张温柔之美的价值，并顺势表明了自己反对门户之见、容纳忘异量之美的开放态度：
然而人性不同，或嗜羊枣，或嗜昌蒲，诗亦如之。杜少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竟陵、公安、七子互相诋娸，王阮亭痛訾元、白，专主中唐；蒋心余、钱屿沙痛诋阮亭，专主初白。仆以为皆是也，皆非也。是者，是其独得之见，不随人为步趋；非者，非其所见之偏，不平心而察理。范蔚宗所谓能识同体之善，而忘异量之美，庄子所谓蔽于古而不知今，此学者之大病也。
这段议论实际上已将他们之间隐然存在的胸襟、趣味的差异表面化了。袁枚历举古来诗坛的是非纷争，以不能欣赏异量之美、蔽于古而不知今为学者大病，实际上正是对李宪乔的训诫。针对宪乔认为查慎行开卑靡之习，袁枚又辩驳道：
夫他山以前，诗之卑靡者，无万万数，不过不传于世，故足下未见耳，非自他山滥觞。他山是白描高手，一片性灵，痛洗阮亭敷衍之病，此境谈何容易！若以流弊而论，则槎枒粗硬之弊，亦何尝不自老杜开之？韩昌黎之“蔓涎蜗出壳，角缩头敲铿”，与《笑林》中所云“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又何以异？足下之诗，酷摩韩、杜，故纵笔及之，为思患预防之戒。
在袁枚看来，“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
口呿，而不敢下手。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以七十九岁的高龄亲历了乾隆诗坛由格调诗风趋于学人诗风的转变，袁枚晚年对翁方纲一派以考据入诗的风气深恶痛绝，认为这才是必须矫正的时弊。
但十年过去，年近知天命的李宪乔，非复吴下阿蒙，对诗已有成熟的见解和立场。针对袁枚的训诫，他进一步坦陈自己的宗旨，挑明前函矛头所指是沈德潜。这就更让袁枚觉得无谓了：“所指诗教卑靡，为后学累，初不解所指。今蒙明教，方知指归愚尚书而言，则不必矣。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附木之人，称说一二，人多鄙之。此时如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何劳足下以摩天巨刃，斩此枯木朽株哉！老人与归愚，乡会同年，鸿博同年，最为交好。然平时论诗，向彼嘿无一语，知其迂拘自是，而不可与言也。然深知其居心端厚，未发之前，《竹啸轩集》中，颇有佳篇，未可一齐抹杀。况此时墓木已拱，家无负床之孙，足下尚何忍射死虎而虑其咆哮，斥奄人而禁其生育哉？”相比赵执信之于王渔洋，落水狗勿打，固然是袁枚存心仁厚之处，但这同时也与他视学人诗为关系诗运隆替之所在有关。如前书所见，他急切要力挽的是“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的“近今诗教之坏”，沈德潜在他看来早已是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了。
通过这封书札，袁枚看到了李宪乔持论过执的一面，不由得开导他：“《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二雅中之‘上帝板板’、‘下民卒殚’、‘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未尝不裂眦攘臂而呼，何敦厚之有？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或者夫子有为言之也，夫言岂一端而已，亦各有所当也。”以《诗经》中的激烈言辞质疑温柔敦厚之说，自清初以来乃是诗家常谈[39]，论者往往多方曲解以证成其无可怀疑的权威性。然而到袁枚这里，竟然否定它作为孔子诗论的可靠性，由此暗示了性灵诗学解构一切传统观念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袁枚对李宪乔来书提到的诗学命题逐一作了剖析、辩驳，包括：
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余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
足下论诗讲体格二字，固佳；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体格是后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木马泥龙，皆有体格，其如死矣，无所用何？前明何大复言，古人诗皆可歌之宾宴，杜诗只《锦城》一绝可歌，余皆不入律，故宋人称为村夫子。此言亦系偏见。《三百篇》变风、变雅，原不入笙歌也，然于情韵二字，却有见到处。
足下用力于杜、韩二家，以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此外可一切决舍。此是学究常谈，不可奉为定论。（中略）且上之一字，亦颇难言。杜初学庾、鲍，后取法乎二《雅》；昌黎以文为诗，初学李、杜，后得力于三颂。此又取法乎上之上者也。足下饮水思源，登枝求本，又何以姑舍是而不穷追之哉？（中略）圣人师蝼蚁而立战阵，师蜘蛛而制网罟。蝼蚁、蜘蛛，可谓下之下矣，而圣人不曰姑舍是者，何也？以故仆论诗，岂特不敢薄古人哉？即足下有一篇之善，一句之佳，仆必师之，而终身不敢忘也。又岂特如足下之大贤哉，即后生小子、女流末学，有一言之善，一句之佳，仆必师之，而亦终身不敢忘也。到落笔时，却处处有我在。
从诗言志、体格到取法乎上，袁枚逐一破除李宪乔的固执之见，从而提出诗无定格，取法宜宽的原则，同时解构了杜甫、韩愈的典范性。最后，袁枚针对李宪乔在体格意识上的拘执，又从体制的角度阐述了诗无常格的道理：“从古诗家，原无一定体格：《卿云》之歌，《竹弹》之谣，与《三百篇》不相似；《三百篇》中之雅颂，与国风亦俱不相似。此后降而为《离骚》，为乐府，皆是仪神夺貌，无沾沾硁守一家者。在古人，清奇浓淡，业已成名而去，我辈独树一帜，则不得不兼览各家，相题行事。”他具体举例，“如登清庙明堂，当用高文典册；如过竹篱茅舍，便宜味淡声希；如经历山危海险，自当硬语盘空；如偶然宠柳骄花，必须惊才绝艳。或半吞半吐，专收弦外之音；或可歌可泣，痛写悲欢之事；或咏商盘周鼎，自当诘屈聱牙；或闻流管清丝，忍不音情顿挫？或苦思力索，心从天外归来；或水到渠成，竟是《黄庭》初搨。凡此妙境，全在书卷富足，方寸灵明”。他觉得李宪乔“专学杜、韩，精进有得，因之高自位置，常自广以狭人”，所以直言相陈，并遗憾两人相见之晚，不能早进谠言。
五
尽管袁枚与李宪乔论诗存在如此大的分歧，但这封书札收入《小仓山房尺牍》，仍很引人注目。李宪乔对当时诗坛的批评及其勇于担当的气概，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毕竟不是谁都有这种以诗道为己任的抱负。李宪乔也确实不是一个喜欢托之空言的人，向来都将自己的主张付之践行。《归顺直隶州志》卷五载：“（宪乔）乾隆六十年升任知州，明敏刚断，礼士爱民。尤工于诗，政暇尝以教州人士，州人粗知韵语，皆宪齐所教也。贡生童毓灵、庠生童葆元，皆经其陶育，一时风雅称彬彬焉。”[40]郭嵩焘在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一日日记中记柳州王拯（亦字少鹤）论诗最推高密李宪乔，“谓其以专壹憔悴为诗，粤人言诗者皆师法之”[41]。李宪乔对粤西诗歌创作的倡导之功，的确是众所公认、有口皆碑的，他有关诗学的著述也为后学所宝重。他曾为李秉礼考定韩愈集，顺便批点了韩诗[42]。中山大学图书馆今存李秉礼旧藏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过录有李宪乔批，王拯题识及相关信息告诉我们，李宪乔的批点至少有七个传本可考[43]，足见其为人所重及流传之广。
李宪乔在粤西的诗学活动，对当地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身后仍通过昔日诗友持续发挥作用。嘉庆二年（1797）宪乔客死于官，宦囊萧索，不能归葬，李秉礼以千金送其丧。后其《韦庐集》付梓时，凡经李宪乔评点的篇什编为内集，宪乔殁后所作未经点定者则编为外集。内集李宪乔的评语对于了解高密诗派的诗学观念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刘大观则倡议刊刻《二李诗钞》，又在嘉庆十年（1805）刊行《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以寄托对亡友的感怀；嘉庆十九年（1814）赵擢彤重刻《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刘大观又为撰序。他还收徒讲学，授以高密诗法，对高密派诗学宗旨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芑孙有《答刘松岚观察大观枉赠即送入都》诗云：“君乡高密李（谓少鹤），近效亦岂诬？温文转廉辨，弥缝变拘迂。成劳虽未酬，遗荫恤其雏。君故学其诗，治行当可模。”[44]在惋惜李宪乔的同时称赞了刘大观的诗才和治行。
据王芑孙《题李石桐少鹤昆季送家直庵乡举诗册》云：“予以乾隆戊申三月召试赐举人，高密家直庵，亦以是年秋举于乡，明年成进士，为考功主事。又四年，出其乡举时诸同学赠诗，并李君石桐所为画、少鹤所为文示予。予观诸君子之赠直庵也，类所相勉以义。高密海东一隅地，比者石桐、少鹤以古学倡其间，其乡之士从而和之。二李既以学行有闻，直庵又连得科第，卷中诸君虽未即赫然暴著，而一二姓名稍稍流闻远近。”[45]此文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据此可知，到乾隆末年李氏兄弟在诗坛已享有一定声誉，并播散了高密诗派的名声。李怀民的五言诗尤为诗家所推重，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张问陶有《冬夜读李怀民五言律诗》诗云：“玄音来指上，谁鼓一弦琴？人外传仙诀，尘中写道心。暗泉流脉细，孤月抱光深。此境殊难得，高怀自古今。”[46]到嘉庆初再经“一时有龙门之目”的法式善表彰，高密诗人遂成为乾嘉间引人瞩目的诗派。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九有一则专论高密诗人，是历来对高密诗派最详细的评论：
山左近日有专工五言者，王考功宁
、刘大令大观为最。二人又盛推其乡人李石桐、子乔昆季为最。石桐《送赵玉文东归》云：“云中候雁飞，白发望荆扉。落叶满山径，秋风孤雁归。何时到乡里，前路授寒衣。知是无人问，空洲理钓矶。”《海南寺感旧》：“昔日海南寺，松杉荫绿苔。西堂曾乞住，荒径独寻来。僧没鹤犹在，客稀花自开。临风伫遥念，欲去重徘徊。”子乔《和王介甫昼寝》云：“百年萧散迹，强半此中居。淡意云能学，迟情日不如。画收四壁静，琴在七弦虚。自觉清凉甚，非关潦倒余。”《咏蝉》云：“应是不能休，非惟无所求。吟长欲竟日，思冷直先秋。过雨山村路，将昏水驿楼。年年为客听，知白几人头？”石桐学右丞，其旨微；子乔学阆仙，其体洁，各臻妙境，宜考功、明府低首也。石桐句如“蒙病觉寒早，独眠知夜长”、“夕阳晴照雪，归乌暮沉烟”；子乔句如“月生其栖鹤树，云湿挂泉峰”、“峭风当去马，远雪滞行人”、“高星秋树静，孤烛夜堂虚”，皆可传。又记石桐句“四民中有愧，五字外无能”，子乔句“能除众有句，独得古无贫”，则二人之旨趣可知矣。石桐初名宪噩，以字行，遂名怀民。种梧桐十株，额其居曰十桐草堂，人多以石桐称之。子乔名宪乔，自号少鹤，由明经召试出宰粤江。松岚刻二李诗，题曰《二客吟》，颇称简当。其全集王熙甫刻之。要其七言究不及五言也。[47]
嘉庆以后，随着《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的流行于世，高密诗派的影响也日益蔓延开来。在粤西一带，除了汪辟疆先生提到的李秉礼、朱依真、孙顾崖、赵延鼎、刘大观及弟子辈的唐昌龄、袁思名、叶时哲、童毓灵、介支、葆元兄弟外，以汪为霖为代表的一批游宦诗人也受到高密诗风的熏陶。
汪为霖（1762—1822），字傅三，号春田，江苏如皋人。贡生，家饶资产，性耽风雅。知广西思恩府，以廉静称。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调任镇安知府，嘉庆元年（1796）又辅佐督帅襄理军务。在镇安期间，与李宪乔、刘大观及李秉礼等游从酬唱，诗风由清婉淡荡一变而为清健峭丽[48]。其《小山泉阁诗存》八卷，存诗近千首，袁枚《随园诗话》曾称道其篇什。其《友人有谓随园主人诗似香山而余诗复似先生为吟一律示友并质之先生》一诗有“先生宗白我推袁，万古心香共此源”之句，颇以诗才高自期许。镇安夙为粤西重镇，名诗人商盘、赵翼曾莅任知府。汪为霖自言：“吾纵不能颉颃二君，而振文教、育人才，尤边徼之急务也。”[49]在任期间热心指授当地士子诗艺，造就人才甚众，都有诗集行世。
到嘉、道之际，李秉礼子宗瀚，能“守其家法，并及高密二李绪论”[50]。又有绍兴人杨继荣，尝与李秉礼、李宪乔往来倡和。二李殁后，与汪运、商书浚、曾克敬、朱琦、龙启瑞、彭昱尧、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十人，常于桂林檆湖（今名杉湖）补杉楼饮酒赋诗，时称“檆湖十子”，同治七年（1868）广西巡抚张凯嵩刻有《檆湖十子诗钞》，被视为高密诗派在广西的流裔。至于其他地区，李宪乔曾说：“一向在桂省，以诗来求政者甚众。一戴舍人，湖北人；一胡进士，江西人；一关孝廉，临桂人。其余零星未成家数者，不胜纪也。”[51]汪辟疆先生曾指出：“胡森亦以江西人，与少鹤往来，自是江西诗人多有传其《中晚唐诗主客图》者，于是江西有高密之派。孙顾崖以吴人官粤西，而最服膺石桐少鹤诗说，以为今日诗道之存，实赖二李。则顾崖固能为二李之诗者，于是东吴有高密之派。逮于清季，临川李梅庵瑞清，侨居金陵，尝称其家学，曾举其家藏钞本《中晚唐诗主客图》，授和州胡俊。而胡氏《自怡斋诗》亦远宗张贾，近法石桐，（中略）然则高密二李之诗派垂二百年犹未绝也。”[52]其中最应该提到的是刘大观的影响。自高密三李下世后，刘大观就自然地成了高密诗派的旗手。他后来宦益达，才名益盛，有《玉磐山房集》行世，翁方纲题其诗，称“仲则云亡兰雪病，君才二子欲兼之”[53]，不仅光大了高密诗派的声誉，更在历任开原县、宁远州、河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的游宦生涯中，将高密诗学传播于辽东、江浙、三晋地区。
最迟到道光间，高密诗派作为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已为诗坛所瞩目。尽管也有人说“其派未甚行”[54]，但道光十五年（1835）张维屏为高密诗人鹿林松所作《雪樵续集序》，足以说明高密诗派是当时公认的诗歌流派：“山左故多诗人，新城王文简公标举神韵，为海内宗工，同时益都赵秋谷以思力清劖起而相角，越数十年而高密李石桐少鹤昆季岸然自异，别辟町畦，依张为《主客图》例，尊张水部贾阆仙为主，以清真僻苦为宗，一时学之者号为高密体。”[55]而此时高密诗派的影响早已不限于山东和江西、吴中，而是随着诗人的流动播散到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届关外。当时有“关外一人”之目的铁岭诗人魏燮均，后人认为他“诗学孟东野”[56]，其实是学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高密诗人王相庸撰《九梅村诗集序》载：“戊戌冬（按：道光十八年，1838），余归觐山左，子亨录所为诗数卷，乞携归就正于余先君。先君披览乐之，既喜斯道越海有传人，又喜庸之能择交良友也，慨然允为弁言，以资宏奖。且欲加点墨评识于其上，命笔未竟而先君遽以疾逝。”后乡里先辈李鲁钦、李子亮、王亦园、李希夷等闻之，索读校订，并为题词，逾年寄魏燮均。三年后王相庸再游辽东，以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相示，燮均读之有所得，为诗吟益苦。及咸丰元年（1851）王再至辽东，则魏燮均已彻底脱胎换骨。“其所以发而为诗，不必规规焉模唐，不必沾沾焉不模唐，而自出入储张贾孟之间矣”。今《九梅村诗集》附录题诗，有高密王炅、王佩韦、王相庸、王
、李璜之作，悉为当时所题，这是高密诗派远传关外的一个有趣例证。由于高密诗派的广泛传播，属于高密派诗学文献也相当流行。后来董文涣之所以增订《高密李氏评选孟诗》，于同治七年（1868）刊刻行世，想来是大有市场需求的。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13&ZD1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研究”（12BZW051）成果。
[2]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3] 李怀民事迹见《石桐先生诗钞》附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七二有传。
[4] 李宪乔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二。
[5] 袁洁：《蠡庄诗话》卷九，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6]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高密三李友朋书札》，转引自包云志《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7] 秦瀛：《小岘山人诗集》卷五，嘉庆刊本。
[8] 这在汪辟疆：《论高密诗派》一文中已有较细致的论述，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也曾就李宪乔游宦广西时广授诗法诗艺，从学者众多的事实指出高密派在广西产生巨大的影响。
[9] 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卷首，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刊李氏三先生诗钞本。
[10] 李宪乔：《桂林家书摘录》，《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67页。
[11] 《十桐先生评定刘松岚诗》，青岛图书馆藏本。
[12] 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咸丰六年刊本。
[13]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五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14] 李宪乔：《桂林家书摘录》，《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68页。
[15] 石玲：《袁枚与高密派：乾隆时期诗学流派的交融与分野》，《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
[16]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47页。
[17] 参看蒋寅《袁枚〈随园诗话〉》与清诗话写作之转型》，《岭南学报》2014年第1期。
[18]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43页。
[19]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4页。
[20] 李怀民：《紫荆书屋诗话·论袁子才诗》写道：“吾乡渔洋先生以诗驰名海内，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气习，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品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云。”（《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04页）《北归日记摘录》又云：“诸人仰袁简老如太山北斗。予每览其诗文，颇芜杂率易，不足惊喜。吾子乔亦未免以其誉己而许之。”（《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91页）
[21] 李怀民：《紫荆书屋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91页。
[22] 李宪乔：《与李秉礼论诗札》册页，浙江浙商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57109-285542246.shtml。
[23] 李宪乔：《寄随园先生书》，《续同人集》文类卷四，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6册，第360—361页。
[24] 《莲塘遗集》有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刊本，《愚溪集》有乾隆四十三年李怀民古柏堂刊本。
[25] 李宪暠：《单绍伯先生传》，载《高密县志》第三册，第1233页。
[26] 转引自包云志《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一文，据包先生考证，此札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27] 李怀民：《北归日记摘录》，《紫荆书屋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89页。
[28] 同上书，第90页。
[29] 李宪乔：《桂林家书摘录》，《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67—168页。
[30] 王景祺：《牧坡诗话》卷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乌丝栏清钞本。关于此书成书年月，参看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第423页。
[31] 袁枚序赵翼：《瓯北诗钞》云“撷之祗心余数行，而他贤不与焉”，又云“去春过南昌，心余病，握余手諈诿诗序，一如耘菘，撷卷首一序并无，然后知此二人者，交满海内，而孤睨只视，惟余是好”。这就像王渔洋笔记中载当世诗人称“南施北宋”，又言二人诗集皆属己删定，言下不无托大之意。
[32]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首，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1册，第5页。
[33] 《续同人集》文类卷四，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6册，第361—362页。
[34]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2册，第441—442页。
[35] 转引自包云志《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一文，据包先生考证，此札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二日。又见《“高密三李”友朋书札七则》袁枚致李宪乔札，《历史文献研究》21辑。
[36]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第264页。
[37] 汪为霖：《得江舟中寄柳城李少鹤明府》其一，《小山泉阁诗存》，道光二十年如皋汪氏文园重刊本。
[38]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第169—170页。
[39] 参看蒋寅《原诗笺注》内篇上一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5页。
[40] 颜嗣徽纂：《归顺直隶州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41] 《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2] 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文中提到，陈迩冬旧藏：《韩昌黎诗集笺注》李宪乔批校本，末卷封底有宪乔：《为正孚考定韩集书后兼呈敬之郎中锡蕃秀才》诗二首。
[43] 李福标：《〈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校在粤地的流传》，《文献》2012年第2期。
[44]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编年诗稿》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80册，第570页。
[45] 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81册，第257页。
[46]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3页。
[47] 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首，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48] 关于汪为霖仕桂期间与李宪乔的交游及诗风所受的影响，戎霞、梁扬：《论汪为霖与广西高密诗派的关系》（《阅读与写作》2011年第10期）一文有详细讨论，可参看。
[49] 羊复礼纂：《镇安府志》卷二十二，光绪十八年刊本。
[50] 汪辟疆：《论高密诗派》，《汪辟疆文集》，第263页。
[51] 李宪乔：《凝寒阁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47册第三辑，第263—264页。
[52] 汪辟疆：《论高密诗派》，《汪辟疆文集》，第263页。
[53] 翁方纲：《题刘松岚诗卷二首》其一，《复初斋诗集》卷四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刊本。
[54] 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边浴礼序，咸丰刊本。按：序作于道光三十年（1850）。
[55] 鹿林松：《雪樵续集》卷首，道光刊本。
[56] 魏燮均：《九梅村诗集》陈德懿序，毕宝魁：《九梅村诗集校注》下册，辽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