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的文化与文学

机器身体：微时代的物质根基和文化逻辑

汪民安[1]1

微时代的文化事实上奠基于互联网文化,它是以手机和电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电脑和手机是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它们是技术的最新产物,同时也是机器进化的最新产物。较之传统的机器大工业,电脑和手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将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多种功能进行了浓缩和概括,这样,机器发生了进化,它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边界去抢占新的领地。比如说,电脑(手机)抢占电视的领地,抢占音响的领地,抢占计算器的领地,甚至抢占算命先生的领地。它甚至有多种接口,可以和其他的机器有一种实质上的组装,它可以容纳别的机器输送来的信息,它有插口随时承受来自外部的输入。电脑功能不断地改变。

手机和电脑不仅吞没和席卷了其他的通信和娱乐机器,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物质形态。它越来越小巧,越来越轻盈,因此越来越具有流动性,越来越从形状上趋近一部手机,越来越和人之间形成一种身体上的依附关系——人们最初是奔赴于一个静止的、固定的、醒目的电脑；现在,人们可以将电脑随身携带,让身体成为电脑的依附之地,让电脑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电脑和人们形影不离。开始是一个显示器和一个笨重的主机盒子组装的电脑,它和人保持着距离,成为人的一个客体；接下来是一个可以放在书包里面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脑,它是人的一个亲密伴侣；现在是手掌中的电脑,一部手机电脑,它简直是人的一个新器官。这是电脑最新的自我进化,一个打破了手机和电脑界限的奇妙机器。

也就是说,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本身也越来越小。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最初的城市文化就是大机器大厂房的文化,机器是城市的中心,让所有的人跟着它转动。随后是家用机器的出现,机器成为家庭的中心。现在,手机成为身体的中心,让整个身体围绕着它转动。机器从厂房和公共空间转移到家庭空间,现在则转移到身体空间——手机和电脑都是人体的器官。

互联网使得所有的事物都获得了信息的地位。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以转换成一个信息,一切都被信息化了。电脑(手机)作为机器,生产和消费的都是信息。尽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由来已久,但是,电脑的信息概念则完全不同。对于一般的诸如电视机这样的信息机器而言,信息总是被特定人群所生产,然后又被另外的特定人群所消费。因此,信息总是被遴选,被编码、被体制化。它们是现实的反映,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对于电脑而言,信息可以被所有人生产,也可以被所有人消费。最主要的是,电脑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连隐私也可以被信息化(事实上,人们常常将自己的最私密的东西,将自己的身份、财物,以及内心意愿等,也就是说,将自己的全部存在感,都储藏在电脑里面,以至于电脑一旦丢失,存在的意义仿佛就丢失了一样)。人们可以将一切,不仅是外部世界的一切,甚至是自我的一切,以电脑的方式信息化。就此而言,信息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信息是因为电脑而产生的。人们总是说,信息事先在现世存在着,它有待一个传播机器来完成和表述它；一个好的传播机器正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恰当准确的再现。人们总是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广播、报纸和电视。但事实上,电脑或许会改变信息的定义：没有什么事先的信息,信息是被创造出来的,信息是电脑的产物,是因为有了电脑然后才有了信息。所有发生之事,所有琐碎之事,所有现存之物都可以被电脑转化为信息——反过来,所有未发生之事,所有可以想象之物,所有虚构之物,同样可以借助电脑转化为信息。电脑可以将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将现实的和非现实的,进行信息化的处理。如果说电脑是一个非物质性的生产机器的话,那么,它将整个世界进行了非物质化的生产,它将世界生产为信息。整个世界被信息化了并以信息的方式而存在。信息不再构成现世的一部分,而是现世完全转化为信息。

电脑(手机)构成了一个自主的生存世界,不过,这个电脑人生法则同现世人生法则迥然不同。它有它的符码,有它的存在方式,有它的语言,有它的逻辑,有它的价值观。电脑的所有程序和规范,都是这个电脑人生的培训教程,如同现实中的每个规范和法律都是现实人生的教程一样；如同人们每天在现实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上班线路一样,人们在电脑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网游线路；如同人们在现实中有固定的伙伴和朋友一样,在电脑中人们也有自己的固定伙伴和朋友；这样,每个人有一种现实的人生习性,也有一种电脑的人生习性。他们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人们过着两种人生。当他坐在电脑前,他同时以两个身份、两种形象、两种习性的面孔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电脑是一个分裂的机器,它将人一分为二。这两个世界如此迥异,以至于人们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居然能够展现如此不同的两幅面孔。电脑人生,既非现实人生,也非电影式的梦幻人生,它甚至也不是这两种人生的辩证综合,它只能属于自己的特有人生。在此,这个人生唯一确定的是,它不可能像睡梦那样最后被现实人生所惊醒。它将持续地存在,并且一直和现实人生相互较量。

互联网和手机编织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广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社会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结果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属于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陌生电话。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储存号码,这会导致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会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微时代社会之外。它没法和这个社会兼容,或者说,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这两种“身体”没法兼容。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与时俱进。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可能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

不仅成年人转入到这个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的虚拟身份,孩童也开始迅速地使用手机和电脑。机器以前是成年人的使用对象,现在,孩童们从小就开始使用和消费机器了。孩童们不仅在虚拟世界获得身份,他们还将电脑和手机作为一种新的玩具,几乎所有的少年对这些玩具机器都能无师自通,甚至还可以做父母的教师。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和机器打交道,人的一生终将和机器形成一个装置。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玩具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最初的孩子的玩具对象是泥土,接下来的对象是各种拟人化的娃娃(女孩)或者汽车(男孩),或者是各种人造的玩具,现在,不分男女,最重要的玩具对象是iPad。成年人的玩具和孩童的玩具一体化了,人们会发现,父母和孩子争抢iPad或者iPhone的情况并不少见。电脑和手机,既是一个信息机器,也是一个娱乐机器。这或许就是人们沉湎于网络的重要原因。

所有这些对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的碎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切成碎片了。但是,碎片并不是现在发生的,大机器的时代已经导致了碎片化的生活。今天的碎片化生活有不同的形式。以前人们被大的工厂机器所控制,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是机器的一个环节,被机器撕成了碎片；但是现在,人们是无限信息流中的一个环节,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撕成碎片。信息蜂拥而至,穿越了人们的每时每刻,穿越了人们的整个身体。一旦身体被撕成碎片,一旦沉浸在娱乐之中(人们对机器的兴趣就在于娱乐),一旦过于沉浸在当下的枝节和琐细之中,人们就缺少总体性的视野,缺乏超越性的怀疑精神。人们陶醉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看上去,人们在互联网上建构起了一个公共世界,实际上,人们借助于这个虚拟的公共世界在品尝自己的私人快乐。

互联网使得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空间距离消失了,不再构成一种联系障碍。不过,或许这也让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人们没完没了地和远方人对话,但却不愿意和身边的人交流。而且,人们也倾向于愿意借助手机和电脑交流,而不是面对面交流。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亲密了,现实中的亲人越来越疏远了。人们共处一个餐桌,却往往并不面对,而是各自埋头于自己的手机,各自和一个遥远的人在交谈或者分享。互联网填平了地理鸿沟,却又挖了一个新的现实沟壑。

由于电脑和手机这一技术的普遍运用,全世界的人都借此获得了某种同质性。我们并不是说,新技术和互联网使得人们完全趋同,但是,它们确实让人们分享某些共同的生活习惯,某些共同的自我技术。孩童们在玩同一种游戏,接受同一种互联网文化,使用同一种电脑技术,塑造孩子的技术越来越接近了——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这种基于互联网文化的全球化,会不会使得民族之根、民族的习性在不断地剪除,不断地消亡？

[1]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