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现状与选题依据
包括诗界革命在内的晚清文学甚至整个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多年以来的古代文学史著作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态度十分淡漠，有的把它视为逐渐游离于“古代文学”这一母体的尾巴，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也有的则干脆将其完全排除在文学史写作的视域阈之外，而把它推给近代或现代文学史，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尽管提及近代文学是清代文学四个阶段之中的一个，但著者在对清代文学进行梳理时则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不少现代文学史著作则直接从1917年前后的新文学运动写起，在时间上没有与古代文学建立起必要的对接与延续，从而使得近代文学成为一块少人问津的“飞地”。这自然会给读者造成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断裂”乃至对立关系的错觉。倒是近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出现，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所遗弃的近代文学纳入自己的领地，从而建立起古代文学史向现代文学史过渡的“桥梁”，并成就了自身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自序》中说：“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80年全部文学创作表明：近代文学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经过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觉醒的、蜕变的、开放的文学。尽管这种蜕变中的文学还未能登上文学的顶峰，也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惊天动地的业绩；但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过程中的变化轨迹和复杂的文学现象却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在探索前进中的成就与失败，都值得文学史研究工作者认真总结。”尽管如此，“建国后对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是极其薄弱的，尤其是总体性的研究更差”。[1]这不仅指出了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也点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整体不足。而这种研究的不足恰恰是今后的学术生长点所在。
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运动之后不久出现的几部文学史论著曾对所谓的“近代文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胡适在发表于1923年2月《申报》上的《最近之五十年》（即后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1872年之后的文学概况进行了大致梳理。尽管该著作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出于鼓吹白话文学特别是文学革命的目的，更多地强调了1917年以来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把此前的文学更多地视为古典文学的“末世知音”——但把新文学运动放置在后人所谓“近代”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观照，本身就是对二者内在关联的肯定，从而也给后人以思路上的启迪。稍后面世的陈子展所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部文学史，“不仅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而是独立机杼，自创一说”，明确肯定了近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的各部分都显现出一种剧变的状态，和前期大两样”[2]。陈子展甚至断言：文学“到了这个时期，就开始要求创造现代的现代人的文学了”。[3]这就把自1894年以来的文学所特具的现代性质凸显出来，从而实现了这一阶段文学与此后文学的有效衔接。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更是把康有为、梁启超等诗界革命的主将直接收纳在“新文学”一编中，并把他们排在胡适之前进行论述。倒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明确指出了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之间的承继关系：“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捡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4]遗憾的是，这一颇具开创意义的论述，在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中被遮蔽起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响应与拓展。
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文学在一夜之间完成了由“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蜕变，成为学术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争相谈论的热点话题；而且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开始重新“圈地”，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重新进行了“血缘”关系的认定，确认了二者的承传乃至母子关系。于是，所谓的“近代文学”领地内也纷纷树起了现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界碑。近代文学研究出现这种“冷热两重天”的强烈对比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学史观的更新及文学史重构的讨论。要在新的文学史观的统领下重新书写文学史，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新文学或曰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不少专家学者在重新打量现代文学发生的资源和语境时，近代文学（1840—1917）这一长期被遮蔽的领地被开掘出来，瞬间由少数人涉足的荒地变成了众人争相开采的热土。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单是来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就不乏其人，前有陈平原、刘纳、王德威等专家的拓荒，后有钱振纲、杨联芬等学者的跟进，而且研究队伍与学术成果与日俱增。纵观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立足于现代文学，对近代文学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发掘，以及对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的论证的确振聋发聩。这不仅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而且为当下及将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提供了重要资源与参照。但是，通过对各位方家的成果综合考量也不难发现，他们对晚清小说的耕耘可谓是成果丰硕：陈平原先生的学术奠基之作，同时也是其代表性著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述了晚清小说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及特征；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对中国大陆学界影响极大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同样着力于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研究。钱振纲先生新近推出的《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也不例外。与之不同的是，刘纳先生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两部著作是对现代文学转型的宏观考察，但前者所论及的诗歌也颇为有限，而后者更是把诗歌这一文类创作淹没在对小说深层耕耘的光影中。可以说，研究者对晚清小说的集中聚焦与对诗歌相对冷漠的研究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情形与胡适最初发动文学革命时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私心以为文言绝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枪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5]这种诗歌研究“门庭冷漠”的状况的形成，固然是研究主体自身学术兴趣使然，似乎外人不得强求和置喙；但更深层次上也是由于研究者对诗歌本体缺少深入细致的关注所导致的。而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恰恰为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内涵的重新发现与厘定留下了极大的拓展空间。而且，众人对晚清小说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收获也无疑会成为研究诗歌本体转型的重要参照。
当然，对晚清诗歌尤其是诗界革命的研究也并非无人涉足，但研究者大多来自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如钱仲联、郭延礼、袁进、张永芳等著名学者。他们更多地从“近代”这一立足点与尺度进行论证与阐释，而没有以更具现代性的视野和方法去开掘研究对象中所蕴含的现代质素。如张永芳的论文集《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中所收文章主要偏重于诗界革命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承担角色及其贡献的考证与论析，对诗界革命的后续影响则较少涉及；郭延礼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对近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主要作家及作品、流派及思潮进行了详细的扫描和介绍。与之相似的还有李继凯的《中国近代诗歌史论》，该论著尽管一再强调包括诗界革命在内的近代诗歌运动对现代诗歌产生了影响，但对前者的分析仍偏重于概括而缺乏对诗歌本体诸要素的深入探究，因而在对二者关系的论证上仍显得说服力不强。
近年来，对晚清诗歌与现代新诗之关系的重新考量刚刚起步。王光明先生在其气势宏大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把“诗界革命”列为第一章（“不可遏制的潮流”）并视为“百年汉诗”的起点，这无疑是其学术视野的创新与学术胆识过人的表现。但单就对“诗界革命”文学史地位的评述而言，该著在前后文中就“表现出存在缝隙，不太衔接，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孙玉石：《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序言》）。具体说来，作者承认“晚清的诗歌运动催生了‘新诗’这一概念……在后来成了现代中国诗人寻求现代性的重要指标，有着广泛的回响，因而是中国探寻现代诗歌形态的第一个驿站”——这显然是把诗界革命视为现代新诗发展的起始阶段——但该著又认为诗界革命中的创作“语言形式体制还是旧的，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并不由它开始”[6]。显然，这种评价和定位显示出作者观念上的复杂与矛盾。荣光启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未刊稿，首都师范大学）和赖彧煌的博士论文《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研究》（未刊稿，首都师范大学）从论题的确立、切入的视角和论析的深度上看，均有独到之处。前者主要采用诗歌文本、语言和形式理论的分析方法，侧重于诗歌语言、形式与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经验的纠结、互动对诗歌发生的影响；后者着力于诗歌言说方式的寻求与建构，主要从格式的转换、经验的牵引、情感的表现、诗艺的寻求以及现代性对古典的压抑与规训等问题进行梳理。二者均从晚清的诗歌运动谈起，但诗界革命不仅在各自的论文中所占比例极小，其论述重点也都集中于对诗歌语言的论析，而且也没有把诗界革命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发展等嬗变关系进行比照论析。诚如作者所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对于‘白话诗’‘新诗’‘现代汉诗’这种现代诗歌文类的确立，只是在语言衍变和艺术规则变化的向度上谈了一些问题，远远没有为这种现代诗歌文类的何以‘确立’提供清晰的答案。……对于诗歌研究而言，‘现代汉诗的发生’这个话题则远远没有结束。本文至此，看来只能算是一种‘引论’‘导论’而已。”[7]为现代诗歌文类的“确立”寻求清晰答案的努力是上述研究者没有开垦的领地，而这恰恰正是诗界革命研究亟待弥补与拓展的重要命题。
当然，也有对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领军人物的整体文学活动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如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以及刘冰冰的博士论文《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黄遵宪诗歌研究》（未刊稿，山东大学）等。在这些著作中，尽管有的也涉及诗界革命而且不乏具有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的精辟论述，但由于诗界革命并非其研究的重心，因而对它的宏观把握与细节的触摸则难免失之宽疏。进一步讲，前述有关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只是对该运动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渊源、主题情感及艺术特征等方面的概述，如《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诗歌史论》等著作；有的是以语言的变化作为切入点来对其言说方式的嬗变进行分析，如赖彧煌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只不过是抓住了诗界革命在诗歌本体转变上的某一个方面（如语言），而对其本体的整体观照与细致分析则付之阙如。这类成果当然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或者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诗界革命中诗歌外在形式的特殊之处，但对于认识这一诗歌运动及创作实践在诗歌内在本体上所发生的转向，特别是与现代新诗的发生之间所存在的血脉关联则显得过于简略。诗歌的转型固然是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诗人主体、传播媒介、读者接受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结果能够也必须以诗歌本体要素的转变作为内在动因与表现特征。诗界革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诗歌本体研究的忽视，不仅影响了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知与合理定位，更模糊了它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关系的厘定。
应当指出的是，杨站军的博士论文《游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诗界革命研究》（未刊稿，上海大学）是为数不多的以诗界革命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论著之一。论文认定，诗界革命不是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桥梁，现代白话新诗也不是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过渡和演变关系；相反，五四白话新诗是在诗界革命之外的方向上“另起炉灶”式的探索和发展。他认为，诗界革命归属于传统诗歌的范畴，是传统诗歌的终结，而与现代诗歌之间是互不相干甚至对立的断裂关系。但是，该论文并没有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与合乎逻辑的推理来证明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的迥异之处，只不过是泛泛论及诗界革命的发生背景、几个主要参与者各自的创作情况以及诗界革命与其他诗歌团体、流派的关系，甚至也并没有充分证明诗界革命的传统本质与“古典”特性。这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作是一个遗憾。
由此可以看出，对诗界革命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转型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新诗发生意义的研究和论述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特别是对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质素在内的诗歌本体的新变，更需要进行细致梳理与深入探究。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与关注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