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扬州文化的历史发展

“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十分宽泛的概念，由于本书是以诗文艺术为研究对象，因此本节主要讨论文学范畴内扬州文化的历史发展。

从诗文创作为代表的正统文化视角来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扬州文化都有所发展，但真正达到兴盛则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唐代，从唐初开始至北宋，为余波荡漾；第二次是在清代，从清初开始，直到清代晚期。显然这与历史上扬州经济的兴衰基本保持了一致，苏保华在《扬州文学镜像》一书中，通过统计自西汉到民国之前关于赠别题材的诗词，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一　唐代以前扬州文化的发展

汉初，扬州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这一时期，扬州出现了其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枚乘，还有著名的儒学家董仲舒。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的郎中，刘濞欲谋反，他写《谏吴王书》加以劝阻。吴王不听，他便到梁孝王处作客。吴楚七国之乱时，他又写了《重谏吴王书》力劝吴王罢兵。这两篇谏书，善用比喻，多为排句，既是谏书，又是富于辞赋特色的文学作品。现存枚乘最有名的作品《七发》系汉赋的开山之作，其中描绘了扬州城外壮观无比的“广陵涛”，似为扬州文化的发展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王刘非国相10年。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大一统”、“天人感应”等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以后两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和他的政治主张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扬州的“董子祠”、“贤良街”、“正谊巷”、“大儒坊”等都与纪念董仲舒有关。本书主要研究对象孙枝蔚就曾慕名僦居于“董子祠”旁，并有诗文以记之。

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217）是广陵人。陈琳诗、文、赋皆能，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诗歌代表作有《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广陵的作品。

三国至西晋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扬州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东晋初期，“永嘉南渡”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淮南一带相对稳定，扬州地区的经济文化重新获得发展。这一时期对广陵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晋的谢安和南朝刘宋时的徐湛之。

谢安（320—385），字安石，东晋名士、宰相，浙江绍兴人。他在淝水之战后出镇广陵步邱，筑“新城”，并在“新城”东北筑平水埭以灌溉农田，“随时蓄泄，岁用丰稔”。后人把他比作西周时辅佐周室的召公，将此水埭称为召公埭。

徐湛之（410—453），字孝源，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元嘉二十四年（477），徐湛之任南兖州刺史，“湛之善于为政，威惠并行。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13]。这是见诸史籍的扬州第一次有计划的造园活动和诗酒文会。

但是，好景不长，广陵就连续遭到两次浩劫：第一次是元嘉二十七年（450）至第二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第二次是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孝武帝派沈庆之率军讨伐南兖州刺史刘诞。十年中两遭浩劫，扬州地区繁华荡尽，沦为废墟。南朝宋文学家、“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约415—470），曾两过广陵，面对满目荒芜，抚今追昔，悲不自胜，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芜城赋》，自此，广陵又有了“芜城”之名。

隋初，以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历九年。杨广即位后，开大运河，三次巡幸江都。史载：“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资治通鉴•隋纪六》）杨广是扬州经济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二　唐代扬州文化的发展

唐代的扬州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代重文学，以诗赋取士，诗歌创作达到了历史顶峰。这一时期，在扬州生活或到过扬州的诗人甚多，著名的如骆宾王、张若虚、孟浩然、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几乎占到了唐诗名家的半数以上，其人文之盛，除长安外，无与伦比。他们或宦游，或观光，或定居，为扬州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写扬州郊外的自然风光，享有“以孤篇压全唐”的盛誉。大诗人李白一生曾多次来扬州，写有很多关于扬州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天宝十三年（754），李白最后一次来扬州，把毕生诗作交付青年诗人魏万（魏颢），请他编集。这一时期关于扬州的著名诗句不胜枚举，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忆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等。

在学术领域，起源于扬州的“文选学”对后代具有深远影响。《昭明文选》是由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著的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扬州学者曹宪专治《文选》，著《文选音义》，之后，其弟子、同为扬州学者的李善（约630—689）著《文选注》，他们两人成为“文选学”的创始人。李善的《文选注》体例严谨，引证赅博，是文学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典籍。此外，中国典章制度的名著、杜佑的《通典》，也是作者在淮南节度使任内于扬州完成的。

唐代的扬州在书画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代表人物有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李善的儿子李邕，还有大书论家张怀瓘等。

唐代的扬州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他从46岁开始，在扬州驻锡十年，55岁时在扬州大明寺（即平山堂旧址）接受了东渡日本传法的邀请。此后近十年间，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其中的第一次、第二次及最后一次都从扬州出发。鉴真东渡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另一位著名人物是新罗人崔致远。崔致远（857—？），字海峰，号孤云，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个人文集的大学者、诗人，被韩国学术界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12岁时入唐求学，僖宗乾符元年（874）及第。880年黄巢起义爆发，崔致远进入高骈幕府。他在扬州生活了近四年，著有《桂苑笔耕集》20卷，他代高骈作的《讨黄巢檄》传诵一时。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凡16年，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佳话。

三　两宋及元明时期扬州文化的发展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扬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恢复，但与唐代相比，扬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已明显下降，城市规模也大为缩小。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宋时期，与扬州文化关系密切的文人名士及著名诗篇虽然也有很多，但总的来说，只能属于继唐代以后的余波荡漾，明显开始趋于衰落。

北宋时期，对扬州文化影响最大的首推欧阳修和苏轼。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他于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欧阳修在扬州除了致力于地方治理，便是寄情山水。他在蜀冈中峰的大明寺西南角筑平山堂，每于暑时在此诗酒行乐，此堂后来成为扬州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名胜古迹。欧阳修任职扬州期间，好友梅尧臣曾数过扬州，二人诗酒流连，欧阳修离任后，梅尧臣又几次往来扬州，怀念故旧，写下了《平山堂杂言》。他们共同留下了扬州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欧阳修于皇祐元年（1049）离任，但对扬州一直念念不忘，嘉祐元年（1056），刘攽出知扬州，欧阳修作《朝中措•平山堂》相送，词中赞刘攽“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大文豪苏轼登平山堂怀念恩师欧阳修，作有一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在这首词里，“文章太守”又成为欧阳修在扬州活动的生动写照。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曾游扬州，他写扬州的诗，最著名的是《次子由题平山堂韵》，其中“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评价平山堂胜境为淮东第一，至今扬州还留有“淮东第一观”的大字石刻。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他一生曾十次游扬州，并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在任期间，他为民请命，革除弊政，请求朝廷免除扬州积欠，废除万花会，深受扬州百姓爱戴。他与欧阳修一样，公事之余也喜欢徜徉山水，其在蜀冈大明寺内所筑的谷林堂也是扬州著名的文化胜迹。他一生留有很多关于扬州的诗文，如前面提到的《西江月》，还有《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石塔寺》诗并序等。

还需提到的是北宋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的先驱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以刚直敢言名世。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知扬州，至次年九月离任，虽只有短短九个多月，却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其重要的政论文《应诏言事疏》便写于扬州，这篇文章针对时弊提出了比较切实的举措，是后来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先声。他在扬州写的《扬州建隆寺碑》是研究扬州地方文物的宝贵文献资料。他还有许多关于扬州的诗词，其中最著名的是写后土祠的《琼花诗》二首，这是关于扬州琼花的最早记载，后人很可能是据此杜撰出了隋炀帝江都看琼花的故事。

还有北宋政治家、名将韩琦（1008—1075）于庆历五年（1045）遭贬出知扬州，他在扬州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却留下了关于扬州的《维扬好》四首，“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是吟咏扬州最著名的诗句之一。

这一时期与扬州有关的文化名人还有王安石、苏舜钦、范仲淹、秦观及扬州本地诗人王令等。

南宋时期，扬州沦为宋金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与扬州有关的文化及历史名人也很多，但他们大多是路过扬州，抚今追昔之作较多。比较著名者有：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他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路过扬州，作有《过瓜州镇》《舟过扬州桥远望》《初入淮河》等与扬州有关的诗，字里行间充满诗人沉重的伤时之情。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扬州也颇有渊源，曾几度在扬州一带从事抗金活动，《书愤》一诗中的“楼船夜雪瓜州渡”写的即是此事。此外还有《送七兄赴扬州帅幕》一诗，浸透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

与陆游有相似经历的还有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和爱国者。他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写下了《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一词。

姜夔（1155—1221），字尧章，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宋代著名音乐家和词人。他怀忧国忧民之心，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他路过被金兵两次破坏的扬州，所见断井颓垣，感慨万端，写下了著名的《扬州慢》曲谱和歌词。“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是其中描写扬州的名句。

汪元量（1241—1317），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南宋末诗人、词人、宫廷琴师。恭宗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随三宫入燕。尝作《醉歌》10首和《湖州歌》98首。诗多记国亡前后事，时人比之杜甫，有“诗史”之称。其中有几首即是写过扬州之事。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道士身份回到南方，途经扬州，作《扬州》一诗，描写元人统治下的扬州的荒凉景象。

元明两代，作为正统文学形式的诗词艺术已渐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戏剧和散曲为代表的俗文学。这一时期，有好几位文学史、戏曲史上的名家在扬州生活过，或游历过扬州。

著名戏曲家关汉卿大约在60岁时曾到过扬州，其名剧《窦娥冤》即取材于淮扬一代的冤狱故事。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也曾到过扬州，留有《广陵夜》等数首诗，其名作《牡丹亭》的部分场景即在扬州。

元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萨都剌（约1272—1355），一生曾三过扬州，留有《过江后书寄成居竹》《鬻女诗》《过广陵驿》等诗作，其中《鬻女诗》最为著名。

明文学家、“公安派”创始人袁宏道（1568—1610）曾寄家于扬州仪征，并著有《广陵集》一卷。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1597—1679），明亡后避乱于浙江剡溪山，他的作品里有对扬州社会的生动描写。

其他与扬州有关的名家还有元代散曲名篇《高祖还乡》的作者睢景臣，明代散曲名作《咏喇叭》的作者王磐，《中山狼》的作者康海及著名诗人、书画家赵子昂等。

四　清代早期扬州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清代是扬州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辉煌时期。由于本书所论述的以孙枝蔚及其交游圈为中心的清初扬州诗群，其生活年代大致是截至1690年以前的清代早期，因此，在这里主要讨论这一时期扬州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一）清代早期扬州文化复兴的原因

文化的发展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基于此，我们能看到许多文章在谈到清代或清代早期扬州的文化兴盛时，或多或少都要将之归因于当时扬州以盐业为主的经济繁荣，尤其是盐商或徽商对文化的扶持之功。这里需要厘清的是，清代扬州的文化发展要早于经济发展，至少两者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在18世纪之前的清代早期，扬州地区的经济，包括盐业在内还只处于艰难的复苏阶段，盐商扶持文化事业是康熙以后的事，而在当时，他们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经济实力。但在这一时期，已经有很多著名的学术及诗文名家在扬州活动，很快使扬州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在战后较短的时间里，扬州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与生俱来”的商业传统，与其他地区相比，城市经济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加上扬州在历史上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遂成为清代早期文人学士趋之若鹜最重要的原因。孙枝蔚的早期生活经历就提供了具体佐证：明亡后，孙枝蔚举家来到扬州，重操家族的盐业生意，在短时间内聚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最后孙家还是败落了，但借此也可以看出扬州当时的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画家石涛。石涛早年在南京卖画为生，但其画作在那里乏人问津，1686年，他移居到扬州生活，显然是扬州相对繁荣的艺术市场为他提供了更好的谋生途径。

其次，此时的扬州，随着南明的覆亡，战略地位已明显下降，且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距离较远，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另外，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又与当时处于抗清前线的浙闽沿海地区近在咫尺，这样的地理态势，无论是有志于复明的抗清志士，还是韬光养晦的遗民，扬州都是他们绝好的遁世渊薮。

最后，清代早期对扬州的重建，仍然保留了晚明时期的布局，而且注重恢复历史上的文化标志，如重建文选楼、平山堂等；同时，“扬州十日”又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政治象征。无论是出于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和继承，还是表达对故国的怀旧之思，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扬州，对于当时政治立场、身份地位各异的文人学士，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二）重开科举与兴办教育

清代科举最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已举行了，但未有定制。顺治二年（1645），清廷采纳前明降臣范文程和浙江总督张存仁的建议，袭用明代“八股取士”之法，并于当年开科取士。

清朝科考的目的，不仅是因为入关后随着统治疆域和人口的扩张，需要选拔大批官吏来管理政事，更重要的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14]，进而解决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以缓和民族矛盾。

顺治二年（1645）的开科取士，扬州府江都县就有6人考中举人；顺治四年（1647），扬州府有12人通过京试。[15]到康熙十八年（1679）为止，每三年一试，未曾间断。其中本书涉及的吴绮、汪懋麟、汪楫、季振宜、许承宣、许承家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贡生或进士。此外康熙帝在“三藩之乱”初步平定之际，为了选拔一批有学识之官僚人才，同时也为了拉拢当时不肯与清廷合作的遗民，于康熙十七年（1678）又特开“博学鸿词科”，史称“己未特科”。这次特科以江、浙为重点，规模盛大，录用精当，人才济济，待遇优渥，远远超过在此前后的历次博学鸿词科考试。本书主要研究对象孙枝蔚及其好友施闰章、李念慈、李因笃、王弘撰、陈维崧等人，或主动或被迫都参加了此次制科。

总体看来，开科取士，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清廷充实了人才，缓和了民族矛盾，客观上也对包括扬州在内的地方文化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扬州地方官员与士绅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清代首任知府胡蕲忠上任当年（1645）即着手重建了府学，这是官方重视文化教育的重要标志。康熙元年（1662），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建成了安定书院，安定书院和后来由盐商出资兴办的梅花书院、广陵书院是康乾时期扬州最为著名的三大书院，敬亭书院、虹桥书院等也追步其后。到后来扬州经济兴盛时，延聘了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此任教，如安定书院的院长有杭世骏、赵翼等，梅花书院的院长有姚鼐、茅元铭等，这些书院为扬州及全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著名的有经学家段玉裁，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淮盐巨商江春，嘉庆四年的状元洪莹及洪亮吉、汪中、焦循、任大椿等都出自这些书院。

（三）红桥修禊与诗文唱酬

也许是历史对扬州的格外青睐，或者是清政府出于对扬州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的考虑，清代早期，派往扬州的地方官和盐官大都稳健干练，而且很多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硕儒，如前文提到的第一任两淮盐运御史周亮工，首任知府胡蕲忠，顺治十六年（1660）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禛，康熙十二年（1673）任扬州知府的金镇，以及后来的孔尚任、卢见曾等，他们风流儒雅，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结交遗民隐逸，举办大量诗酒唱酬活动，对扬州的经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他们与扬州这座城市也相互打上了或浓或淡的印迹。王士禛是其中影响较著者。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顺治十六年（1659）被选为扬州推官，翌年上任，到康熙四年（1665）七月离去，在扬州度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主要掌管司法事务。王士禛到任后不久，比较成功地处理了牵连到扬州的“通海案”和“奏销案”，保护了很多罹祸者，加上其久负盛名，故很快就赢得了当地士民的崇敬。

在这五年里，王士禛足迹遍历江南江北，“日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了大量的东南名士。他们中间既有前辈诗坛宗匠如钱谦益、吴伟业等，又有青年才俊如陈维崧、汪懋麟等，但最多的还是布衣遗民，如扬州的孙默、孙枝蔚，金陵的杜濬、林古度，如皋的冒襄、邵潜，泰州的吴嘉纪等，他与这些文士除了谈诗论文、唱和酬赠之外，还对其中贫困者给予经济和文化上的资助，如为老诗人林古度删定并刊刻诗集，在此基础上，由他首倡的“红桥修禊”成为当时东南文坛一时之盛事。

“修禊”是源于周代的一种古老习俗，即农历三月上旬“巳日”这一天，人们相约到水边沐浴、洗濯，借以除灾去邪，古俗称之为“祓禊”。后逐渐演变为文人雅士饮酒赋诗的集会。红桥，后又称虹桥，是扬州通往瘦西湖的一座木板桥，因桥的栏杆为红色而得名，始建于明朝末年。王士禛倡导的“红桥修禊”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康熙元年（1662），参加者有袁于令、杜浚、邱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嵩、陈允衡、陈维崧九人。王士禛首倡《浣溪沙》三首（“绿杨城郭是扬州”即为其中名句），诸家和之，一时传为佳话，“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16]。第二次是在康熙三年（1664），与会者有孙枝蔚、张纲孙、程邃、孙默、许承宣和许承家兄弟等，此外老诗人林古度也以85岁高龄躬临盛会。王士禛即席赋《冶春绝句》20首，唱和者甚众，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空前盛况。两次“红桥修禊”使王士禛声名鹊起，为他此后主持文坛风会数十年奠定了基础。

继王士禛之后，孔尚任和卢见曾又先后主倡过两次声势浩大的“红桥修禊”。到18世纪之后，随着扬州经济的兴盛，由盐商倡导的“修禊”及其他形式的诗酒酬唱在扬州文化发展史上蔚为大观。

历史上人们往往将清代康乾时期的“红桥修禊”与东晋时期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修禊”相提并论。清初王士禛与东南名士的“红桥修禊”和诗文唱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整个清代早中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就扬州文化发展而言，“红桥修禊”与诗文唱酬增强了扬州地区的文化吸引力，促进了扬州及周边地区文人之间的交流和诗文创作，为扬州地区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所以，“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17]并非过誉之词。

（四）重建文选楼和平山堂

对于清代早期的文化复兴与发展而言，重建文选楼和平山堂具有标志性意义。

清代先后建有两座文选楼，较早的文选楼“在小东门北旌忠寺内，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楼故址”[18]，而旌忠寺则是南宋时期为祭祀抗金名将岳飞及另两位死于抗金战场的将军魏俊和王方而建的佛教寺庙。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隋代著名文选学者曹宪在此“以《文选》教授生徒……楼盖以宪得名也”（1685年《扬州府志》）。此后，著名学者阮元在其家庙的正西又盖了一座“隋文选楼”，但这已是嘉庆十年（1805）以后的事了。清代早期的文选楼是顺治八年（1651）由慧觉和尚组织当地官员和士民共同兴建的，造楼五楹，供文昌帝君和昭明太子。客观来讲，清代以前的“文选楼”实际上是难以考证的，即使是清代以后，文选楼作为一处名胜古迹的声名也要远逊于它的“文名”。

文选楼作为学术象征的文化意义，还有旌忠寺所蕴含的忠义精神，吸引了很多知名文士的到来，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允衡和邓汉仪。

陈允衡（？—1672），字伯玑，江西南昌人。避乱寓芜江，杜门穷巷，以诗歌自娱。1662年由王士禛资助，住在文选楼，编了两本诗集《诗藯初集》和《国雅初集》。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号旧山，别号旧山梅农、钵叟。顺治元年（1644）为避身远祸，举家迁居泰州。17世纪70年代居住文选楼，编纂了一部当时的大型诗文选集《诗观》。

修复名胜和编纂文选，并非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独有现象，它们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对地方和王朝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理性趋向和思考模式。

平山堂为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扬州任地方官时所建，位于蜀冈中峰法净寺内，“江南诸山拱列檐下，若可扳取，故名之曰‘平山’”[19]，宋代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誉其为“淮东第一观”（《次子由题平山堂韵》），是扬州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文化胜迹。清代之前的平山堂几经兴废，明万历年间曾被重新修缮，经过明清之际的战火洗礼，到清康熙元年又被寺僧占据。

康熙十二年（1674），在时任知府金镇的赞助下，由汪懋麟主持，于次年七月正式开始，“不征一钱，劳一民”[20]，到十一月即完成了平山堂的初步重建。次年，他又筹资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修建，“为用二千四百四十八两六铢，……资出御史、转运、太守、诸佐令、乡士大夫、两河诸商”[21]，“堂后复建真赏楼，克还旧观”[22]。此后平山堂又经过多次修缮，到乾隆年间达到了全盛。

对于平山堂的重建，汪懋麟在其《重建平山堂记》中说：“而第念为欧阳公作息之地，存则寓礼教、兴文章，废则荒荆败棘，典型凋落，则兹堂之所系何如哉！”[23]可理解为在明清鼎革之后，对传统文化的再度传承。魏禧在其《重建平山堂记》中除了赞许知府金镇的“化民善俗之意”，他还写道：“而扬土洿曼平衍，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习以俎豆之事，亦将以文章靖兵气焉”[24]，表达的是战争之后“政治调和和超越文化价值观的胜利”[25]。

这些名胜的修复和重建作为文化重现和复活的象征，代表的是汉族文化传承和当时文士与新朝的关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