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议题。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Scanlon）所言，存在大量涉及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相关却不相同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解释和可能的答案。[1]事实上，生活质量这一主题已经逐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整体思路下，生活质量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够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在物质上，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在精神上，由于物质的积累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变化，促使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成了治国根本，因此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重视。对公民生活质量的关注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然而，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学性别差异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不仅社会制度把两性行为区分成不同类别，女性从内心看自己的生活也非常不同。[2]不可否认，同男性相比，女性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与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多重性和复杂性，她们需要承担来自于社会、工作单位以及家庭等诸多方面的任务，而同时女性群体因为历史文化、生理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多方面却无法享有同男性相等的权利，这都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社会多元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如何通过制度供给来改进城市女性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一大工作重点。而本书正是从制度供给这一角度来思考城市女性生活质量及其改进问题，对促进社会和谐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城市是人类文明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生活质量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前者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内容，而后者则是个体的主观评价内容，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书之所以选取武汉市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虑到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另一方面，根据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武汉统计年鉴（2014）》，2007年至2013年武汉市女性人口比例每年基本都占到总人口的48.3％以上[3]。因此，研究武汉市女性生活质量状况对于我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参考价值。

其次，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诉求同传统观念产生碰撞，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人本主义”缺失等，都直接影响到了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制约城市化进程，因此深入研究城市女性生活质量问题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书将深入剖析城市化进程给女性生活质量改进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通过实证分析找到症结所在，深化公众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认识，并作为改进女性生活质量的依据。

最后，同以往社会学或是其他学科对女性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不同，本书将以城市公共领域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作为切入点，主要考察诸如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政策这样的制度供给因素同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关联，从这一角度提出改善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思路。实际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标准，也取决于城市公共领域的投入与建设情况。制度供给具体包括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政策以及特定制度安排等内容，如城市政府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公共产品，而诸如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以及与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相关的政策则涉及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这些都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础，也是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供给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均衡的，由于性别、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导致制度供给可能存在差异，或者是存在差异性影响，这都会直接影响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本书正是从制度供给这一角度入手，立足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情况，考察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制度供给，评估和衡量其影响程度和影响因素。此外，本书的一个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相关制度供给可能存在的非均衡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供给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提出改善和提高武汉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对策和思路。

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本书特选取武汉市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武汉市各个城区、各个行业、各年龄层的女性展开广泛的随机抽样调查，进行数据搜集与统计。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武汉市女性总体生活质量的现状进行描述。而且，通过对各城区间、各行业间、各年龄层间的比较来考察制度供给的非均衡性，分析其对武汉市女性生活质量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与变量，以此为依据探寻制度供给非均衡以及阻碍城市女性生活质量改进的问题与原因。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尝试从制度供给角度提出改善和提高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以引起社会各界对女性群体发展的关注，进而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

在研究与论述上，本书贯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整个框架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理论研究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本书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这是逻辑分析的前提；其次介绍女性生活质量及制度供给的相关理论，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最后提出了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制度供给分析维度与框架，以此搭建本书的分析平台，并根据这一框架设计了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制度供给指标体系，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二部分为实证研究部分。以理论分析部分设计的指标体系为基础，本书设计并抽取了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可量化指标及内容，以武汉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要想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有全面的研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去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为此，作为一项连续性研究课题，项目的实证研究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时间。在这一部分中通过四年的数据分析，采用纵向与横向对比等多种方式，应用时间序列及主成分因子等分析工具，对本书的理论研究进行检验和修正。最后通过对实证结论的分析，总结目前城市女性生活质量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本书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第三部分为对策研究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发现问题与分析问题，这一部分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解决之道。本部分首先介绍和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女性生活质量及其制度供给状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总结各国在改进城市女性生活质量上的成功经验。然后，以他国经验为鉴，以本书搭建的分析维度和框架为视角，从供给主体、供给有效性和制度均衡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同以往关于女性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相比，本书的切入点有明显的不同，即站在公共部门制度供给的视角来思考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问题。同时，本书采取一种综合的思路，融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来考察制度供给与女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变量关系。此外，连续对某一特定城市女性生活质量问题进行长期的实证研究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本书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本书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女性生活质量的改进视为一个公共问题，而不是将其单纯地看作社会问题，不局限于对其进行一般性的描述，而是要深入挖掘公共部门及其制度供给对女性生活质量的改进效果。因此在理论基础的选择上，本书将更多地采用公共管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2）基于制度供给的女性生活质量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设计。目前很多学者关于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分析框架多是基于经济学或是社会的角度，本研究则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制度供给的女性生活质量分析框架，分别从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制度实施有效性、制度演变与均衡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这一变量对女性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考察制度供给与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本书将制度供给分为不同可辨别的指标，这也不同于以往的女性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设计。

（3）分析方法与工具。为了将制度供给指标化，本书从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量化的几个方面进行指标设计来反映本研究的框架，借助SPSS等统计软件考察并检验这些指标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以寻找到可以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变量，同时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1]［美］托马斯·斯坎伦：《价值、欲望和生活质量》，载［印］阿玛蒂亚·森、［美］玛莎·努斯鲍姆《生活质量》，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2]［美］朱莉亚·安娜斯：《妇女与生活质量：两种规范还是一种》，载［印］阿玛蒂亚·森、［美］玛莎·努斯鲍姆《生活质量》，龚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

[3]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