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纪最后十几年，曾经出版过几部地方道教史著作，开风气之先。如李远国著《四川道教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黄兆汉与郑炜明著《香港与澳门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版）；赵亮、张凤林与貟信常著《苏州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4年版）；樊光春著《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赖宗贤著《台湾道教源流》（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1999年版）；郭武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近几年，对地方道教史的研究，又有较大收获。张宗奇著《宁夏道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萧霁虹与董允著《云南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昆明市宗教事务局与昆明市道教协会著《昆明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樊光春著《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孔令宏与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相继与读者见面。

此外，《河北道教史》自2005年启动编写，几易其稿，至今仍在精雕细刻之中。据说还有几个省市的道教史著作正在撰写或策划。

孔令宏、韩松涛和王巧玲合著的《浙江道教史》即将付梓，这意味着又一部地方道教史著作即将面世。

2003年11月，在浙江省宁波召开了“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孔令宏教授为大会提交了题为《浙江道教史发凡》的论文。看来，孔令宏教授早已有意撰写《浙江道教史》一书，这篇论文小试牛刀，只是“前奏”。2005年5月，“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天台县召开。这次会议是首次以“浙江道教”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对撰写《浙江道教史》一书大有裨益。2006年，“主题曲”浙江文化工程研究课题“浙江道教史”获得批准立项，三位作者开始动笔。历时四年，《浙江道教史》一书于2010年完稿。

三位作者都在浙江工作，拥有研究浙江道教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孔令宏博士是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松涛君是浙江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巧玲博士是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孔令宏教授与韩松涛副研究馆员合著过《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丹经之祖——张伯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位作者研究浙江道教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工作地区恩德的回报。

古代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道士。《浙江道教史》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描绘了道教在浙江发生、演化、生存的轨迹，称浙江为“道教大省”，历数高道之道行，具有综合之功。春秋时期以前，今浙江地界为越国的本部。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镠曾以今浙江地界为主建立吴越国，偏安近百年。而今，浙江全省操吴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8%以上。《浙江道教史》追根溯源，探寻了道教在浙江特别兴盛的原因，成一家之言。

已出版的地方道教史著作，颇受好评。但其中大多数著作，或对田野资料，或对口述史料，或对政府文档材料用得不够，未免美中不足。

从我阅读过的《河北道教史》草稿和即将出版的《浙江道教史》可以看出，这些美中不足，在此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难以避免。

近几年，我作为顾问，多次随《河北道教史》编写组，在燕赵大地上进行田野考察和社会调查，东临渤海，南步临漳，西登太行，北履坝上，中渡唐河，增长了不少见识，获益良多。以碑刻为例，在考察中，散落城乡各处的古代道教碑刻，不时闯入眼帘。这些碑文，内容丰富，记载了有关当地道教的大量史实。可以推断，全省散落碑刻数量众多，《河北道教史》编写组想“临时抱佛脚”也抱不了。因为，收集全省碑刻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课题的任务之外，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即使对闯入眼帘的碑刻，也只能走马观花，来不及仔细辨读，更不可能拓片和考证。为客观条件所限，《河北道教史》不能充分征引全省散落的碑刻，情有可原。

孔令宏教授的代序《浙江道教史在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意义》解释说：“浙江道教史跨度长，问题繁复，近现代部分，受精力和课题结项的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近现代部分搜集资料比较困难，田野调查耗费很高，经费严重短缺，加之古代部分即已达到近六十万字的篇幅，我们不得已先完成古代部分，而把近现代部分付诸未来。”

这一解释是说，《浙江道教史》没有写出近现代部分，实出无奈。三位作者遇到的难题，带有普遍性。关于“结项的时间限制”和“经费严重短缺”，牵涉到课题申报制度的不完善及存在着重理轻文的不当倾向等复杂问题。关于“近现代部分搜集资料比较困难”，主要是搜集口述史料和查阅政府文档材料比较困难。

我相信，课题申报制度会进一步完善，重理轻文的不当倾向会得到纠正，但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自己可以争取较快行动起来的是，将搜集并整理有关地方道教史的田野资料、口述史料的工作做在前面，查阅与地方道教史有关的政府文档材料。

关于田野资料，仍以碑刻为例。从全国来看，大量道教碑刻已被各种金石录收录在册。亦有专门的道教碑刻集，如陈垣先生编纂的《道家金石略》（陈智超、曾庆瑛校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龙显昭与黄海德主编的《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但各地没有被文献收录的散落碑刻还有很多。近年来，赵卫东博士和他的同伴一直在搜集并整理山东道教碑刻，已经出版了赵卫东、庄明军编《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齐鲁书社2010年版）和赵卫东、宫德杰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版）。其余各卷仍在搜集、整理之中。但愿其他省市也有赵卫东博士似的学者挺身而出，主动搜集碑刻和其他田野资料，甘为他人做“嫁衣裳”。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不少有条件的宫观对大陆学者纯学术性道教著作的出版，给予了宝贵的帮助，赵卫东博士搜集山东道教碑刻的学术工程获得香港青松观的大力资助，就是一例。香港青松观二十余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支持大陆学者出版著作，资助了巨额资金，成果突出。这些宫观的道士或董事，在修庙行善、讲经度人、印经弘道的同时，与学者为友，推动道教学术研究，道、术、学皆不偏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关于口述史料，举一位道长为例。2011年12月22日，我开完会后在西安逗留时，曾邀请佳县白云观张明贵道长、省社科院张应超研究员小聚，有道教界、学术界七位年轻人作陪。身兼多职、年逾八旬的张道长那天非常兴奋，忘情地哼唱陕北小曲。张道长用筷子击节，敲打饭桌，一首接一首哼唱，赢得阵阵掌声。他谈笑风生，还滔滔不绝地讲述自身经历和陕西道教人物及掌故，实为现场口述陕西道教史料。我写了一首题为《记张明贵道长》的七绝，描写这一场面：“竹筷击桌小曲哼，沧桑尽在笑谈中。高原黄土黄河水，佳县白云白髯翁。”张道长讲的许多内容，我感到新鲜，年轻人听得入神。整个晚餐的气氛，使人陶醉。我当场建议，希望在座的年轻人花费一段时间采访张道长，帮助他写出一本访谈录。当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获赠不久的《学海悠游·刘枝万先生访谈录》（林美容、丁世杰、林承毅访录，国史馆2008年版）的影像。这本书是2011年10月18日我在台北拜访近90岁高龄的刘枝万先生时，他当面送给我的。

《河北道教史》编写组即多次访问各界人士，听他们讲述口传或亲历的道教事迹及传说。访谈录工作，时间性很强，早做胜于晚做，晚做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比如，1957年当选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阮至清、李理志（坤道）、葛明瀛、满永森四人，生平不详。熟悉这四位的人，大概皆已作古。现在想找知情人访谈这四位的生平，希望渺茫，大概已成奢望。

我希望各地健在的老道长、道教老学者和道教工作老干部，都能留下访谈录或回忆录。腹中存储史料较多的人，可以一人出版数册；腹中存储史料较少的人，可以数人合出一册。总之是将口述或笔写道教史料尽可能详尽地留给后人，不要带走。各地道教史料访谈录和回忆录的工作，学术界、道教界和宗教管理部门都能做，最好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去做。

关于政府文档材料，仍从张明贵道长谈起。在2011年12月22日前一天大聚会时，张道长郑重地对我说，他决心编写1949年以来一百名著名道士的传记。张道长希望我帮他请人写北京的王沐、刘厚祜、刘之维三位。王沐先生和刘厚祜先生是在中国道教协会工作过的著名道教学者，也应当为他们写传记。王沐先生是我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的授课老师。那时，我通过王利器先生和王伟业先生，实现了王沐先生去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教协会帮忙工作的愿望。我认识刘厚祜先生，知道他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之孙婿，对他在阶级斗争年代的备受打击深表同情。我认识刘之维道长，他病重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但是，我对这三位早年间的经历仅略知一二。介绍刘之维道长生平的文章有一些，内容简略；介绍王沐先生和刘厚祜先生事迹的文章则很少见。尽管如此，张道长抢救道教史料的使命感和对道友的真挚感情令我感动，我还是答应帮他请人写。

张道长的写作计划，属于全国现代道教史和地方现代道教史的范围。要真正写好现代道教史，需要查阅道教人物经历过的单位和宗教管理部门等收藏的文档材料。而查阅文档材料，门槛很高，离不开宗教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

《河北道教史》采用了不少政府文档材料，因而书中讲述现代的部分做到了资料翔实。《河北道教史》由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鞠志强原厅长担任主编，宗教处刘庆文原处长为执笔者之一，查阅政府文档自然比较方便。这一实例启示我们：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牵头或参与，亦不失为一种现代道教史编写人员的组成模式。

当搜集到足够的关于地方道教史的田野资料和口述史料时，当能够方便地查阅与地方道教史有关的政府文档材料时，相信地方道教史著作会写得更充实、更精彩；相信已出版的地方道教史著作，以及将要出版的《浙江道教史》和《河北道教史》，会修订、充实，趋向完美。

孔令宏教授说“把近现代部分付诸未来”。期望这一“未来”不会过于遥远。

朱越利

201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