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王伟光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同今天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地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了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一 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
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有着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思想保证、物质基础，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外部环境。
第一，领导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他紧接着就开始思考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战略思考。1953年12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条从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1956年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到了国民经济的92.9%;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土地公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也加入了手工业集体经济组织;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2]1956年后，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管发生过一些曲折，出现急于向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过渡，过度强调“一大二公”等情况，但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并不断得到巩固，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制度条件。
第二，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毛泽东首先领导党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核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为了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毛泽东领导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但“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3]。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而是完全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而科学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平台，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创立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这项政治制度不同于苏联式的联邦制度，而是根据我国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毛泽东在领导创建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亲自领导制定和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以宪法为指导制定颁布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得到不断加强，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平定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叛乱，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维护了社会稳定，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等斗争，抗击了外来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分别于1954年、1959年、1964年召开了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民主得到了较好发展，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健康运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制度顺利发展。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1955年到1965年，又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第三，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体系和布局基本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中国共产党从旧中国接过来的工业是一个烂摊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工业面貌，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65年，在能源工业方面，发电量达到676亿瓦，电力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联网;煤炭工业稳步向现代化发展，原煤产量达到2.32亿吨;石油工业实现了完全自给，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把长期禁锢中国发展的“贫油国”帽子抛到了太平洋;在冶金工业方面，钢铁产量和品种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钢产量达到1223万吨，建成了包括鞍钢、武钢、包钢等十大钢铁公司在内的一大批重点钢铁企业;在机械工业方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纺织机械等产品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开始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等新兴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4]在工业布局方面，建成了531个大中型工业项目。[5]在大力发展沿海工业基地的同时，广大内地省份也都建立起了现代工业，其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达到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形成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6]。提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7]。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从1958年到1965年，建成了150多项大中型水利设施，黄河、海河、淮河等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治理，当年为害人民生产生活的河流水系，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灌溉面积在全国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1957年的24.4%上升到了1965年的31.9%。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也取得了极大发展，现代机械和化学肥料在农业增产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高，机耕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从1957年的2.4%上升到1965年的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中的比重从4.4%上升到24.5%，化肥使用量从每亩0.5斤上升到2.5斤。[8]与此同时，在推广良种、水土保护、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升，农业产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形成了农业全面发展的局面。
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成绩十分显著，科技成果得到了广泛运用。毛泽东极其重视科技发展，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9]。他指导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6年就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并于1962年提前基本完成。1963年，他又指导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科学规划”)。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到1965年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245.8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12万人[10]，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全国科研工作系统。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很多进展，1965年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研制了众多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试制了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高精尖设备。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总体提升。
全面推进国防现代化，国防尖端技术攻关成效显著，国防现代化初具规模。在国际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特别是尖端技术，绝不可能依靠国外，必须要自力更生、自己攻关，建立独立的现代国防体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重点研究和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特别是提出了“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关怀指导下，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试验原子能反应堆投入试验，并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1959年6月，苏联终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援助，同年7月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胆识提出，我们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独立自主地研制尖端技术特别是原子弹。1960年11月，仿制的“东风一号”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实现了中国军事装备历史上的重大转折。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同年10 月16日，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又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试验。与此同时，我国在空军装备、海军装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国防装备现代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已经有了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国防军事保障。
繁荣发展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全面提高和改善群众生活质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积极推进教育事业发展，195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到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到1.3亿人;小学168.19万所，在校学生11620.9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84.7%;普通中学18102所，在校学生933.8万人;高等学校434所，在校学生67.4万人。[12]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人民身体状况直接相关的卫生事业，在他的领导支持下，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形成了城乡卫生医疗网。到1965年，全国省地县级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都已建立，绝大部分公社也都建立了卫生院，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卫生医疗机构遍布乡村;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防治流行性疾病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如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有的灭绝，有的基本消灭。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成功地连续举办了全国运动会，竞技体育有了很大进展，我国运动员多次在世界大赛中获得世界冠军，群众体育更是快速发展，不断掀起全民体育运动高潮，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全面改善群众生活，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64年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比1957年增长了30%以上，纺织品、自行车、收音机等日常生活用品比1957年增长了50%以上。[13]社会主义制度在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方面的优越性，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标准、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对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思想保证作用，并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 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第一，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现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第一次伟大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毛泽东又率先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以及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1956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应该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问题。3月23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他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4日，他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命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4]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之下，他率先强调中国必须以苏为戒、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告诫人们:“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5]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他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6]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书中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他极为赞同，表示必须把“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17]。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作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了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搞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实际国情，只有搞清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实现第二次结合。对国情的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科学分析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18]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做了科学谋划。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战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长期探索，作出了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规划，50年代早期提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过渡任务的战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提出了要过好民主主义关、过渡时期关和社会主义关的“过三关”思想。他多次明确提出中国要经过50年到100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0]。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1]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分析当时我国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问题，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创新理论。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二者之间基本适应但又有不适应的方面，这种不适应可以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加以解决。他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质的，后者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统筹兼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上，必须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必须处理好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必须把这些辩证法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我国实现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哲学根据;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要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政治局面。1957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目标，即“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怎样形成良好的政治局面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2]。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作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强调，为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要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创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3]毛泽东自己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4]。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5];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26]。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价值“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7]。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28]，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29]。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方面，他明确提出要调动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0]。一定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他提出“向外国学习”[31]的口号，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要搞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32]。他在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方法上提出: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搞好综合平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勤俭办事。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33]。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方向引领和思想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动摇。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标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34]。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35]。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36]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37]。
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在党际关系上，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兄弟党而不是父子党关系，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应该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依靠自己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路线，强调必须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科技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进行斗争，坚决反对美国炮制的“两个中国”的阴谋，顶住来自苏联的压力，合理调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际国际关系;全面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平解决同西南邻国的边界问题;妥善处理同世界范围内三种力量的关系，积极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经过长时间艰苦的外交斗争，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成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取得了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前提下，同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日本等西方大国展开全面外交，并成功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这些重大成果，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第八，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共产党变质变色。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三 积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道:“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38]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 月3日，他曾谈道，“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39]。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写在宪法当中，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不断纠正探索中的失误，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基础，任何企图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同时，必须科学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以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前行的实践。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经过艰辛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任何企图搞多党制，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救国救民的艰辛探索和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必然会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挨打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共识，企图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者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极端错误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任何企图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其他的各种“主义”、“理论”来解释甚至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第四，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人民民主专政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要弱化甚至消除对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的专政。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一些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乘势骚动，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社会稳定，形成了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些企图反对和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冲击。
第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当年，毛泽东及时领导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一度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新的飞跃。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任何企图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换中心或搞“多中心论”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第六，一刻也不能忘记和放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要不断巩固和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抓不好，也要出大问题。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不松劲，意识形态工作同样也不能有丝毫松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工作，抓好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最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
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什么时候能够正确地科学地把握基本国情，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相反则会遭遇曲折甚至严重挫折。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0]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把握基本国情，明确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发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发展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八，把尊重历史规律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力。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宏大历史工程，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照经济建设的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又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毛泽东能够及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工作中心，提出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必须学习经济规律。他能够适时地把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转化为行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振兴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强调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样告诉我们，不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陷入主观主义，不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就会错失发展机遇，这两种做法都会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严重挫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同时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牢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客观与主观的良性互动，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历史合力。
第九，勇于纠正工作失误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出现过一些严重曲折。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勇于面对错误、挫折，并努力纠正工作失误。他多次进行纠偏努力，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吸收各方面智慧，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工作失误，较好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极大地减轻了失误带来的损失，使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上走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当然，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又遭遇了更严重的挫折，虽然毛泽东多次试图纠正，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充分汲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兴旺发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如今，改革开放事业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幻想失误不会出现，也不能在失误面前惊慌失措或刻意回避，而是要敢于知错认错纠错，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增强指导发展的科学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第十，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分析把握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是毛泽东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重要经验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这个宝贵经验，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探索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全面落实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已经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度把握，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2—733页。
[5]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8]参见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9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统计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226页。
[13]人民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页。
[14]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9]同上书，第301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26]同上书，第438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31]同上书，第41页。
[32]同上。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34]同上书，第234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37]同上书，第2页。
[3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39]同上书，第338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