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余斌、程恩富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之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阐述。
一 马克思主义立场
习近平强调:“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3]。有论著认为，“所谓立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就是指立足于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说话办事，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4]。也有论著认为，“利益不同，立场便不同;立场不同，思想观点也随之不同。在这里，立场代表着利益，而思想观点又支持着立场，并归根到底支持着利益。问题就在于是代表‘谁’的利益，是为‘谁’的利益提出思想观点”[5]。
的确，在阶级社会和阶级世界里，最根本的立场是阶级立场。不过，虽然立场与利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决定阶级立场的绝不是“细小的”利益。[6]因此，“为人民谋利益，就要善于妥善处理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整体利益和个别利益的关系，并且引导人民正确对待这些方面利益的关系”[7]。
有的论著因为马克思曾经提到过为人类而工作，就试图用所谓最高命题来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片面强调所谓全人类的立场:“使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一个原理，俞可平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这一原理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基本立场。”[8]对此，著名哲学家陈先达正确地指出:“《共产党宣言》曾经提出著名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论断被简化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完全撇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条件。即消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9]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阶级社会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往往不一定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资产阶级个人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发展，往往是劳动阶级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障碍。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人民为了解放自己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伍必须采取人民立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伍只是人民的子弟兵、服务员，以及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原因。
除了根本性的阶级立场外，还存在其他的立场，比如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立场。这个具体的立场与阶级立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利益的变化而有所变化。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11]在这里，虽然不同的阶级仍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但对同一个问题即谷物法的立场，每个阶级都没有采取固定的立场，而是根据自己利益的变化而改变立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到，19世纪英国的谷物法废除后，利益受损的地主阶级政党托利党报复资产阶级，使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在议会里通过了。[12]这表明，在具体的问题上，某个阶级也可以采取有利于其他阶级的立场。在具体的问题和历史条件下，立场不仅意味着站在哪一边，还包括怎么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就“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13]。
当前，在我国的改革发展中，有些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及其理论家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和五天工作制等，其阶级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主要是事先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各种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来主动协调劳资关系，这与资产阶级执政的非人民政府有着本质区别。
二 马克思主义观点
习近平指出:“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涵盖面非常广泛。”[14]
有论著认为，“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15]。也有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观点，通常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即世界观。过去常讲的四大观点，即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它内在地包含了上述其他观点”[16]。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的观点不止这四个，况且阶级观点与阶级立场也有重叠，尽管两者具有一致性和详略不同的特点。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分层次的。处于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种世界观。处于第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广泛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社会主义学以及哲学的具体观点之中。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产权、分工、商品、货币、资本、土地、地租、利润和利息的本质和表象的基本观点，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基本观点，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观点，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第二层次的观点。又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国家、民主、专政、人民、人权、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观点，大体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第二层次的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还有许多具体观点，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第三或第四等层次。每一个不同层次的观点，要说明的问题及其时点等均有范围和区别。
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分析和解决同一问题上往往存在重要差别。以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提到的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就大不相同，他分析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7]再如，如何分析近几年西方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各种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主要是根源于华尔街金融家操作失误，各种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主要是根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体制机制。而各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主要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见，世界经济学三大体系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有天壤之别的。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的，这就需要原原本本地、全面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这样才能领会、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本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者的错误缘由不仅在于他们死抠书本，还在于他们书本读得很不全面，不会辩证地理解，不会灵活或创造性地运用。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观点，也需要深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这同样要求原原本本地、全面地阅读和辩证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原著。有人写《资本异论》[18]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说什么马克思否定供求规律。而当他听到别人提起马克思实际上是揭示了“价值决定供求，供求决定价格”的供求规律时，忙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何处讲过这个观点，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资本论》。实际上，中外反对马克思的人，大多没有仔细看过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种肤浅的学风在一些声称要“发展”(实质往往是歪曲和错误地修正)马克思的人那里也能见到。这样的“发展”和“创新”难免不出问题。实际上，理论和政治上的“左倾”和右倾的言行都有不少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而要准确地识别这些假发展、错创新和真违背，也只有全面辩证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基本观点才有可能。
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还要善于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曾经提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博弈，首先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准确和深入浅出的表达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方法
习近平指出:“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
有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反映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的方法，反映世界普遍联系的系统分析的方法，反映事物永恒发展的运动分析的方法，反映阶级和阶级状况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等等”[20]。也有论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1]。这些阐述表明，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上，还是有分歧的。
这表明，正如马克思主义观点要分层次一样，马克思主义方法也要分层次。应当说，唯物辩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它处于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次。就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国际关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来说，除了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之外，还有本学科的第二或第三层次的方法论。譬如政治经济学存在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差别[22]，以及如何科学运用数学方法;社会学要大量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要积极运用心理学这一基础性学科的多种分析方法。不过，各学科的具体方法都受制于唯物辩证法，有些方法还是唯物辩证法的直接扩展和延伸。
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科学的。马克思曾经斥责:“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23]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引证的一切实际材料，都有最可靠的来源[24];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事实的结果加以阐述。[25]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6]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其方法论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斗争的过程。方法论的不同是各种学派形成的重要缘由和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过分看重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借鉴数学模型方法，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外经济问题。的确，马克思本人就采用过数学公式，而且《资本论》是马克思同时代运用数学方法最多和最好的典范。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27]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28]。
与公式和教条相比，马克思更看重事实。“当经济学家先生们围绕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或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个问题进行纯教条式的争论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在进行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这就是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29]可见，理论经济学不仅是规范经济学，而且是实证经济学，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不是搞什么不切实际的“理论假设”和“数学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绝不能简单地加以套用。马克思指出:“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30]总之，运用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要义。
四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性
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31]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即合理形态上的辩证法)受到资产阶级的敌视，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3]。
前面提到，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而它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统一的。列宁在批评“人民之友”的观点时曾指出，不能只是把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对比，而是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明“人民之友”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34]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错误的观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
立场与观点的一致性同样在其他阶级那里也有体现。资产阶级(租地农场主、租佃者)是反对地主的，这个立场也体现在资产阶级的学说中。马克思在谈到爱尔兰的租佃权时，直接引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指出，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绝不是英国的地主即篡夺者。因此，《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英国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35]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36]前一种议论就是站在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立场上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指出过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名义上不一致，但实际上相一致的现象，他说:“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37]
这表明，一个人甚至一个阶级自以为所站的立场，有时会与其实际所站的立场并不一致。这个人或这个阶级实际所站的立场是与其观点的实际界限相一致的。一个人在表象上可以不属于某个阶级，甚至也不认为自己代表这个阶级，但其观点和方法受制于这个阶级，从而实际上代表这个阶级。
当今，在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盛行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法学等资产阶级学说。在这些学说的影响下，不少学者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以至于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在我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正是这些代表人物一直在扩大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力图推动中国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从而存在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上邪路的巨大风险。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8]显然，如果我们要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不能不肃清这些代表人物在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制定中的影响。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基石、观点是核心、方法是灵魂，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越是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就越是能准确地体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正确立场，反之则非;方法越是正确，观点就越是正确和深刻，也就越是能体现正确的立场;在阶级社会和阶级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五 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非一致性
有论著认为，立场有正确立场和错误立场之分，还有公正立场、客观立场等。其中，抱一个公正的态度，就是公正立场;抱一个客观的态度，这就是客观立场。[39]但是，判断立场的正确、客观和公正与否，绝不是由当事人的自我感觉和态度来决定的。资产阶级认为是正确、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无产阶级来说，可能恰恰是不正确、不客观、不公正的立场。就经济领域的公平来说，恩格斯早就指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从社会上来看可能远不是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门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40]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公平问题上还是存在进一步分歧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深入的人所自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实际上可能会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存在不一致性。这些人甚至会以正确的立场为借口而犯严重的错误。也就是说，仅有主观上认为正确的立场，而在实际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把握和有效运用，则客观上立场会有误。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博大精深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不能把一切认识上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说成是立场问题，也不能把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些立场问题都看成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从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41]同样，当出现中外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集团对雇佣劳动集团采取违法的加班加点、克扣或迟发工资、不改善劳动条件、不执行劳动合同法等大量现象的时候，如果我们否认这是经济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的立场又错了。因此，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不是僵化的，而是会变化的。
应当指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剥削阶级及其理论，也会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真理性。其实，当剥削阶级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他们的思想绝不是仅仅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剥削群众的利益，否则剥削阶级就不能代表群众，也不会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例如，历史上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代表群众利益，成为革命的阶级，是因为存在另一个更为落后的剥削阶级与此剥削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敌，如同历史上的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敌一样。这时候，资产阶级敌视工人阶级的立场受制于资产阶级敌视封建贵族阶级的立场。一旦资产阶级借助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战胜了封建贵族或与封建贵族达成了妥协，资产阶级敌视工人阶级的立场就十分鲜明起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与时俱进性。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撰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会被发现。”[42]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人类思想才完成其科学性，从而才能真正坚持实践性和与时俱进性。
最后应当指出，尽管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仍然强调立场的进步性，强调“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43]。面对一些工人提出的工资平等和公平报酬的要求，马克思平静地指出:“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44]恩格斯也指出，不管(从立场出发)我们是否喜欢某些事实，“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45]。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需要与科学性以及劳动人民的长期根本利益相结合，才能有效地体现。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1]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2]同上。
[3]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4]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赵兴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求实》2012年第10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7]王伟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8]高凤敏:《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体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9]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页。
[14]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15]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16]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19]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20]叶庆丰:《马列主义“老祖宗”哪些不能丢，哪些需要发展?》，《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21]高凤敏:《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体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2]程恩富:《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1期。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25]同上书，第33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27]《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28]《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4]《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3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8]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39]郑国玺:《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41]司徒锡钧:《谈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43]同上书，第10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