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束景南

对南宋时代的陆九渊学派，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没有经学，因为陆九渊的“心学”以发明本心为特点，他提出“心即理”，主张在“心”上下工夫，直指本心，即心求理，即心自悟。所以他不立文字，不注经书，甚至反对读书讲学。对儒家经书，他提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但因为他没有注经之书，连他的弟子都不甚清楚他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他早年的“槐堂弟子”还坚守师训，不给六经作注，不好著书立说；那么到了“甬上四先生”却喜好给六经作注了，像杨简竟写了《慈湖诗传》、《杨氏易传》等经学著作，大立文字，大作章句训诂，似乎违背师训，逸出“心学”之外。无怪杨简的经学著作后来遭到冷落，人们也多不注重研究陆九渊学派的经学思想，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成了一个众说纷纭之谜，陆九渊学派的经学也成了陆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现在，赵玉强博士的《〈慈湖诗传〉：心学阐释的〈诗经〉学》，可以说就是从研究杨简的《诗经》学切入，探讨陆九渊学派的经学阐释学，填补了这一陆九渊学派经学研究的空白。我以为这部著作的最大创新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对杨简的《慈湖诗传》的深入研究，揭开了陆九渊学派经学的真面目，解开了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真秘。赵玉强博士认为，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突出了“我”的主体性，他说的“注”并不是指以语言文字方式进行的“注书”，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体注”，即对经典中的“道”身体力行。因为我心即道，六经载道，故以身践道的过程也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过程，不需要再去注经。但是到了杨简那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被他运用到注经的实践中，它就不仅具有道德践履的“体注”的意义，而且更具有了诠释学的“阐释”的意义，成为他的经学诠释学的阐释原则与阐释方法。我以为赵玉强博士的这一看法是十分精辟独到的，事实上从《慈湖诗传》中可以清楚看出，所谓“我注六经”，就是以我之“心学”去阐释六经文本；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借六经文本以确证我之“心学”。杨简正是借助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方法，实现了陆九渊学派的心学与经学的相融贯通。

正是因为赵玉强博士对陆九渊、杨简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有慧眼独到的认识，所以当他用陆九渊、杨简这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原则与阐释方法去认识杨简的《诗经》学时，便一下子把握到了杨简的《诗经》学是一个心学阐释的经学体系的本质特点。赵玉强博士认为，《慈湖诗传》实质上是一个“心学阐释的《诗经》学”，可谓一语中的。从经学阐释学的视角看，杨简的《诗传》，是以“心”说“诗”，以心学阐释经学。在杨简看来，六经一旨，儒家经典皆为明道之书，“其文则六，其道则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杨简说是“至道在心”，道即“道心”，“是心无形，是心无我，虚明无际，天地之间”，也就是陆九渊说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意思。“心”无处不在，儒家经典也是“心”的载体，所以《诗经》三百篇，篇篇可以用“心”学来阐释。杨简甚至把儒家解“诗”的第一义“思无邪”也作了心学改造，认为“思无邪”即“心无邪”，这就为杨简用心学全面重新阐释《诗经》三百篇开了方便之门。赵玉强博士精辟指出了杨简这种“心学阐释的《诗经》学”的阐释原则与方法正是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而他对杨简如何以一“心”阐释《诗经》三百篇的分析考辨也都中肯到位。

赵玉强博士自己说他这部著作的创新重点，是在着力探讨杨简批判《诗序》的阐释立场；杨简在《诗经》学阐释中贯彻的心学思想体系，揭示陆学学派经学与心学相融的突出特点；《慈湖诗传》对《诗经》文学性研究上的贡献，彰显其经学与文学相融的特点；揭示《慈湖诗传》中所蕴含的陆氏学派的政治伦理哲学；从文化比较的阐释视野中，揭示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深刻内涵等。我以为他全都达到了，正是这几方面的创新研究构成了这部著作最闪光的亮点。赵玉强博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善于思考、思维活跃的学者。他长期研究宋代的理学与经学，又究心于道家，后来又去探研唐宋休闲美学，可以说他对宋代文化是有多方面研究的，正是这种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成就了他写出这部有分量的研究杨简心学与经学的著作。我为这部著作能够出版感到高兴，是为序。

束景南序于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2014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