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民主的由来
民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目标，它既有理想主义的价值性，也有实用的手段性和工具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式的民主一直是以西方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引以为荣的东西。研究西方式的民主，研究它的理论、制度、实践是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主的概念、定义（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也非常不同）。
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一个进程，是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决定的。列宁曾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民主在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和社会结构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民主的存在与发展、民主的性质与形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民主作为手段、方法的性质。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民主不过是统治阶级组织国家政权的一种形式，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一 西方民主源于何处
考察一种民主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揭示其阶级统治的实质，认清谁是真正的统治阶级。而民主一定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存在没有阶级统治性质的超阶级、超文化的民主。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会呈现出多样性，即使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民主具体实现形式也不同。民主实现形式之所以会存在差别，是因为民主对于阶级实质来说，具有手段、工具的作用。
19世纪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对西方民主的理解比较经典地反映了那时西方的统治阶级和精英是如何认识民主的本质的：“全体人民的统治与最大多数和最强有力阶级的统治如同纯粹的君主专制是同样性质的罪恶，基于同样理由需要有防范它的制度，以及应该实行法律的永久统治以反对舆论的革命专制。”[2]
在一些人眼里，西方民主是地球上最为神圣的东西，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是在全球实现西方民主制度。由此，更有人认为，西方人自有文明史以来，便有着民主的传统，西方民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似乎在西方人的血液里、骨子里天生就有民主的因素，继而暗示东方社会始终是专制的典型。这样的观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西方历史越来越了解，已经日益站不住脚了。
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性质的问题，更有阶段性的特点。民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点类似人本身的成长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它所需要的形式、内容有比较大的差别。不仅民主定义的本身有高度争议性，自由与民主的内涵、异同在西方学者那里也是有高度争议性的。“自由与民主之间的显著差别已引起许多专家的关注，但很难作严格的划分。……人们发现自由的代价是做奴隶的主人。”[3]“自由与民主之间以及少数人利益与群众至上地位之间的初步对抗已变得显而易见。前者之友便是后者之敌。”[4]
同一个民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容也是不同的，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如果超前或滞后，都会给国家造成混乱。此外，中国和西方文化观念不同，西方人以及中国学术界某些知识分子在谈及中国民主的时候，总是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制度，这种戴着有色眼镜进行评判的态度，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可以称之为“西方民主激进主义”。在他们眼里西方的民主就是民主，凡是和西方民主不一样的，就都被打入非民主，甚至是专制的另册，而无论该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建设中取得了多少成绩。这就是抽象地谈民主，这就叫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视而不见。
这种民主认识观念的症结在哪里？从认识论来看，把民主形式当成了民主本身。所以一论及民主，就认为民主就是普选制，民主就是多党制。这些东西是不是民主？是民主。普选制是不是民主？是民主，议会制也是民主。但是它们都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天下万物形式皆不同，正如人类有多个种族一样，有共同特点，也有个别特点。人类的政治形式、理念、制度如同人类的种族一样，同样存在许多不同。
许多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具有天然的和必然的形式，即富裕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所建立的那一套形式。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指出，资本主义不等于民主化，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专制国家。反之，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是集权的，它也可以是民主的。事实是，建立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各自的独特体制安排，现存的各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只不过是可能出现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已。
关于对民主的认识有多么不同，最近的例子是：美国驻华大使到中国某大学做演讲，在开场白中，来自许多人观念中世界最民主国家的大使先问在场的中国大学生，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Yes”。但大使却回答“No”。这典型地反映了不同的人对民主的认识具有很大差别，对什么是民主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民主形态对于身在其中者来说可能有着不同的感受。
具体到民主制度上来，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它不是绝对化的、固定的，一个国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传统和需要选择不同的形式。关键在于民主的形式要适合民主的发展阶段，要适合国情，要适合发展的需要，要选择合适的民主。概括来看，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势、需要和所要完成的任务。如果一种民主形式不能适合并满足这些要求，即使它的形式再好，那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好民主。这是关于民主的一个基本观点。
从这个观点来说，民主一定是与本国的传统、历史、发展过程有关的。探究它本来的源头和发展过程，对研究民主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西方民主的研究同样应当采取这个方法，从其历史起源处展开研究的方向，发现那些造成这一制度产生的最初原因。这样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今天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西方民主源于何处，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总是和它那个时代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等现实问题紧密相连，西方民主也不例外。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非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制度上，它都和古希腊雅典式的民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存在所谓的继承关系。西方民主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产物，由于欧洲当时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它在实质和形式上继承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维护少数阶层利益的特征，只不过后来在表现方式上以全民的方式出现。如果非要说近现代西方民主和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有所关联的话，那也只能说在为少数人利益服务方面，二者是相同的。
西方民主的发展和西方近现代历史紧密相连，是一个非常宏大、复杂的问题。毋庸置疑，西方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民主，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有过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学者，且发生过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了解大致的历史过程，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脉络可能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了解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研究这个过程，既有助于认清西方民主的本质，也有助于了解西方民主在新时期的特点以及它在当代向全球传播的新趋势。
西方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制度。虽然代议制的具体表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中有不同的模式，但其原则是相同的，即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无代表权不纳税（或者是纳税人有权过问政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条原则成为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操纵议会、统治劳动人民的法宝。古希腊雅典时代，全体公民均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是城邦最高权力机关，采取的是直接民主的方式。在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找不到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所应具有的原则。纵观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体现西方民主精神的两大原则首次出现于1215年在英国伦敦签署的《大宪章》中。
《大宪章》是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标志性源头，虽然在后世《大宪章》更多地被冠以《自由大宪章》之名。但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全球理论界难以厘清的，尤其是中世纪的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更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和认识，各种观点纷争不断。许多情况下，自由与民主的内涵经常被混淆。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引入自由和民主的概念时，经常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使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两个词义的概念重叠。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探讨自由和民主的联系与区别，只是为了说明这两个词义的高度争议性。
熟知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古希腊政治文明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是古希腊政治文明的代表之一，关于这种民主制度的研究如汗牛充栋，观点多种多样。对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本身，这里不做详述，主要回顾一下自雅典时代起到中世纪中期欧洲的历史。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兴盛于公元前5世纪，然而即使在其兴盛时期，也是动荡和纷争不断。雅典民主制度在长期的内部冲突中维持了100年左右，很快就在公元前4世纪衰落下去。其后，包括雅典在内的古希腊各城邦先后被并入强大而短命的马其顿帝国，随即又成为古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公元3世纪以后，在蛮族的不断侵扰下，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整个欧洲进入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蛮荒的中世纪。古希腊曾经创造的政治文明在无数的巨变和撞击中，悄无声息地沉入漫漫的历史长河。
签署《大宪章》的时代正值中世纪末期，而中世纪是野蛮、无知、黑暗的代名词。无论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有多么辉煌，曾经创造过多少灿烂的文明成果，但这些随着中世纪的到来而销声匿迹：有的被毁坏，有的隐藏在修道院的羊皮纸堆中，有的在东罗马的亚洲部分那里得到了保存。对西欧人来说，古希腊是一个遥远陌生的过去。中世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对古代世界的文明了解极少，除了少数教士外，大部分人都不识字，他们所了解的古代文明只是遗留下来的一些城市遗址的残垣断壁；而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献则为教会及其所属的各种机构所垄断，只供少数教士们研读。教会和神学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包括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成为为教会服务的婢女。[5]欧洲中世纪世俗社会与古典文明的联系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很难把中世纪时代产生的社会政治现象与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对应到一起。
二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
古希腊雅典城邦被称为古代民主的先驱。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城邦式民主最重要的特点是，城邦是一个有机的政治集体，城邦公民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政治集体里，才有民主的概念；离开了这个集体，作为个人的公民毫无意义可言，也就更谈不上民主这个政治上的高级产品了。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公民个人的自由毫无意义，公民只有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才有存在的意义。城邦民主所要维护的只是城邦这个政治集体的利益。在那个时代，我们见不到任何有关维护公民个人自由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城邦中，公民个人自由是受到极端严格限制的。
雅典民主政治体制本身曾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动，其主要的政治机构一般包括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体公民都可参加，其职责是颁布法律法令、任免官员、审查官员的工作报告和财务开支、讨论国家财政状况和决定宣战、媾和、结盟以及其他涉及城邦利益的事。由于公民人数较少，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就召开一次。500人会议是城邦最重要的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保护寺庙和城邦的安全等。陪审法庭则履行司法职能。[6]
这种政治机构的组成反映了雅典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适用范围极小。雅典时代的公民范围和现代意义的公民范围有很大不同。现代意义的公民范围基本上涵盖了一个国家中所有合法拥有该国国籍的人，但雅典的公民概念则不然。城邦实际脱胎于氏族社会，其公民集体实际上是一个有着很强血缘关系的集体。在雅典的30万人口中，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10，基本上只由雅典城邦的成年男子组成，奴隶、妇女和外邦人均不在公民之列。其中，奴隶占了城邦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城邦公民的头脑中，他们从不把奴隶视为“人”，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古希腊雅典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公民抽签而产生的城邦官员基本上是没有或只有象征性报酬的。参与政治活动是一项需要雄厚物质力量的大事，若无大量奴隶的艰苦劳动，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内容可能要大打折扣。
此外，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下所强调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集体式自由，它和我们今天见到的现代个人自由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个时代，不存在近现代西方民主崇尚的所谓个人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体式的政治自由完全压倒了个人自由。雅典的智者苏格拉底因为不合时宜地使自己过早拥有了言论自由，被雅典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罪名是他的思想毒害了青年，而这在当时也是被视为符合公民集体利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公民个人的意义是极为贬低的，这一点恰恰和西方所谓现代民主追求个人至上式的自由完全相反。
19世纪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对雅典时代的民主与自由曾有过这样的评论：“拥有统治权的人民有权利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除了对自己有利的判断不受任何是非界限的约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他们；他们决定不受任何责任的限制，也没有什么法律能够约束他们，除了他们自己制定的。以此方式解放了的雅典人民成为暴君；他们的政府，欧洲自由的开拓者，受到古代所有最有才智者一致强烈谴责。……大多数的专制统治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掩饰，而国家衰落了，厌倦和绝望的雅典人终于承认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认识到为了自由、正义和法律平等有必要对民主制本身作些限制，正如对寡头政治已经做的那样。”[7]
阿克顿显然对人民——指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人民，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民——和民主怀有蔑视。从他的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他认为只有精英——主要是有产者为主——才是国家的希望和统治的真理。他认为雅典式的民主政治有许多弊端，不能够保证国家的兴旺和发展，而且这种民主对人们的自由、正义和法律平等有很多不利影响，需要对这种民主制做出许多限制。
还需注意到的一点是，雅典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是抽签，而非选举。因为从根本上说，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在实践上通过抽签的手段轮流担任公职，只有少数高级军事将领和管理财政的最高负责人才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这个观念与近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所推崇的、以选出来的代表进行治理的观念根本不同。对古希腊雅典人来说，民主政治的标志就是抽签。为什么要用抽签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可笑的方式来施行民主？因为在雅典人那里，对于公民来说，民主最核心的要义是平等，而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实现平等？通过选举的方式吗？在雅典人看来，一旦选举就不平等了。如果通过选举来获得公职的话，必然导致公民之间产生不平等，因为能言善辩、容貌相对较好的公民总拥有许多便利条件，更容易获得选民的青睐，这对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个人条件的公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此雅典的政治家们早就心知肚明。再加上各位公民的家庭财力状况存在很大差别，也容易导致选举中出现不公现象。因此，为了实现雅典民主的核心要义——平等，抽签是唯一能够保证雅典公民平等获得担任公职机会的重要方式。雅典人还对抽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了规定。例如，如果一人以前担任过公职，而后来又抽中了担任公职的签，则该签失效。抽签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却因为它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对雅典的公民平等有重要意义。但在今天西方代议制民主那里，选举才是民主的象征，这一方式在近代以后不断获得加强。因此，“从历史来看，近现代（西方）民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而产生的，两者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8]。
现代政治学者在比较雅典与现代代议制选举的特点时，认为：“投票权首先意味着在立法或司法机构投票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在选举时的权利。这即是为什么古典希腊政体，无论是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均以‘直接的’来分类，而与‘代议制’形成对照的原因。”[9]
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以小的、面对面的小型共同体为先决条件的，而且不能够被移植到较为辽阔的土地上，这是雅典民主制度存在的前提。英国学者芬利认为，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在公元之前便已结束，“欧洲文明的制度与社会结构继赫拉斯（希腊文的名称——笔者注）结束后的两千多年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次而是数次。因此，除了偶然旨在复古的徒劳借口之外，或者，除了更为经常的针对制度及制度变化毫无根据地倚靠古人的权威之外，就‘遗产’的全部词义而言，不存在制度上的遗产”[10]。西方学者也不认同现代的西方民主与古希腊雅典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反倒是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西方历来就有着民主的传统，近现代西方民主源自古希腊雅典。
雅典的民主在一些方面与现今的民主根本不同，它的一些特点在今天看来是与现代民主观念有差别的。即使在当时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者，也不认为雅典的民主是完善的。“……不过虽然雅典人……确信他们人人都有平等任职的权利，但他们付给政府官员的薪金相当低，很显然穷人因不能花费时间而得不到报酬就会拒绝任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要得到公民大会多数亦参加会议的多数公民的同意。这种严格遵守多数统治的原则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最明显的优点是公平，而最明显的缺点是考虑欠周的感情色彩可能会影响决策。现在的‘煽动者’（demagogue）一词最早就是指希腊能有效左右公众舆论的雄辩家。确实，许多希腊哲人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的统治。”[1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雅典式的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的观点，准确地指出了雅典民主的缺陷。“煽动者”一词的来源竟是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演说家，足见雄辩、演说在西方语言中的另一种含义，而这种含义因为我们对西方语言中一些单词的来源和发展过程不了解而产生一些臆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雅典时代要具体、实际地参与政治的进程，成为其中的活跃、积极、重要的一员，还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倒是与现代西方民主有一些近似。对此，现代西方学者也有很好的分析：“实现这一重在平等的政治理想的最大障碍源自公民间的诸多不平等。只需注意到财产上的差别就足够了。倘若没有获得适当教育的办法与空闲，倘若不能始终密切关注财政、外交以及其他公共事务，很难指望一个公民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言并为人所知。他甚至会认为参加公民大会例会（全年累计四十天）费用大而且难以承受，那些住在阿提卡边远乡下的村民更是如此。所有这一切本身即已表明为什么要采取一些措施（尤其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来人为地使公民平等。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包括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均由抽签选出并定期轮换，这样不仅使得公共职务对那些鲜有或没有机会入选的人开放，而且也保障了日常政治事务的直接经验普及到大部分公民中去。任职于行政与司法机构的公民每日要有适度补贴酬报的原则也得以采纳。”[12]
在雅典时代，两千多年前无论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的角落，物质条件都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维持个人和家庭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何论当时？可以想象，要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没有个人或家庭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一个公民很难在政治活动中引起注意。这里所讲的政治参与并不是泛泛的参与，而是指那种要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影响力的参与。
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奴隶被迫去干重体力劳动，以使自由人相聚对决策进行辩论，在宴饮或郊游时探讨真与美的对话，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以及艺术成就恐怕也不可能实现。对近代一些爱好民主的人士来说，在希腊尤其是雅典，和黑暗时代相比，民主政府的兴起与奴隶制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一种令人尴尬的关系。雅典人有关政府职能在全体自由人中分配和运转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奴隶被大量用于从事各种农业劳动、小规模工商活动和家务劳动，而自由人则有充裕的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其实，雅典的民主制也只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全面实施的。这时雅典人‘突然发财’，当时在阿提卡的苏里翁矿场发现了丰富的银矿岩脉，新发现使雅典的人成批从东方奴隶贩子或蛮族部落那里大量购买奴隶，而此前的奴隶来源只限于战俘。”[13]
古希腊时期，施行雅典那样的民主同样需要一定的财富支持，当时的两大经济支柱是：奴隶和银矿。参与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当时如果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穷人或普通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政治。雅典的政治实质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富人之间的政治活动，至少他要有不用为生计奔波的时间和能力。试想如果一个雅典的公民，虽然他有政治上的平等，但物质生活上却存在困难，天天不得不为生计、为个人或家庭的生计、为生存而奔波、忧虑、劳作，他们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相对奢侈的政治活动吗？这种政治活动经常是以高谈阔论开始，以高谈阔论结束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哪有时间浪费在辩论上？这并不是他们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并不是因为麻木，政治平等已经赋予了他们，但天然存在的经济条件限制了他们。
从西方人自己记述的事实来看，古希腊时代的雅典的所谓民主理念与同时代的中国的理念相比，不但并不见得有多先进；相反，以民为本的理念、广泛平等的意识还落在了同时代的中国的后面。
比如，雅典式民主对女性的压迫就很令人惊讶。雅典人的领袖伯里克利在感人的葬礼演说结束前，简要忠告在场的已婚妇女记住三件事：为了雅典努力生更多的孩子；除“女性的天性”外不要表现出更多的弱点；不要做被人议论的事，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只是到了近年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这些轻视妇女的话，并认为这有损雅典辉煌的业绩。
人们可能会认为，全希腊的民主在发展过程中曾实现了两性的更大的平等，但事实恰恰相反。
……但随着全希腊贵族观念被民主观念所取代，妇女就注定要更多生活在阴影之中。……妇女很少出门，部分原因是因为常被其他男子看到被认为是不正派的，另外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停怀孕、抚养孩子使她们难以去参加公众节庆活动。她们被要求在家干女性工作，主要是烧饼、做衣。由于雅典的民主观念反对过分奢侈与闲适，所以也不允许妇女闲着，但这些“女性工作”基本上是低下的，接近于奴隶干的活，男人们又瞧不起妇女干的这些事情。事实上，男子显而易见缺乏对妇女的尊重，例如有一份医案这样写道：若生下男孩，产妇的脸色就好看；若是女孩，脸色就难看。[14]
这是当时的希腊人自己关于男女社会关系的真实记述。西方自古以来妇女的地位似乎比同时代的中国还要差一些。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似乎中国妇女比民主制下的雅典妇女有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同时代的孟母有三迁的自由，孔子之母有再嫁的自由，先秦时代的中国妇女尚可时常出游、踏青，比希腊时代的妇女拥有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而不像同时代的雅典直截了当地告诫妇女最好留在家里。至于后来明清时期封建礼教的束缚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雅典的民主也有对外强加性，这一点倒是与今天西方世界有些类似，“据当时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希腊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是伯里克利为纪念战争第一年中的阵亡将士所作的葬礼演说。伯里克利用朴素庄严的语言说（至少修昔底德是这样记载的），这么多的战士的死亡不是无意义的，他们是为伟大的理想而战的，这些理想是民主、开放的社会以及‘美而不奢’。即使这一记载完全属实，雅典的战争仍是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随着战争的进展，雅典人急于获得全胜而越来越残暴无情”[15]。
我们都熟知在雅典的历史上伯里克利曾发表过的这次著名演说，国内有人曾把伯里克利的这个演说冠以《国殇》的名称，称赞从那里起，希腊便如何如何，如何有多么先进的理念和开放、平等、博爱的思想。固然，雅典的确有这样的思想，但这个思想是有前提的。
首先，别人必须接受这样的思想，不然雅典会将它强加于人。
其次，有这样的思想并不能代表雅典在战争中表现出仁慈。为了军事上的胜利，民主的雅典人在对待其他地方的人们时同样会表现出残暴无情。
从这一点分析，现代西方政治继承了这种对外干涉的特点，若说现代西方外交总喜欢干涉别国内政，这倒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雅典时代。但西方对外干涉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主要还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形势的需要等诸多原因，近代欧洲国际形势和各国王室之间的复杂婚姻、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利益问题成为西方国家视干涉别国内政为常态的主要原因。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先被马其顿、后被罗马吞并。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雅典的一些做法，但并非全套采纳。因为罗马的统治范围远远超过雅典或整个希腊，在罗马那里统治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公民日益变为臣民，直接式的民主已经根本不可能适用于广大的国土。一旦超出了城市的边界，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就很难发挥一点作用。这是从形式上来说，至于从精神层面雅典的民主精神是否对罗马人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一般认为，罗马人对雅典时代的民主通常是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
罗马的政治制度前后经历过几次变化，最终由共和国变为帝国。但变为帝国后，罗马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政治继承问题。从奥古斯都之后，罗马的政治继承几乎始终困扰着这个不断扩大发展的帝国，虽然中间曾有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总的来说，罗马帝国政治继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血雨腥风中进行的。到帝国中后期，各地的总督、将军们随便就可以兴兵作乱，称皇称帝。有一段时间，罗马的御林军掌握着皇帝的废立大权，谁出钱多，就立谁为皇帝。内乱持续侵蚀着罗马的肌体，帝国的国力不断下降。原来被挡在北部边陲之外的蛮族，便有能力跨过边境，不断入侵帝国。内部的问题再加上外部各种压力，最终在数百年内促使罗马一步步走向衰亡。
在罗马历史上蛮族人的攻击从未停止过：日耳曼人的压力确实在某些时期有所增强，但如果不是罗马已经从内部削弱了的话，日耳曼人的入侵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罗马严重的内部问题上。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政治上的。在元首制下，罗马政体最突出的政治失败莫过于缺乏明确的继承法。特别是当一位统治者突然死亡的时候，往往无法确认（原译文为“确实”，但译为“确认”更为通顺——笔者注）谁将继承。在现代美国，林肯或肯尼迪的逝世也许会震撼整个国家，但人们至少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而在罗马帝国则无人知道将发生什么情况，结果内战就往往不可避免了。……诉诸暴力总是导致更多的暴力。
……即使不存在政治问题，罗马帝国也很可能会因经济上的症结而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罗马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根源于奴隶制及人力的匮乏。[16]
政治继承的规则在古代世界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前途命运。相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中国的继承人制度基本有章可循，立嫡以长。中国人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历朝历代为了皇位继承问题，皇子们之间大打出手。这种认识不能说错误，但至少不全面，因为缺少了一个比较的视角。这种观点的认识是建立在不太熟悉和了解西方历史中同类事件的基础上的。如果熟悉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继承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恰恰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因为缺少明确的继承原则，造成了西方历史上更多的残酷斗争、战乱、钩心斗角、宫廷政变、阴谋等，其激烈程度远在中国之上。
罗马在混乱中度过了最后的200年，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西罗马在公元476年正式灭亡，西欧进入了更为混乱、长达千年的战国时代。一系列中世纪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包括国际关系都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近现代欧洲脱胎于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一切都与欧洲的历史特点有深刻关系。欧洲人看待国际上的问题通常会不由自主地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出发，包括他们对东方，尤其是远东地区的视角，更充满了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这是我们在研讨西方历史和西方人所撰写的东方历史时应特别注意的。如果说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源头并非是古代雅典，那么它总应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中世纪晚期1215年于英国伦敦郊外签订的《大宪章》。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2]［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4]同上书，第66页。
[5]张腾霄等主编：《哲学百科辞典》，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10—211页。
[6]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7]［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8]\［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英文版）；Schumpeter，J.，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6，p.286.
[9]\［英\］M.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0]同上书，第21—22页。
[11]\［美\］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I》，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12]\［英\］M.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3]\［美\］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I》，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14]\［美\］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I》，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15]\［美\］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I》，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6]\［美\］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I》，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