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国乡居(1911—1917)的周作人
概说:作为“白日梦”的传统文化
东游归来后，绍兴乡居时的周作人沉湎于“故书”(文化典籍与乡贤著作的收集)和“旧梦”(怀旧之思)，重新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也由此渐渐回到旧时世家子弟的生活老路，成为一个具有“老新党”思想特征的乡绅。这种情况在发生了因住宅基地而起并以周家失败而告终的邻里纠纷——传统士大夫周家与新起的市民阶层梁家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后有所转变。受挫的周作人隐约意识到士大夫家族在乡村社会的没落。以此为契机，1917年3月底周作人从乡间撤退，再次追随鲁迅来到北京，重新开始寻找别样的人生。
周作人原本留恋日本的优游岁月。有鲁迅的赞助，衣食无忧。所处虽说异域，“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1]，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上却是一个古昔的中国。它最符合周作人所追求“生活在别处”的情境:“大抵在本国因为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往往多所责望，感到许多不满意处”，“对于外国则可以冷淡一点，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因此周作人“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2]。
经鲁迅再三催促，“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的周作人，在辛亥年(1911年)夏天回到绍兴故家。“居东京六年，……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周作人“虽归故土，弥益寂寥”[3]。开始时候，他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唯有埋头书中世界，“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4]。次年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周作人在六、七月之间到浙江军政府的教育司任职，“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被共事的钱玄同戏称为“卧治”[5]。不到两个月，周作人便告病回家。从1913—1915这两年里，“绍兴因天高皇帝远，还不十分紧张”。周作人“一直在干着中学教书的职务，一面在本县教育会内做着会长，在教育界里浮沉了四个年头”[6]。
在社会活动上，周作人比较关注地方自治和当地乡村妇女儿童的教育问题。进入教育界后，在1913年10月开始编写《绍兴县教育会月刊》。“想到希腊古人都是整块的连写，不分句读段落，也不分字，觉得很是古朴，可以取法，……在本县的教育会月刊上还留存着我的这种成绩。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三支路。”[7]
周作人试图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从事中外古代文艺的探讨，展开儿童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同时他参与《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的辑录和刊刻，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文物古迹调查和保护工作。周氏兄弟作为章门弟子，属于事实上的国粹派，他们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可以理解为承接国粹派余绪，是对国粹派在当前形势下思想调整——即由原先复古为手段、革命为目的，转变为以复兴古学入手从事文化建设——的呼应。
“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8]。怀旧之思的驱遣，回避因接近而生厌的国内现实，参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刊刻的过程中，周作人从自己的兴趣和视角出发，开始收集乡贤著作，“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9]。他将注意力从异域的故国，转为对故乡往昔的关注。
同时，如他“嘉孺子而哀妇人”所反映的潜意识里儿童心理的驱动，周作人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与神话学)视野下投入对中国古代童话与歌谣的研究。这固然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和民俗中追寻历史遗踪，寄托思古幽情，同样也是对儿时回忆和初恋情感的寄托。如《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所说:“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也乐也。”[10]
周作人怀旧之思的背后，潜藏了更为深远广阔的传统士大夫家族对兴衰的感慨。周作人对士大夫的身份充满矛盾，既逃避又留恋。想逃避的是该阶层在社会上的沦落命运，留恋的是士大夫诗酒风流。周作人逃离“旧台门”去外地求学，客观上疏离了旧宗法社会与士大夫家族，原非本意，只是权宜之计或被迫如此。他在内心深处，对传统的读书人生活眷恋不舍。无论是通过科举一劳永逸获得荣耀与安稳生活，还是书斋里的优游，对周作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只要条件允许，他还是盼望从噪杂的市井回到清净的书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进入新式的学堂和出洋留学仍不失为变相的“举业”，传统士大夫意识和身份仍旧能够得以延续，“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读书人现在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这个时期还是长久有生命的”[11]。周作人在骨子里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一个衰落了的读书人家的子弟，他是深深的秉有所谓读书人的气质的”[12]。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周氏兄弟，除归国之外，还有更为具体的归乡与回家的含义。他们的外出谋生与发展，象征着当时民族和国家在寻找出路，更为直接与具体的，却是事关个人背后的家族兴衰。在《文坛三户》中，鲁迅描述了旧家子弟优越感和失落感交集的“顾影自怜”心态:他们“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13]。
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14]此时的周作人，“对于理想的将来未必能有十分的信托，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们多弃舍了未来的乐土而倾向于过去的梦境。他们觉得未来不能凭信，现在又不满足，过去当然不见得可留恋，但因其比未来为实而比现在为虚，所以便利用他创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无聊赖的心情。”[15]于是“故书”和“旧梦”成为周作人“白日梦”的题材。虽然弗洛伊德曾作过分类，“一种作家像写英雄史诗和悲剧的古代作家一样，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16]，但是这两者都体现了作家对客观现实的主观精神之灌注。“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事实上都是“我”之境，区别在于“隔”与“不隔”。周作人不擅长虚构性的创作，但他的非虚构性的散文创作，却像是一个擅长或者喜欢历史既定题材的作家所进行的再创作。同样，“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17]，周作人也从自我分裂出“几个主角”，表现为往事、童年回忆、故乡与故书等相关系列。倾注这些题材中的都是周作人的自我、主观情感和有待满足的欲望。
周作人非虚构性的散文创作，像《雨天的书》那样的“怀乡”“怀旧”之作，以及后来的“怀人”之作，“诗与真”相结合的回想录，均具有“白日梦”倾向;因为“回想是个人的事，这里免不了有些主观与偏见”[18]。由此延伸扩展开去，《夜读抄》之“文抄”、《书房一角》之“看书偶记”，还有翻译之“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19]，都是如此。即便是他所关注的学问，也有类似的情感寄托。“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不间断的，一系列的过渡事件与白日梦相联系”[20]，不管体裁是什么，题材是什么，读者均可追溯到周作人散文深层结构中的基本模式:我—追忆—梦。变化的是“梦”的内容和题材，它们分别可以是往事、童年、故乡或者故书。
在成年的周作人身上，一直遗留着非常明显的儿童心理。晚年《童话》诗云:“平生有所爱，妇人与小儿。委屈殊堪念，况此婉娈姿。圣王哀妇人，周公非所知。又复嘉孺子，此意重可思。”[21]这里的“嘉孺子而哀妇人”，正是其儿童心理的体现。“嘉孺子”虽然有关爱儿童之义，事实上也是稚气未脱，或者说不愿意脱去。他在四十六岁时“某日梦，大约七八岁，不知月何事不惬意而大哭，大人都不理，因思如哭得更厉害当必有人理我，乃益大声哭，则惊醒矣”，同月又梦“行路见一丐裸体而长一尾如狗，随行强乞，甚厌之，叱之不去，乃呼警察而无应者，有尾之丐则大声为代叫警察，不觉大狼狈而醒”[22]。周作人这些梦境说明，他在潜意识里自认为弱者，希望得到他人庇护。求而不得，因而不乐，甚至大哭，这正是典型的儿童心理之表现。
“哀妇人”则接近于“恋母情结”，是儿童心理表现的另一侧面。周作人回忆儿时夭折的妹妹:“随后她得了天花，当初情形很好，忽然发生变怪，我的病好转而她遂以不起，这虽然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事情，在长大以后总觉得很抱歉似的，仿佛是她代我死了。”[23]可见周作人对妇孺的哀矜与嘉许，在潜意识里还含有对妹妹的愧疚。
周作人在襁褓时挨饿，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当作馋痨病[24]，同时他又处于次子位置，不易得到父母关注。小时候的饥饿与被忽视的体验，欲望未被满足，成为周作人潜意识里儿童心理遗留的根源，为周作人成年之后，寻找替代性的心理满足，蓄积了丰沛的能量。
对于他的创作与“白日梦”文艺心理学上的密切关系，周作人本人有着明确的认知。他也坦诚地承认:“做的文章与说的话一样里边却有梦在，差幸都被放免。只有弄莫尔干的，没有弄茀洛伊特的文艺批评家，真真大幸。”[25]因此周作人夫子自道，“如不懂茀洛伊德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样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26]。
周作人基于他的童年生活的体验，对西方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与“白日梦”的文艺理论，表现出极大兴趣。同时，中国传统文人对“白日梦”创作心理，虽无科学的理论总结，却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经验。周作人对本国经验同样表现出他的偏好。“古人所写关于梦的文章我只见到一种，即黄周星的《岂想庵选梦略刻》。”[27]周作人在“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28]。黄周星(1611—1680)，字九烟，明末遗民，入清后绝食殉君。他所著《将就园记》，本实无是园，却心营目想一园，山水楼阁名胜古迹人物兼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历历在目[29]。周作人为俞平伯所作《古槐梦遇序》的思想和表述，染上了《将就园记》的浓重色彩。他说:“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庼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庼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而今无亭亦可也，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尚何求哉，而我于此欲强分别槐柳，其不免为痴人乎?”[30]
五六年的绍兴乡居生活，对周作人后来散文创作具有积极意义。周作人通过乡贤著作收集等活动，重建了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为根基，体现传统的欣赏趣味，从而赢得更多读者。根据《墨痕小识》中的记录[31]:从1905—1921年前后，周作人以翻译外国文学为主，与“中国书”疏远;只有乡居时期的1914—1917年，作有关于绍兴风俗人情的文言杂记，即“甲寅四月至丁巳二月，为《笑报》作文，共三十五篇”，向传统文化的回归与接近。
然而就周作人的思想而言，乡居的生活显然起着消极影响，它唤醒并强化了周作人身上的传统士大夫意识。周作人一边在当地的中学任教，一边在县教育会上任会长，与地方政府与士绅多有来往，彼此倚重，希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站稳脚跟。因此，乡居生活时的受挫，却对周作人起着刺激与惊醒作用，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下一阶段再次获得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
对故乡往昔(旧时生活和地域文化)的缅怀，成为周作人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必由之路。后来他无论是推崇“晚明小品”，还是构建“三贤”反礼教的谱系，都离不开对山阴、会稽乡贤如王充、张岱和王思任等人的援引。现实的故乡，再次转为明清甚至更为久远的典籍中的故乡，这才是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也是他乡书得以到达的地方。
第一节 从异域的故国到故乡的往昔
一 异域的古昔中国
南京求学时，鲁迅“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32]。这成为他在日本留学时选择医学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又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33]，进而对日本维新产生不过尔尔的想法。周作人对日本的看法也产生过类似的改变。“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觉得日本对于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的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34];因此略感失望之余，隐约中产生了“有别一种的看法”，那就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固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35]。
留学日本对于周氏兄弟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从事文艺的自由空间。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事翻译，这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也不是很大。周作人这时学俄文和希腊文，唯独不在意日语。“我这时学日本话，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36]，鲁迅也是同样，“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37]。此外，兄弟俩便是师从章太炎，去《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庄子》之类，涉及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
周作人回忆，“日本维新以前，很受中国影响，维新以后，西洋的一切新思想都输入了日本，但没有什么大影响，所存留的还是以前封建时代之文学影响”[38]。因此在后来的周作人看来，日本另有一番意味，那就是让他看到“表面却又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39]的影响，为他提供了一个古昔的文化中国的想像，使他可以寄托思古幽情。周作人之所以对日本生活方式感兴趣，“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他追述:
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初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可谓不察之甚。……[40]
周作人晚年还对杨惺吾的意见加以补充:“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但‘古写经’是如此，即现时墨笔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41]抗战后期，周作人在《和纸之美》中，还感慨中国古文化的衰落而羡慕它在日本的传承，“中国虽说是造纸的祖师国，我们却不曾见过什么好纸”，盛赞日本纸“各自有其雅味”，“其风趣可想也”[42]。
周作人的回忆，他虽然不免被怀旧情绪所笼罩，但在当时远离故国，却在异乡发现故乡生活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亲近亲切感，确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当时的周作人怀着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情感。
周作人初到日本，感到一切有故土的亲切，又无故土的现实烦扰。不仅“日本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而且“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43]。有的食物“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可资研究”[44]。
在当时，认为日本保存了中国的古昔的文化的想法，“大抵是很普通的”。去过日本的大多数中国人有这样的观感。当时“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45]。章太炎表面似乎是借此典故自责，怪中国人自己取友不端，识人不贤，实则绕弯子斥责日本人忘恩负义。这说明章太炎实际上也是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自隋唐以来的文化大有渊源。
日本文化，帮助周作人完成了对古昔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美好想像。他觉得日本“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46]，而且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又汲取西方文化，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如“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名叫乾荣子的十五六岁的少女，……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本来江南水乡的妇女赤脚也是常有的”[47]，这让他联想到李白诗中描写的越中场景。祖父要他熟读的《唐宋诗醇》中，便有两首李白的《越女词》:“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又云:“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李白自注:“越中书所见也。”[48]另外一首是李白的同类作品《浣纱石上女》:“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49]这些诗作，本来就常往来于周作人的梦寐中，如晚年狱中所作《纪梦诗》之一云:“李生大隐在朝市，醇酒美人寄所思。醉梦不忘金齿屐，如霜白足想当时。”[50]
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慨叹，“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51]，这未被欧化和现代化的“东洋的”，实际也就是周作人想像的“中国的”文化。此地乐，又似蜀，又有能干的兄长的庇护，与故乡的暌违，使得周作人慢慢忘却故乡的不好，对它产生淡淡的思念。“夫人情恋其故乡，大抵皆尔，生于斯，歌哭于斯，儿时钓游之地，有毕世不能忘者，天怀发中然耳”[52]，因此之故，“游子远适，旷揽异国之风物，赏其山川之秀、花木之美者，恒不禁怀旧而思故园，此人情然也”[53]。
既出于怀乡，也是对于新学问的乐趣，当时的周作人对于“中文旧书就难得去买，曾以六元购得‘古谣谚’二十四册”[54]，又“在那里买到一小册子，名曰《天籁》，乃是集录江浙的儿歌”[55]，“在东京旧书店买得顾禄著《清嘉录》十二卷”瑏瑠。这些书记录着古昔中国或者越中的风土人情，可以作为当时民俗研究材料，又可以慰解故国之思。晚年周作人不承认深
瑏瑠 周作人:《吴歈百绝》，见《书房一角》，第39页。受日本文化影响，说自己“所受日本的影响，说起来最显著的可以算是兼好法师，不过说到底他乃是贯通儒释道的人物”[56]，顶多也只能算受到“在日本的”中国文化的影响。
留日期间，周作人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搬家后，对邻里间“都无什么间隔，……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57]的情形感到诧异，也可见他与世俗的隔绝。这种与现实的距离，“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正是他终生追求的生活境界。周作人“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58]。
如今的周作人，与异域的古昔中国别离，回到今天的故乡中，不能不失望，又不可脱逃，于是他转向了故乡的往昔。
二 《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周作人的乡贤著作收藏
周作人从异域的古昔中国转换到故乡的往昔的契机，在于参与《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辑录和刊刻。回国后的鲁迅，正要重启此项东渡之前曾被搁置的工作。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59]以邓实、黄节为代表的国粹派在“山河既复，日月重新”的1912年之后，认为“今之急务又不在乎言论而在乎真实之学问”，从原先以“复古”作为“革命”手段的思路，转变以复兴古学为使命，“因思人类之在世，欲为国家谋生存之幸福者，固不可一日而废学”[60]。他们把文化事业作为主要任务，停办了《国粹学报》，更多地刊印故书，还设立古物流通处，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古学和保存古书[61]。他们仍旧保持学以致用的学风，但与政治拉开了距离，向与文化事业相关的角色回归。而前后一以贯之的，还是民族主义。章太炎《答铁铮》信中说:“而历史传记一切不观，思古幽情何由发越?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62]
以《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刻为标志，作为章门弟子的周氏兄弟也有类似调整，对乡邦文献与古代典籍表现出极大关注。作为章门弟子的周氏兄弟，属于广义上的国粹派。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古代典籍和文化事业的关注，应该与国粹派的新调整联系起来看待。
在1910年7月，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周作人发表《文明之基础》一文，认为“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象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63]。革命胜利后，周作人主张保存古迹，因为它们有纪念和教育价值，还可供人们鉴赏与研究。在改朝换代之际，重视和保护文物古迹更是刻不容缓[64]，“越地故多名胜，保存之谋，今不容忽”[65]。周作人还对“王羲之祠”“唐将军庙”和“石篑山房”进行考察，作了《绍兴古迹调查》一文。在文物古迹这些古物中，典籍尤其显得脆弱，“前年金陵下后，学校书物，散失无所。湖南焚平洪杨功臣祠，毁书版一尽”[66]。
在易代之际出于传统士人对文物典籍的热爱和责任感，鲁迅重新动手完成他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在该书的序言中，鲁迅以周作人名义交代了这样几层的意思: (一)该书内容和性质，属史传和地理记的辑佚。“冣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二)会稽历史文化概况。其地虽灵而偏于一隅，“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幸有前代“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此后这些载籍由盛而衰，后继无人。(三)效法清代张澍《二酉堂丛书》对乡邦文献的辑集的动机。(四)辑录过程。开始时“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重续前书。(五)此时的动机和目的，是编者有感于“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为了“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除了辑录散佚的前代文献之外，再无其他更好的途径，“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因此本书的完成，想达到“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67]的目的。
从《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录到刊刻，周作人始终参与其中。在1914年十一月廿五日，周作人“上午出校，至清道桥许广记定刻《故书杂集》”[68]，这标志着该工作的完成。周作人分担的具体任务包括: (一)开始阶段的辑佚。该书的辑录始于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之前，周作人最迟在南京求学时就开始参与。据壬寅年(1902年)二月初四日日记所述:“下午看《三国志·吴志》。摘晋(虞)预《会稽典录》数则录之。”二月初六日:“夜阅《三国志》。”[69]周作人晚年诗云“往昔读国语，吾爱范大夫”[70]，又有“尝读《国语》，见《越语下》记范蠡答王孙满之言曰……”[71]等语，可见对《故书杂集》的相关资料常有留意。(二)辛亥革命后，重新整理该书时的查阅和抄录。如1913年三月廿八日，“阅《意林》，聚学轩五卷本也”;三月廿九日，“上午抄《意林》中范子计然、魏子、任子三种了”;三月三十一日，“寄北京函，附范子等抄本四纸”[72]。(三)搜求相关书籍。如曾发布征求旧书启事，“欲得《嘉泰会稽志》及《续志》一部、《会稽掇英总集》一部、《越中金石志》一部以供参考”[73]。(四)校对工作[74]。
共同完成《会稽故书杂集》的过程中，周氏兄弟再次显示他们之间的差异。鲁迅辑录“会稽郡故书”。在书籍门类的划分上，将其看作史部“传记类”和“地理类”;就行政区域来说，如其《绍兴八县乡人著作》书目所列，“会稽郡”包括山阴、会稽、上虞、余姚、萧山、诸暨、嵊县、新昌八县[75]。他将此视作“存史”工作，公共、利他的事业。
周作人在为该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逐渐着眼于个人化的偏好与精神寄托，由此开始收集山阴和会稽两县乡贤著作。
绍兴当时留意乡邦文献的，同道中人便有主办《禹域新闻》的刘大白。“当初《禹域新闻》附刊《章实斋文集》《李越缦日记钞》之类，随后订为《禹域丛书》，我是爱读者之一，而且自己也竭力收罗清朝越中文人的著作，这种癖性直到现在还存留着。”[76]可见刘大白此举对周作人藏书有所启发。《禹域丛书》为何书未详，据《丛书目录》可知最为接近的是《越中文献辑存书》，清宣统三年绍兴公报社排印本，共计十种。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及书目，主要有:《越缦堂日记钞》一卷，清代李慈铭撰;《筠菴文选》一卷，清代陶及申撰;《越中园亭记》六卷，明代祁彪佳撰;《余忠节公遗文》一卷，明代余煌撰[77]。
周作人又说“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78]。一方面固然与鲁迅辑录《故书杂集》、刘大白编订《禹域丛书》相关，但是他的收集山会乡贤著作的想法，还可以追溯更早的时候，即他“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机”[79]。当时还是“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祖父因事系杭州府狱，我跟着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看他一回，就在那里初次见到《梦忆》，是《砚云甲编》本，其中还有《长物志》及《槎上老舌》，也是我那时所喜欢的书”[80]。这里提到的《长物志》，其作者文震亨是吴人;《槎上老舌》的作者是陈衎，闽人。周作人强调张岱及其《梦忆》，“实以有花牌楼的背景在耳”[81]。周作人那时接连遭受破家和丧父之痛，幼小的他离家到杭州陪侍狱中祖父，有过除夕一人凄凉守夜的经历。破落的旧家子弟的顾影自怜，抚今追昔，与明末张岱同一感慨。
周作人“民国初年……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其时间是1913年三月之后;三月廿九日，“蒋庸生君来邀为第五中学教英文，姑暂任之。下午阴，蒋君又偕一李姓者送约来，因语有不符，当还之”;三月三十日，“上午蒋君又来，约已改正，遂为盖印予之”[82]。但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经开始收集乡贤著作。如1912年十一月二日，“购得新本竹生吟馆《墨竹诗草》一册，钱七十二文，系会稽周师濂又溪著，有孙垓序”; 1912年十二月九日，“购《寄庵诗词存稿》二卷，会稽孙汝怿著”; 1913年三月六日，“在旧书店得《梦巢诗草》二卷，山阴许秉辰又村著”等[83]。
由此可见，周作人逐渐从鲁迅、刘大白等人所着眼的保存乡邦文献的工作中独立出来，在过去阅读张岱《梦忆》产生的情感体验的牵扯之下，从收集属于“史传”和“地理类”的方志，转到研究反映民俗的和寄托怀旧之思的“风土志”。其目的是为己，而非利他。因此，不再拘泥于史学价值或者凝聚地方意识的政治意图，而是由“存史”目的向个人情感寄托转化，体现了个人的趣味与选择。
一方面，周作人将地方文献与他所感兴趣的风俗研究结合，转向对风土志的关注，尤其集中于对风俗名物的考察;在另外一方面，则以“我的故乡”为出发点来关注并收集清代越中文人著作。鲁迅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动机与国粹派想法接近;而周作人结合风俗研究的地方志的视角，已经与国粹派逐渐拉开了距离。
周作人关注的是“非志书的地志”。当他委托鲁迅从北京辗转购置国粹派刘师培所著《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翻阅后却感觉“初无足取”[84];因为该书是“方志”性质，对风俗基本不涉及。着眼于“风土志”而与正史无关，周作人就不再考虑修史的体例和价值。例如后来他评价国粹派的乡土志说:“大约在三四十年前，中国曾经提倡过乡土志，还编成几种教本，要在中小学校讲授，养成爱乡心以为爱国的基本，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只可惜同别的好些新意思一样，不久就渐渐消灭，没有留下一点儿成绩。”[85]
周作人后来因吴越两地风俗相近而收集《清嘉录》，又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86]，扩展到生活过的南京、北京，乃至日本的东京。可见他是着眼于“吾乡”，并不囿于“吾越”。他同时还以“越中”来替换“山阴、会稽”概念，这都说明了周作人“以我为主”，围绕“我”来展开。
后来周作人对风土志的收集，其范围标记了他的自我投射的范围。随着周作人自我的调整与其个人活动范围的变化，所涉的风土人情也是愈来愈广，且游移不定，表现为离心力。与风土志题材的书籍收集相反，对乡贤著作的收藏，地理距离上与他的故乡愈近，心理上愈是感到亲切，表现为向心力。到了1943年3月时，周作人“但以山阴会稽两邑为限，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87]。而他所关注的“风土志”，则随着他的行踪，次第展开:“浙东是我的第一故乡，浙西是第二故乡，南京第三，东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并不一定爱浙江。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可以住居，……常常令我怀念的倒是日本的东京以及九州关西一带的地方，因为在外国与现实社会较为隔离，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若中国则自然之美辄为人事之丑恶所打破，至于连幻想也不易构成。”[88]
后来的周氏兄弟热情不再，不约而同地疏远了现实中的故乡及故乡的修史修志的事情。据鲁迅1929年二月六日日记，“得绍兴县长汤日新信”[89]，又据周作人1929年二月十七日日记，“上午得乔峰转绍县长函，嘱修志，当辞之”，十九日“上午覆绍县长函，辞谢修县志事”[90]。参照两处可知，当时绍兴县长汤日新想请周氏兄弟参与修绍兴县志，可能有沪绍两地距离更近，先与鲁迅联系。兄弟俩人对此事的拒绝，除交通远隔、交流不便外，主要原因还是他们的心态与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时截然不同了。就鲁迅而言，思想与感情早超越了乡曲之见。周作人则以我为主，既超越了时间，更关心故乡的往昔，又超越了地域，更关心现在的“北京”，如他署名之“京兆布衣”所示。总之就周作人而言，越人安“越”，书之所安即“越”，心之所安即“越”，未必是现实中的越地。
三 《越中游览记录》与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的发端
周作人在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过程中，开始收集清代越人著作。其中历代游记因集山水与人文之两美，周作人当时对它情有独钟。他在“读书杂录”之《越中名胜杂说》中说:
越中素多名胜古迹，兰亭禹陵，海内共仰，不仅限于方隅。大抵名胜之地，可分二类:其一山水映发，天成胜景;其一史迹遗留，过者凭吊今昔，自生感慨。此二原素，或分或合，初无一定，然终不逾此范围。兰亭之地，自娄公起陆，一路山岗回亘，溪流萦带，至可人意，……至攒宫吊宋六陵，见数堆荒冢，虽旷达之士，亦必代为宋人感亡国之哀，此情境适合，发于自然。兰亭为古风雅之地……[91]
关于故乡山水的游记，对他而言可谓优美又亲切。周作人在《越中“游览记”录》中，笔端富带情感地介绍明清两代越中文人所著的山水游记。在文中点评张岱《梦忆》一书说:
张陶庵作《梦忆》，鸥山金氏本旧序云，兹编载方言巷咏、喜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其书杂记江南风物，越中故实不及三之一焉，然以文言道俗情，并冷爽绝伦，如握冰雪。读《龙山放灯》《越俗墓》诸篇，每为神往，想见明季奢华之状，令人感慨系之。
又称道王思任《文饭小品》中的游记，“其浙江游览记中，有《先后游吾越诸胜记》一篇，记卧龙、炉峰、柯岩、吼山、禹庙、六陵等之游，凡二十八则，语极清妙。其评吼山曰恫疑虚愒。又称柯山石宕为此山川入无间地狱者，皆有识力。唯禅机谐语，时作凡响。是则明人山林习气，谑庵亦末能免俗耳”。他还介绍收入《禹域丛书》的二种:一是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一卷。该书作于“客居京师，涕泪幽忧中”，“间取昔来游赏之事一一志之，冀假虚沤以沫枯鱼，设寓食以起饿隶”，书中“所记游览”，“于湖塘风物之美尤三致意”。二是祁彪佳《越中园亭记》，“一以见幼文先生之性情，二以备府志之遗忘”[92]。
写作此文之前，即1915年三、四月之间，周作人曾作了不少的相关阅读。但也有列入阅读范围并表示过赞赏而最终没有选入的，如《潘少白集》。1915年三月十六日曾“阅《潘少白集》文”，三月十七日，“下午阅《潘少白集》卷六，其纪游诸作颇可人意”[93]。《越中“游览记”录》一文最终只列入张岱《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和祁彪佳《越中园亭记》四种。不按明清前后的时代，而是将张岱《梦忆》列于开头，有明显的首标其目之意;又将其他游记与张岱之作加以比较，实是将他们看作张岱游记的流风余响，如评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盖亦陶庵《梦忆》《梦寻》之志，读之正自怃然令人起今昔之感也”。由此可见张岱《梦忆》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再次证明“花牌楼的背景”影响的深刻。
周作人不列入《潘少白集》的原因，据后来《林阜间集》[94]一文来看，如他批点王思任所示:其一是不满其明人山林习气。“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其二是道学气。“《常语》盖实是潘少白语录，李越缦所谓满口道学为可厌耳即指此书。”该文又说:“若其文我亦颇喜欢，修洁，工于写景，如《自彭水梯山之大酉暮宿珠窦箐与人书》，《与故友陈其山书》，《南野翁寓庐记》，《夜渡太湖至湖州小记》，《水月庵记》等，都颇可喜。”这些评语则是对绍兴乡居时日记中所记“其纪游诸作颇可人意”评语的展开。这也表明当时周作人并不喜欢晚明时代的山人习气。
由此可见，“如历山川，如睹风俗”的近乎风土志的游记，最为此时的周作人所推崇。周作人少时所读其他作品如《徐霞客游记》《西湖游览志》与《西湖志余》，虽属地理类，但与上述山水游记有同样特点。在阅读时，他同样聚焦于越中，或因“记吴事而可以通于两浙”[95]而加以延伸。这也说明周作人早期阅读趣味的一致。
《徐霞客游记》有“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之称[96]，周作人小时候“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97]。他后来称徐霞客为“明末一个奇人”，“游记写得很细密，文笔亦好，乾隆时始为人所知，刊板行世”。但是“除江浙的短篇以外，关于云贵的接连几卷几乎不曾着手”[98]，表明了周作人对家乡所在地域吴越的认同。
《西湖游览志》“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故于高宗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说该书“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钜细，一一兼该。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徒以觞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西湖志余》“则摭拾南宋轶闻，分门胪载。大都杭州之事居多”[99]。因为有这些特色，周作人将它们视为与张岱、王思任游记的同类。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相关阅读线索。如辛丑年(1901年)十二月初五日，夜看“《泰山记胜》、《陇蜀余闻》、《匡庐纪游》、《雁荡山记》、《瓯江逸志》各一卷”。又说“《太平清话》:天下瀑布皆有声，唯雁荡者无声”，“似亦不可信。惜不亲历之”[100]。在癸卯年(1903年)的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九日，他在家中几乎每天看《西湖游览志》和《西湖志余》[101]。
周作人后来一直认为:王思任文章“是游记最好”，“其中有《游西山诸名胜记》，《游满井记》，《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都是我所爱读的文章”[102];张岱著作中，“我觉得《梦忆》最好，虽然文集里也有些好文章，如《梦忆》的纪泰山，几乎就是《岱志》的节本，其写人物的几篇也与《五异人传》有许多相像”，“《梦忆》所记的多是江南风物，绍兴事也居其一部分，而这又是与我所知道的是多么不同的一个绍兴”，“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103]，此外，“《琅嬛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104];至于公安派袁宏道，“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105];而清代的舒白香，“从前我只有他的一部《游山日记》，记在庐山天池避暑时事，共十二卷，文章写得很有风趣，思想也颇明达，是游记中难得之作”[106]。他还称赞刘献庭说:“《杂记》原本或是随时札记，亦有从日记录出者，如记叙各地风物小文，似均是其中之一部分，寥寥数十字或百许字，文情俱胜，在古文游记中亦绝不多见。”[107]不同的年龄阶段中，周作人对风土志兼游记的小品文字的兴趣，一以贯之。
周作人在早年日记中关于行旅与风俗的文字，大有张、王、徐、田之笔调，而且在行文之间反复摹写，不厌其烦。以日记中数次出现“调马场拜坟”一事为例，乙亥年(1899年)十月十八日:
午晴，至埠坐兜轿过富盛市。循崖行二里许，过一岭，约二千余级。又行二里许，过一溪，径二丈，长里许。水没骭至股，舁者赤足而渡。中有石，红绿皆备，大如鹅卵。又行二里许，至墓。拜毕，回舟已未初矣。初过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止。饭毕，大雨数阵，归家已五点钟矣。补:山中杜鹃不多，即有之，亦止二三树，每树花一二朵。惟油蛉甚多，一路草木荆棘中无不有之，可作一部鼓吹。[108]
又庚子年(1900年)三月十六日所记“往调马场扫墓”，则更为细致:
六点钟起，同叔辈往老台门早餐，下舟，往调马场扫墓，同舟七人。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系陶心云太史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女贞子各花，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埠，乘兜轿，行三里许，过一岭，约千级。山上映山红、牛黄苓颇多。又有焦藤数株，著花蔚蓝色，状如豆花，著实即刀豆也，可入药。又二里许，过一溪，迳阔二丈余，水没及骭，舁者赤足而渡。行四里许，至墓所。柖楸夹道，颇称壮观。余及方叔作赞。方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晴朗。下山午餐，下午开船。方将进城，忽天色如墨，大雨如注，列缺数声，电光烂然，至家不歇。檐溜如柝声沥滴然。[109]
辛丑年(1901年)正月日记中，周作人则突出“东湖”一节[110]，极其详尽细密。这些游记文字，雕琢而不失清新，且独立成篇，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周作人后来将这些日记文字摘录出来，略加连缀即付发表，如收入《风雨谈》的《旧日记抄》《北平的春天》等篇。这些文字完全可以视为周作人的早期的有意之作或得意之作。
对照他“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着作之始机(基)”一语，结合《越中“游览记”录》和日记中纪游文字，从中可窥周作人所推崇晚明小品的基本内涵:作者是以张岱、王思任为代表的晚明越中文人，体裁以山水游记为主。周作人所作与晚明小品相似的作品，尤其是游记一类，当在他早年日记中求索。若对“晚明越中文人”的“游记”这一内核注意不够，而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关于公安竟陵派的说法，来讨论其所推崇的“晚明小品”，又拿他中年之后正式结集出版的文章与其比较，自然相去甚远。
第二节 周作人乡绅生活的回归与中断
一 周作人的乡绅意识
周作人在当地的中学任教时，出任了县教育会的会长，与地方政府与士绅多有来往。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时代，地方各种势力相互倚重，都希望站稳自己的脚跟。这种情形之下，周作人身上的“洋气”逐渐有被“土气”淹没的迹象，表现出向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回归的迹象。
这首先表现在周作人的政治意识上。周作人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关注“治民之道”，强调士绅在乡村社会的核心作用。他说:“治民之道，教为上，养次之，养而不教，非惟不足言治，抑转以诲惰而贼民也。”在“教民”问题上，他与鲁迅一起呼吁重视教育，“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111]，在《论军人之尊贵》中，他将征兵与“教民以战”相联系[112]。在“养民”问题上，他有破有立:立者“惟振兴工艺，次第扩充之，使各遂其生”[113]，破者则禁止民间高利贷与典当[114]。
周作人认为，贯彻“治民之道”关键在于吏治与乡绅。自治需要“因地制宜”，“不得不藉旧日绅董为他山之助，势也”。乡绅与地方官吏相互协作，他们在地方上原本一体，区别仅是是否在位而已。乡绅是过去或者未来的官，官是过去或者未来的乡绅。周作人指责劣绅不是因为其身份和地位，而是其行为不法不义。如借助于村社“迎神赛会”等公事，揽取私益，成为“乱源所在”，“斯祸作而不可收拾矣。水性就下，激使过山，吾于是不得不咎愚民之无识，吾于是不得不咎绅士之激变”[115]。还有揽讼等事，“黩职之吏乃得盗弄而上下之，以贼害黔首”[116]，同样会激起民变。
其次还体现在周作人的道德观念上。与政治上的改良主张相对应，周作人学术思想也初步展示了旧学与新知的结合，表现出封建士大夫接受新思潮淘洗后的面貌，即老新党的特点。其突出表现是妇女问题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周作人一方面不离“哀妇人而嘉孺子”的本意，一方面又表现出近现代西方学理的清新面目，以新学理衡量旧伦理道德。
在儿童与儿童文学问题上，他批判“父为子纲”的不合理，“中国亦承亚陆通习，重老轻少，于亲子关系见其极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和，而后可称。近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并指出这种伦理道德的野蛮痕迹。“中国思想，视父子之伦不为互系而为统属。儿童者，本亲长之所私有，若道具生畜然。故子当竭力以奉上，而自欲生杀其子，亦无不可。凡在蛮荒，类有是制，掠女为婚，食其生息，妇老不育，则并食之，遗意流衍，至于今日，故犹形变而神存。”[117]周作人在后来《人的文学》中，对旧伦理道德中的“父子”关系，温和批判而非彻底推翻的作法，与此相一致。
关于妇女问题，周作人固执于女子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伦理道德，基本肯定章学诚的妇女见解。在《妇学商兑》中称道章实斋著《妇学》“于当时风气，甚加訾议，而未尝持不读书之说，其言颇平”，所不足的是“恃所论列，唯以礼法为衡，非本据于科学，故亦仅十得六七而已”。他坚持女性应以家庭为本位，认为其与男性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女子本务，专在孽育，其体质精神，皆亚于男子，故不堪任重为劳心劳才之事，如从事战斗工作，或治精微之学是也”。这差不多是说女性不如男性。因此，“使经邦之责，半可分诸妇人，事亦甚佳，特虑文化发达史中，不能容是剧变之例耳”。由于认定女子责任和资质与男子不同，相应地主张采取教育上的男女之别。女性“当以教养之事为本，辅之技工”，即“注重家政学一门，总摄其要”。周作人对章实斋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成见，也深有同情，只不过周作人指的不是“相夫教子”之才，而是政经军事之才。他说:“才女风气如实斋所言，今尚少见，而海内女子略受耳食之学，辄漫言有从军之志，其不思甚矣。”[118]
周作人的“嘉孺子而哀妇人”，有其前后的一贯性。他在南京时，虽然执“上古视女子并不轻”，但是遇秋瑾时，“在城南夜。见唱歌有愿借百万头颅句，秋女士云，虽有此愿，特未知肯借否。信然，可知彼等亦妄想耳”[119]。“妄想”一语，即便没有不屑，也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身为妇女而关心军国大事，逾越本分。因此对在民国初年，社会风气渐开，妇女走出家庭的现象，周作人颇有微词。“且家庭教育，以母为之主。中国妇人，素鲜问学，随顺自然，心为形设，逐逐于尘根之享，忘其自己，更不知有家庭，新旧虽殊，其行则一。今之女子，标揭高义，以求新生，乃实行未章，但有骄色，比之物象，犹以音色表见，示其异性，以行性择，是曰自炫，与昔之容悦取好，复何所异。以如是人为儿童师资，其可耶?要之昔日晦塞之家庭固不足取，若在今日，叔世浇漓，犹有甚焉。”[120]他同情妇女的境遇，但坚持认为妇女之归宿是家庭，本职在于相夫教子而非社会工作。
周作人的“嘉孺子而哀妇人”，骨子里是男子居于权力中心和主导地位的妇女观，否则“嘉”“哀”无从谈起。让妇孺生活得更好只是手段，目的还是为了让男子生活得更好。这仍属传统士大夫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虽然经过了改良。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趋时”稍有冒进，终身基本保持这一立场。如1940年代，对“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目的而读书的意见，“我觉得在现今还是都很对”[121]，便是证明。
晚年周作人也意识到自己主张与实际行为的背离。周作人大姑母死后，“她生前痛爱如珍宝的珠姑，就被兄嫂迫压得无路可走，以致随乳母出奔，给一个茶食店伙作妾，又被大妇凌虐，卖入娟寮”[122]。到了民国元年，也就是周作人在绍兴乡居的期间，珠姑托人到周家看望，“希望能让她来走动。先母与大家商量，因为都不大赞成，所以婉词谢绝了”。周作人晚年反思此事，深自痛责:“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太太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是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都是些废话。”[123]
二 周作人的书斋情结
此时的周作人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的难以割舍，除上述乡绅身份的自我认同之外，尤其表现在他的书房情结之上。
周作人回忆，“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种金石小品，制作精工的也很可爱玩，金属的有古钱和古镜，石类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我所有的便多是这些东西……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124]。1915年七月间，周作人经常“上午阅《求古精舍金石图》及《金石契》。下午阅《蒿里遗珍》，反复展示，不厌百回读也”。年底的时候，“梁园掘挑瓦屑，得瓦研一枚，作半觚形面，琢为研，上端铭文云:水火土精，相凝成形，英雄安在，瓦砾犹存。……下琢方印云:汉瓦宋剖。为之狂喜，疑为铜雀台瓦也”[125]。思古幽情，跃然纸上。这些书房清玩，鲁迅曾谓之“小摆设”，“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126]。
在个人趣味上，周氏兄弟一直有着相同的爱好。因此当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小品文是“小摆设”，谈古董是玩物丧志时，周作人怀恨在心。等了数年后鲁迅与郑振铎两人刊刻《十竹斋笺谱》时，周作人借机发作，写了《十竹斋的小摆设》反击，“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并非趣味本身，首先是目的上的“为人”与“为己”之别，其次是沉湎与否。鲁迅见到小时候就喜欢的《画谱》，在自己喜欢的同时，就想到与人分享，然后想到保存传统的木刻艺术。从个人进而到他人，对自我的疆域有一种克服，因此不易沉溺，自然也不影响他本人的欣赏。周作人与此不同，看到自己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而已。顶多三五好友分享，那也只是“我”的化身和扩展而已，因其是“我的”好友。
这种耽溺，显示出周作人的积习难返的士大夫文化心态与趣味，又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他一生中浓重的书房情结。从儿时悬想的斋名室号，到后来的“苦雨斋”，书房既是周作人现实活动的空间，也是他理想与情感的寄托。他曾多次缅怀祖父辈的书斋之梦，《夜读抄·小引》说:
幼时读古文，见《秋声赋》第一句云:“欧阳子方夜读书”，辄涉幻想，仿佛觉得有此一境，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后来虽见“红袖添香夜读书”之句，觉得也有趣味，却总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127]
在《鲁迅的故家》中又有所补充:“这院子虽然比较寂寞，但也有一种补偿，西邻便是梁家的竹园，墙外矗立着百十竿淡竹，终日萧萧骚骚的作响……伯宜公隔窗望见，时常感慨的说，能够在竹林中有一间小楼居住，最是快乐，他这话里多少含有黄冈竹楼及临皋亭的影响。但大半出于直接的感觉也是无可疑的。”[128]周作人曾终生保存的祖父藏书《古文小品咀华》一书中，收录了两篇提及的文字。一篇是宋人王禹偁所作的《黄冈竹楼记》，文中说:“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编者王符曾评云:“竹楼，韵事，竹楼记，韵文也，必极力摆脱俗想方佳。此作妙在用消遣世虑四字摆脱一切，纸上亦觉幽阒辽夐，不可具状也。确是楼，确是竹楼，却是默坐竹楼。令人读之如在画图。”[129]另外一篇是苏轼的《书临皋亭》，说:“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坋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在文章后面，编者有“得自在乐”之评[130]。可见，小时候周作人对父亲周伯宜因科场案连累而内心抑郁失落的情形，有深刻的感受。他回忆说:“先君为会稽县学生员，屡应乡试不中式，以酒自遣，久之遂病咯血，继患水肿，卧病三年，先母竭力调护，形神为之销损，终不起，于光绪丙申九月去世。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居间尝言:吾有子四人，当遣其出海外求学，一往西洋，一往东洋耳。先母闻而识之。”[131]
父亲的书斋是如此寄托遥深，而行之无力。对于祖父周福清狱中“书斋”，隔五十年后周作人回忆时，仍然历历在目:
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坑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的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是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132]
书斋情结所传递的对书香门第的缅怀，更追溯到曾祖，后来又交织了周作人本人的落寞之感。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说:
一蒉轩者，书斋名，小时候常闻先君说及，盖是曾祖八山公所居，与兰花间相对。吾家老屋在会稽东陶坊，地名东昌坊口，张宗子《快园道古》中记东昌坊贫子薛五官事，毛西河文集中叙与罗萝村揖别东昌坊，可知在明季已如此称，……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与老屋别亦二十五年矣。一蒉轩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读书其中，今并屋亦不存，而记念仍在，甚爱此名，乃沿用之，其实轩固未有，只刻有石章曰“一篑轩”而已。轩名出于《论语》，案《子罕九》中一章云: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鄙人今无此轩而用轩名，理由亦甚简单，其一以此名为先人所有，得以承袭……[133]
如本章概说所述，周作人“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134]，又说“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而今无亭亦可也，若书屋则宛在”[135]，这种痴人之悬想，所谓“其实轩固未有，只刻有石章”的情形，早见于周作人少年时期的斋名室号的频频变换中。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总结说:“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了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觉得很可笑的，不值得再来讲述了。”[136]正是从那时无数虚拟的书斋名字中，可以一睹少年周作人曾经做过的“白日梦”，同时也就追溯周作人少时所受士大夫文化传统浸染的轨迹。这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从日本回国乡居何以堕入旧时生活的轨迹，直至梦想为外界所破灭为止。从小时候到他赴日本留学，周作人拟用过的书斋室号可考者，大致如下:
(一)仰山楼。指杭州府署近旁的花牌楼，时值戊戌年(1898年)正月。见日记上册第2页:“大清光绪二十有四年岁次，戊戌孟春二十八日东越若耶周櫆寿订于浙江武林仰山楼之东窗下。”《丁亥暑中杂诗·花牌楼》:“往昔在杭州，吾怀花牌楼。后对狗儿山，茕然一培 
。……楼下临窗读，北风冷嗖嗖。”[137]又《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楼下板桌上固然放着些经书，也有笔墨，三六九还要送什么起讲之类去给祖父批改，……自己只记得看了些闲书，倒还有点意思，有石印《阅微草堂笔记》，小本《淞隐漫录》。一直后来还是不曾忘记。”[138]
(二)古百草园绿杉野屋。指绍兴故家的百草园，时在戊戌年(1898 年)十一月。见日记上册第14页:“大清光绪龙飞二十有四年，……之江古越耶溪螙麓僵道人书于古百草园绿杉野屋瓮牖下。”按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沉著”条:“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139]鲁迅致徐梵澄一信有云:“我感谢你替我计划了很好的田园。这些梦，我少年时也曾作过的，还请一位族人刻了一颗图章，取《诗品》句曰:‘绿杉野屋’。”[140]亦可见周氏兄弟早年情趣的近似。
(三)之江蠹窟。指绍兴故家，时己亥年(1899年)正月。见日记上册第32页:“大清光绪二十五年，……汝南驹隙生订于之江蠹窟中。”其出处及含义与下文“蟫庵”同。
(四)栟榈老屋。指绍兴故家，时在己亥年(1899年)九月。见日记上册第63页:“《栟榈老屋日记》，冉溪砚田农娱溪。”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幼时读古文，见《秋声赋》第一句云:‘欧阳子方夜读书’，辄涉幻想，仿佛觉得有此一境，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后来……却总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空想。”[141]周建人回忆西邻梁家竹园，“还有一株棕榈树，像蓬头野鬼似的向这边望，增添不少绿意”[142]。
(五)赏雨茅屋。指绍兴故家，时在己亥年(1899年)十月。见日记上册第80页:“己亥小春十九日傀儡生识于赏雨茅屋瓮牖娱溪。”按上文中“绿杉野屋”出处，可推测该室名同出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该书“典雅”条:“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另日记中《荫仙处士小传》引“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一语，出于《诗品》“洗炼”条[143]。
(六)深柳读书堂。指绍兴故家，时在己亥年(1899年)十月。见日记上册第85页:“深柳读书堂主人娱溪氏识并书。”按《唐诗三百首》有刘慎虚《阙题》诗:“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晖照衣裳。”少年周作人对陶渊明、林逋等隐士诗人颇为倾慕。这些诗作的风格相似。
(七)蜬园。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正月。见日记上册第107页:“《蜬园日记》，濂溪甲申生定。”蜬，小螺。形容其小。
(八)蟫庵。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四月。见日记上册第131页:“此句大有深意，蟫庵主人注”，“光绪庚子夏四初五蟫庵主人星杓识并书”。按《尔雅翼》:“蟫，始则黄色，既老，则身有粉，视之如银，故名白鱼。”与“螙麓山人”对应。而“都六”“休留老人”等皆“螙麓”音之转。周作人辛丑年(1901年)二月十五日有《嘲蠹》一诗:“缥帙缃囊任穴居，一从宛委寄微躯。笑他生死书丛里，咀得书中旨味无?”[144]
(九)之江红豆山庄。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四月。见日记上册第106页:“庚子夏四初六蟫庵主人星杓题于之江红豆山庄。”按“红豆生南国”句，可推测寄寓着对恋人思念之情。《娱园》一文中回忆暗恋表姊事，“忘记了是那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我隐密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145]。周作人日记《不柯之纪事》以“不柯”自号，与此苦衷有关。《诗经·豳风·伐柯》中“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意指有心而无从着手，为感情所困扰。
(十)双樨轩。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六月。据日记上册第150页:“七下钟，余在双木犀轩纳凉。”参考周建人当日回忆，“吃完晚饭，我们正在桂花明堂乘凉”，可知是指周作人家中的桂花明堂。木樨即桂花。又称“双樨书楼”。
(十一)天香阁。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闰八月。见日记上册第162页:“天香阁日记，汝南甲申生草。”又第304页:“螙麓子……居若耶百草园之天香阁。”按当时周作人喜读之书中，张岱《西湖梦寻·三生石》中引王元章《送僧归中竺》诗“天香阁上风如水，千岁岩前云似苔”，又《徐霞客游记·游鸡足山日记》“循东冈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即天香者”，或与此相关。
(十二)听雨楼。指绍兴故家，时在庚子年(1900年)闰八月。见日记上册第162页:“上午雨，夜在听雨楼闲坐，三更始睡。”又第171页:“大风雨，冷甚，手僵不能作书。坐听雨楼中，听雨声飒飒萧萧，令人闷极。”按周作人《数典诗》:“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周敦颐《夜雨书窗》诗云:“秋风拂尽热，半夜雨淋漓。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恰似钓鱼船，篷底睡觉时。”周作人庚子年(1900年)七月十五日日记:“接大哥初十日函并……张伯行《周濂溪集》一部四本。”[146]
(十三)妬绿山房。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二月。见日记上册第284页:“思真道人笑孙氏志于琅邪之妬绿山房。”按“妬绿”当系“螙麓”音之转，如“都六”。参见“蟫庵”条。
(十四)光霁书屋。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二月。见日记上册第301页:“樵葑子:名松寿，字乔峰，号景孙，年十四岁。……住蠡城都昌坊之光霁书屋”。按乾隆南巡曾亲临惠山周敦颐祠堂，先后御书“光霁祠”额。虽代为其弟周建人拟名，实际表现了周作人的想法。
(十五)柑酒听鹂轩。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二月。据日记上册第290页:“辛丑二月十九日芋园主人 
孙氏撰并书于之江柑酒听鹂轩”，用的是晋宋间名士戴颙典故。戴氏世居会稽剡县，后戴颙迁吴中京口黄鹄山、招隐山一带，常常携带双柑斗酒，外出听黄鹂声，并说“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147]。周作人早年羡慕隐士，又重乡贤，所以有这样风雅的名目[148]。晚年周作人狱中《山水人物题画绝句》，有“何处听黄离，双柑并斗酒。杖策且徐行，记取青青柳”句。
(十六)芋园。指周作人避难所寄居的小舅父鲁寄湘住地娱园。时在辛丑年(1901年)二月。见日记上册第303页:《清虚先生小传》落款“芋园主人”。又第299页:“辛丑，寒食日柑酒听鹂生录于芋园。”取“娱园”之同音，隐含对表姊的情感牵系，参见“之江红豆山庄”条。
(十七)小琅邪休留草堂。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三月。见日记上册第291页:“辛三月十一日作自录于小琅邪休留草堂。”“休留”系“螙麓”音之转。参见“蟫庵”条。
(十八)春然斋。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四月。据日记上册第292页:“四月二十日亭午秋风亭亭长录于来
轩之春然斋。”出处待考。
(十九)来 
轩。指绍兴故家，时在辛丑年(1901年)四月。见同上。按汉贾谊《
鸟赋》:“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表达了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周作人《风雨后谈序》说:“小时候读贾谊《
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 
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149]又作“来服轩”“来服山居”。
(二十)煮花轩。周作人作客安桥头外婆家所宿的舅父书房。时在辛丑年(1901年)五月。见日记上册第237页:“同三弟在书房睡，予为题额曰:煮花轩，联曰:人淡如菊，屋小于舟”，又“阅《耐冷谈》，在煮花轩闲坐”。
(二十一)铁血庵。指南京水师学堂宿舍。时在壬寅年(1902年)三月。见日记上册第326页:“铁血庵日记第梦狂居士壬寅，西历千九百二年。”1904年5月发表的《说死生》一文:“然世界之事，有铁血而无公法者也。”[150]
(二十二)松影轩、百药圃。指绍兴故家百草园，时壬寅年(1902 年)四月，因母病从南京水师学堂请假回绍。见日记上册第332页:“上午至松影轩及百药圃一游。”周作人后来的斋名与药相关的，有“药堂”“煅药庐”等。
(二十三)碧樱山馆。指南京水师学堂住处，时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见日记上册第343页落款:“碧樱山馆主”。或歆慕鲁迅留学的日本。出处待考。
(二十四)饮冰室。指南京水师学堂住处，时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见日记上册第343页:“饮冰室日记。”表示对梁启超的崇拜。
(二十五)秋草园。即绍兴故家百草园。时在甲辰年(1904年)十二月。见日记上册第402页:“秋草园日记甲序。”十二月八日，“下午同乔峰往大街托文茂山房刻石章一，曰秋草园”。与鲁迅文中“百草园”同指一园，但“百草园”之名生意蓬勃，与“秋草园”之衰飒有别。
上述中的书斋名如“听雨楼”“光霁书屋”等，表明周作人对周氏家族的缅怀和自豪，日记中他常自称濂溪甲申生，汝南介孙氏，汝南 
孙，均系追念远祖周敦颐。以汝南周氏为荣的，还有他的字号“甪里山人”，出自《史记·留侯列传》。据《史记·索隐》:商山四皓之一中“甪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151]。亦作“禄里”。周作人还有“汉真将军后裔”，见《汉书·卷四十》。系汉文帝夸赞周亚夫之语:“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152]《泽泻集》仍然暗用周氏郡望，《本草纲目·草部》引《别录》说:“泽泻生汝南池泽。”[153]
从这些斋号和室名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家族的依恋，以及浓厚的士大夫风雅色彩。抗战中的周作人，以一世骂名的代价暂时保全他的苦雨斋，但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北平，对敌伪分子进行清算，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间遽变，他再也无法阻挡了。晚年周作人书信所述:“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写的‘苦雨斋’扁额，原有两枚，其一已裱装从前挂在屋内，经乱已经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现今斋已不存，(已改造现由小儿居住。)无所用之，拟以奉赠，当另封寄上。”[154]于是，“苦雨斋”再度从现世消退到文字构成的白日梦中了。
在狱中所作的《数典诗》中，周作人“戏以吾家故实作诗，得六首，兴尽而止，虽尚有好资料，惜都不及作也”，列举周文王、周公旦、《世说新语》中的周处、《唐诗三百首》中周朴、宋代大儒周敦颐、始迁祖周逸斋，“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155]。在《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文末，周作人引《花牌楼》感慨妇女的悲惨命运:“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156]实际上，这也是他自己的身世之感。这次周作人作为主角而非陪侍的角色入狱，若是想起祖父狱中的书房，定会不免感到世道的轮回吧。
三 梁家官司与周作人旧梦的破灭
当周作人为他所属的士大夫世家衰落抚今追昔时，鲁迅却“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157]。因此，鲁迅最终“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158]，而周作人始终恋恋于他的书斋“旧梦”。
周氏兄弟对家族情感的差异，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待祖父的态度的不同。周作人对祖父的感情比鲁迅要深厚，并且持久。1919年底移家北京时，鲁迅不顾三弟周建人的惋惜，执意烧掉祖父“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的日记。“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159]在北京时“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周作人想到的是，“许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一件无可补偿的，很可惜的事情”[160]。早年周作人常翻阅祖父日记，并作抄录。如辛丑年(1901年)二月摘录了两条:一是“光绪乙酉五月初十日，夜梦人赠‘弦歌不辍，风月常新’一联，特记”;二是周伯升的生辰[161]。同年三月初十日记，“夜阅大父日记”[162]。晚年周作人仍然记得:“从前我看见祖父日记的末两行，在他去世前两天高热中所写，黑憧憧的仿佛只剩了字的影子。”[163]
周作人离开绍兴老家去南京求学，除了祖父的威迫感和鲁迅在南京求学的感召之外，也是出于因暗恋表姊而失意抑郁的逃避，因此才有换个新环境的想法。包括后来留学日本，周作人都是因为外部环境对他的推拉，而非本心发动。后来，归国乡居的周作人被选为教育会会长，并于中学校任教，每月增加五十元收入，平时鲁迅按时寄家用，又源源不断寄书，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都大为改观。所以他一旦与旧家庭接通，就很快地恢复地方绅士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周作人平时上上课，有时去教育会转转，去大路淘旧书，收金石小品，游玩会稽山水，悠闲自在。出入叫轿子，家中安装电话，看病也请美国医生，除了佣人，还有弟弟、小舅子使唤，优游岁月，心情自是大舒畅。周家新台门“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164]，次年周家将迎来寡母六十寿诞。这种情况下，长久安居想法的周作人，产生了实现父亲、祖父两代均未实现的梦想的计划——重修曾祖“一蒉轩”，并开始付诸实施。
因此，在1915年三月，当周家“新台门”其他旁系在新时代里再也无法支撑败落局面——“里三房售后园之半与朱宅，价千元”[165]的时候，作为周氏家族长房子孙的鲁迅、周作人一家，却有改观的迹象。这一年底的十二月二日，主持绍兴之家的周作人，“收回寿坊店房屋，于桂花明堂开一通路，并起手改造台门，下午饮酒”，次日“下午拆去一篑轩前花墙，顿觉明爽”[166]。周作人心情相当不错，他一定想到此前“报载二十三日策令，大哥授为上士”[167]，上个月“大哥授职上士。今日报房乃携条来报”[168]的喜事。在这种背景下，大兴土木改造台门，颇有门户重振、家道中兴的象征意义。
眼见得就要实现祖、父两代关于书房的梦想，也最接近周家家道复兴之际，周家却与邻居梁家产生纠纷，横生枝节，此后，喜庆气氛便戛然而止了。
传统士大夫家族与商贩、师爷等市民阶层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对立和敌意。大多数乡绅历来仗势欺人，或者瞧不起市井小民，因此后者本就很希望前者败落下去;这可以减低前者对他们的压迫，一舒受欺压的愤懑，还可能从后者家庭的败落中得到好处，如折价变卖的财产等。从当时周家族人周观五的回忆中，可以见到一些端倪。“周氏虽已败落，而房族中尚多挣扎重振之人”，招致“趁危搨便宜鲸吞入己”之心的一些邻居，“现在死灰复燃又呈中兴气象，不克如愿，惭妒交萦”[169]。鲁迅笔下，很有一些刻薄又幸灾乐祸的乡人如赵七爷者，“于他的仇家有殃”时，必定穿上难得一穿的“竹布长衫”以示庆贺[170]。这类人有着周家在兴衰交替中所领教的乡邻影子。这种情况下，作为周氏家族东山再起代表的周作人一家，自然成为阻遏的对象。
在此之前的1915年二月廿五日，周家邻里之间便有过“傅澄记因起屋交涉”之事。好在傅家只是小米贩，擅长的无非“每届房族赴店量‘升箩米’，即指桑骂槐，借题发挥，竭冷风热潮之能事”[171]而已，被周作人家轻易地制服了。于是傅家“倒了一个大大的楣，只好垂头丧气而归”，周家大获全胜，周作人日记也留下“傅澄记以小清音来讨饶”的记载。这种胜利的感觉，已经很久违了。如庚子年(1900年)正月廿三日:“下午平水周得生以小清音讨饶。”庚子年(1900年)二月初二日:“晚芳叔始由斗鸡场回家，云因有会中冯姓，在通衢贴无头榜者，痛谤周氏。今族人不甘，向其父理论，系彼理曲，因拟二月二十以清音酒席讨饶，仍在斗鸡场会集云。”[172]
周作人晚年，曾带着欢快语调和喜剧色彩，忆及这家邻居:“傅澄记米店那小主人通称小店工，年少气盛，又有点傻头傻脑的，常与街坊冲突，碰着破落大家子弟，便要被‘投地保’，结果讨饶了事，拿了对红蜡烛，和一堂小清音，实在只几个人乱吹打一阵，算是赔礼，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和咸亨的那文童吵架，大家记得最是清楚。他娶妻后几年没有儿子，乃根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又娶了一房小，可是米店从此就大为热闹。风潮不断发生，时常逼得小店王走投无路，只要寻死。”[173]
然而这次周作人碰到的对手是梁家，名叫丽金，是原先的老邻居梁子贞的侄子。梁子贞是在家设馆授徒的老秀才，本分老实，“他对邻居有礼貌，邻居对他亦具好感”。这位继承者乃是“在外游幕”的师爷，与梁秀才“大不相同，回家没有多久，邻居对他都有说不出所以然的反感”[174]。梁丽金与周作人虽然都是近年外游归来，但周家是游学，梁家是游幕，可谓各有千秋。梁家“忽然就为了一条狭窄得只容一身的小夹弄和一口井，就和鲁迅家涉起讼来了”[175]，诉讼正是梁家谋生手段，原本擅长。梁家之所以与周家打官司，出于妒忌，除欲对周家兴盛的势头加以遏制之外，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动机，那就是作为入继者，又刚搬来不久，出于怕被欺负的防备心理，想借此官司立威，以显示他游幕时的手段。邻里的纠纷，是非难分，未必就是周家占理，何况还是周家先打破邻里之间的现状。
梁家此前就对周家心怀芥蒂，“八月廿八日，上午同乔峰为挑瓦屑事往警署”，此次周家在桂花明堂前开一通路，梁家显得极不情愿，显得寸步不让。十二月五日“上午同鸣山叔乔峰往梁宅说通路事，未决”。周作人一面按计划行事，下午与工匠钟保康“看屋样并包工匠”，一面继续争取梁家的配合，傍晚“又往梁宅”，仍然未果。经六日、七日、九日、十五日接连几次交涉，才“议定小园推广，井作公用”。廿一日梁家在清理自家地盘，即周作人日记所说“梁园掘挑瓦屑”。此日的周作人还在梁家瓦砾堆里“得瓦研一枚”，“为之狂喜，疑为铜雀台瓦也”。
事情远未解决，到二十月廿七日下午，两家矛盾大为激化。“下午梁氏因筑墙大闹，梁何氏伪伤图诈骗，往警察所请弹压，来长警三人。又请高先生来验云无伤，至晚始散去。”次日，双方都将对方告上县府，“下午乔峰往访任厚甫，汤立民，皆不值”，“又寻宁伯寅君托进状词，遇幼甫，共饮茶良久，归家已晚。抄得梁氏状。闻昨往县未验”。廿九日，三十日，周作人两次“至县署见宋知事”，三十日“晚同乔峰往访汤立民、任厚甫二君，皆往收租，不值”。此时已经闹了一月之久，且明日就是大年三十了。
没有等过完新年，双方很快再度展开较量。正月初三午后，“伯寅来，云诉状已批查。晚同乔峰往访立民不值”。双方均未肯善罢甘休，积极运作。周家一方:正月初七日“伯寅为抄梁氏状底来”;正月十二日，“法警杨绍祥来调查”，周作人“傍晚同乔峰往适庐与伯寅幼甫商量，在‘一一新’吃饭而返”;十三日“下午同乔峰往大云桥访厚甫不值，晚八时又往谈良久而返。幼先托文书丈量亩分再决。归已十时”;十六日“上午钟君来看新屋。任君遣文书张姓来丈量，共只七亩半”。
形势似对周家不利，周作人一月十八日“又托幼甫进状词”，十九日“下午往访厚甫与量诉事”。同时多方活动，再次请吃饭，还请人看戏，“晚同乔峰邀第二派出所丁君至‘一一新’小酌，又往观剧。余先归”。廿三日“同乔峰往访立民不遇”，廿七日“上午同乔峰往访汤立民，托请宋亲审”，二月一日“下午糊一篑轩窗纸并收拾花园中砖石”。处于官司纠缠中的周作人，神经紧张，“晚饮酒少醉”。二月十六日“乔峰往县署听审，模棱了案”。
但是事情远未结束，而且周家略处下风，至少一时没有获胜的希望;因为此时的周作人还在四处奔走。他赴省城杭州寻找原在省高等厅就职的南京水师学堂同学，多半是为了此事。据日记记载:二月十九日，周作人晨同和森乘轿至大路趁小轮。下午二时抵西兴。过江寓羊市街长发旅馆。二十日上午乘轿至高等厅访润州，云已升鄞县地方审判厅长。回寓后寄函予之。午餐后启行渡江，风利即达岸上，一路风雨凄紧，寒湿不堪。晚八时半到大路，乘轿归家。
讨救兵不着，周作人寻求“逆和梁地事”，希望私了，然而还是未能成功。据周作人日记:三月三日，傍晚同乔峰往访立民。八日，晚厚甫电话来招，同乔峰往访并遇云占，逆和梁地事。约探实再商，九时返。十八日，下午乔峰往访厚甫，梁事托幼甫代进状词。廿七日，下午又往县署访厚甫，晚立民来，并探梁事。
四月三日，上午伯寅由县署派来丈勘地面。十九日，幼甫来，云诉讼事已定廿二日传讯。抄梁状来。廿二日乔峰往听讼，云候再丈。同访伯寅不值。廿四日下午霁托幼甫进状词。廿五日下午往县署访知事，又访立民，不值。以轿归，同乔峰往看伯寅，已外出。廿六日下午伯寅同幼甫来谈，廿七日傍晚同乔峰往访立民又不值。
五月三日，晚伯寅幼甫来，留餐饮酒少醉。十九日往县署访厚甫，随归。
上述中，虽然周作人使出浑身解数，最后还是输了官司，书房“一篑轩”重新改建。据周作人日记:到了六月廿九日，“乔峰往县署听审，令筑旧墙，巷公用云”。到了廿八日，“县署送堂谕录本来，拟即筑墙”。原先拆掉的墙又筑回去，似恢复原样，这便是周家是输了官司的明证。周作人不能将住宅向外拓展，只好在内部“改良”;七月九日，收拾一篑轩右侧备置案书案;七月三十日，木工来改正芳子卧室，又于一篑轩背开窗西向[176]。因此，“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177]。
周梁官司胶着状态的半年里，周家内部也变故连连，给周作人带来不断的精神冲击和折磨。先是周建人夫妇所生的儿子周冲夭折，周作人1916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中说:“上午自会归，知冲病亟，急至院视之，已奄忽矣。伤哉!笑言戏弄景犹在目，怆恻之情，如何可言?下午寄北京函，以小舟招周妈来。夜半冲入殓，暂停厅房，拟与四弟、端妹同葬祖墓之侧。”
遭受丧子之痛的周建人的妻子芳子，即周作人的小姨，诱发了她们家族遗传的精神病症。1916年七月十九日，“芳子哀悔，神经错乱。鲍张二医来看，予安眠药”。1916年七月廿一日，“下午……在会少坐，电话来云，芳子病亟。急归，已几绝。鲍张二医来救，午少复，能应，饮麦芽粉汤。下午芳子渐有知觉。真万幸也”。但此后又多次复发，如1917年一月十六日，“芳子又以细故旧病复发”。毫无办法的周家，只好暂时将其送回日本娘家，在一月廿七日“三时芳子启行归宁。乔峰送至上海”。在此期间，受到丧子和妻子发病双重打击的周建人，曾在1916年九月一日北上散心;而周作人作为绍兴老家的当家人，还要继续料理家事与梁家的官司。1916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得伯寅函，并从县署领回屋契单等四种”; 1916年十月十六日，“桂花明堂改加半墙，侧置短门，又在外庭墙上装长石长凳一条”;十一月三十日，“糊退堂直楞窗，又嵌一篑轩西窗玻璃”。这次改筑原因，据《一蒉轩笔记序》中“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一语，可知拆墙是为了朝南借光。但是最终不能成功，周作人也就“未曾读书其中”了。
周作人经过一系列的打击，身心疲惫，开始表现出他每当消沉时的典型特征:感到无聊并沉湎赌博。1916年“八月六日，终日在家闲坐”，十一月四日，“午无聊殊甚。同母亲、方叔、乔峰博至晚”，此后1916年尾的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到1917年年初的正月、二月、三月，均在与家人、亲族赌博消遣过日，每赌早则十二时睡，晚则二时睡，可谓通宵达旦。直至启行去北京的前夜廿六日，仍照赌不误[178]，重演了当年的他逃离旧家赴南京求学之前的一幕。
这件官司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导致周作人萌发了北上谋事的念头，并再次在鲁迅身上找到摆脱困境的转机。在1916年十二月七日，“晨大哥自北京归家……晚谈至二时睡”;十二月廿二日，“夜共谈良久，至十二时始睡”;十二月廿八日，“又同大哥谈至十二时”[179]。大致可以推测，家中琐事如蚊蚋噆肤，内心煎熬的周作人，或者向兄长表达外出谋职的想法，或者鲁迅见此情形提出类似建议为周作人所采纳。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减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180]久别故乡的鲁迅，回家后很快感到纷扰难当，其间至少领教过一次弟媳患病的情形，他在十二月廿一日日记云:“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181]
总之，在这几天里，兄弟俩达成离开绍兴北上谋职的共识。随后鲁迅
在正月三日“夜雇舟向西兴”，离绍兴故家;七日，“夜抵北京正阳门”，两三天后，在十日“访蔡先生”[182];十八日“夜得蔡先生函，便往其寓”，廿五日“得蔡先生信，即答”。这便是鲁迅到北京后找蔡元培为周作人谋职的过程。二月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二月廿一日，“上午寄二弟信(十六)”[183]。信的内容当指蔡元培的“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184]，据周作人三月四日日记，他上午同弟弟乔峰等人游南镇后，“四时回家。得北京廿八函附K’又银行汇P’。……上午寄北京函、立夫函”[185]，上午寄北京信中的内容是对北大功课自忖不能胜任而表示婉拒，即鲁迅信中向蔡元培转达之语:“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因此周作人暂时放下此事，当日出游散心。但是，周作人虽然推辞担任北大的功课，未接受其聘用，但信中又向鲁迅确认仍将赴北京一行，即鲁迅信中向蔡元培所转达之语:“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186]
周作人决定北行的时间是在三月四日之前。除了三月四日上午所寄信的内容可以证明之外，三月五日日记，“上午访徐校长说北行事”。这就是说，未等得到北大应聘之事磋商的最终结果，他就作出了北行的决定。由此可知，周作人此次北行初衷，不外乎一是散心，二是去北京看看情况再说，对北大教职一事已经不抱希望了。因此，在周作人前往北京的途中，“顺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还在宁波过了一夜，次日下午才继续北上[187]，显得迂缓迁延。到了北京后，峰回路转，在蔡元培和章门弟子的努力下，有了后来的北大任教之事。“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188]，这是后话了。
梁家与周作人家里之间的邻里纠纷，无意中阻止了周作人再次随同旧士绅家庭没落的命运，成为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契机。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否则，即便周作人有外出谋职的念头，未必这么快就下定决心。
眼见就要实现的玫瑰色的“一蒉轩”书房之梦，被梁家的官司无情击碎了。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中回忆，“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与老屋别亦二十五年矣、一蒉轩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读书其中”[189]。与此一同幻灭的，还有周作人刚萌发的家道复兴之梦。1917年三月四日、五日决定到北平一行之后，周作人在三月十三日“下午录旧作为《一蒉轩杂录》”，十四日“作《一蒉轩杂录》至晚了”，这显然是纪念梦幻中的“一蒉轩”书斋了。原本它可以变为现实，然而又回到了文字营造的世界里，成为萦绕周作人心头最为长久的一个书房。
周家觉得这事不是很有面子，故不愿再提。回避失败的事情，这也是周作人的性格。但是故家没落的悲凉之气与那种无奈不甘心，在周作人的回忆中却是显而易见。其《鲁迅的故家·园的最后》中说:“新台门于民国八年如《朝华夕拾》上所说卖给了朱文公的子孙了，可是那园却早已半身不遂。也可以说被阴间小鬼锯作两片、简直不成样子了。朱家最初住在东邻。后来逐渐向外发展，收买王广思堂的北部，在咸欢河沿开门，接着也归并了百草园贴邻的孙家房屋。民国二三年顷仁房的人公议出卖园地。作价一千元，让与朱家，乃于园中央筑上一堵墙，……如今碉堡似的砖墙直逼到园中心来。这园至少也总是死掉了一半了。”[190]此即1915年四月十八日日记“里三房售后园之半与朱宅，价千元”之事。
离乡之后，周作人虽然在抗战任伪职期间到过南京，解放初到过上海，与故乡近在咫尺，但是再也不曾回过故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家官司所代表的周氏家族衰落的伤心家史。周作人对现实中故乡的回忆，一直没有过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191]。甚至说，“先知不见重于故乡，何况更是凡人呢”，“唯若是叫我去恭维那样的绍兴人，则我唯有如《望越篇》里所说，‘撒灰散顶’，自己诅咒而已”[192]。言辞之怨毒，有此之深。晚年他在狱中有诗云:“东望渐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贫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193]仍然不无怅怅。
钱理群《周作人传》虽然采用了周作人本人的虚饰之辞，但是他注意到“这次远离家乡与前两次不同，并非周作人主动请求，因此既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无所谓期待”[194]。事实上，习惯了乡居的安适的周作人，本来无意离家外出谋职，否则不会在离家出走还要改筑书斋。周作人得知北大任教一事并无着落，本来出于散心目的，心境也便显得落寞萧索。
[1]周作人:《日本管窥》，见《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5年版，第231—232页。
[2]同上。
[3]《知堂回想录》，第250—251页。
[4]《知堂回想录》，第267—268页。
[5]同上。
[6]同上书，第271页。
[7]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见《雨天的书》，第182—183页。
[8]《知堂回想录》，第250—251页。
[9]周作人:《文饭小品》，见《夜读抄》，第199页。
[10]《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92页。
[11]周作人:《小说的回忆》，见《知堂乙酉文编》，第18页。
[12]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55—56页。
[13]《文坛三户》，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52—357页。
[14]［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见胡经之、伍蠡甫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5]《新文学的二大潮流》，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224—225页。
[16]《创作家与白日梦》，见同上书，第6页。
[17]同上书，第8页。
[18]《旧书回想记·引言》，见《书房一角》，第2页。
[19]周作人:《自序一》，见《艺术与生活》，上海西风社1941年版，第4页。
[20]《创作家与白日梦》，见《西方文艺理论著选读》下卷，第7—8页。
[21]周作人:《丙戌岁幕杂诗》，见《老虎桥杂诗》，第31页。
[22]1930年12月致俞平伯信，见《周作人书信》，第95—96页。
[23]《知堂回想录》，第641页。
[24]俞芳:《谈谈周作人》，见《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25]周作人:《古槐梦遇序》，见《苦茶随笔》，第89页。
[26]《周作人自述》，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第2页。
[27]周作人:《古槐梦遇序》，见《苦茶随笔》，第89页。
[28]周作人:《九烟遗集》，见《药堂语录》，第17页。又参见(清)黄周星《将就园记》，《昭代丛书》甲集，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本。
[29]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名节一》，《上海掌故丛书》本。
[30]周作人:《古槐梦遇序》，见《苦茶随笔》，第87—88页。
[31]《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203页。
[32]《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33]《藤野先生》，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314页。
[34]《知堂回想录》，第175—177页。
[35]同上。
[36]《知堂回想录》，第237页。
[37]周作人:《鲁迅与中学知识》，见《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6页。
[38]《关于通俗文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148页。
[39]《知堂回想录》，第176页。
[40]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第225—226页。
[41]《知堂回想录》，第179页。
[42]《立春以前》，第190—192页。
[43]《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第234页。
[44]《知堂回想录》，第186页。
[45]《知堂回想录》，第223页。
[46]周作人:《日本管窥》，见《苦茶随笔》，第232页。
[47]《知堂回想录》，第176—177页。
[48]《唐宋诗醇》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448册，第206页。
[49]《李太白集分类补注》，见同上书，1066册，第723页。
[50]《老虎桥杂诗》，第13页。
[51]《知堂回想录》，第189页。
[52]《中国人之爱国》，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74—75页。
[53]《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见同上书，第107页。
[54]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189页。
[55]《一点回忆》，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868页。
[56]1964年8月28日致鲍耀明信，见《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20页。
[57]《知堂回想录》，第247—248页。
[58]周作人:《日本管窥》，见《苦茶随笔》，第231—232页。
[59]《坟·杂忆》，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34—236页。
[60]邓实:《发刊辞》，见《古学汇刊》第一集第一册卷首，国粹学报社1912年版。
[61]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62]《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
[63]《文明之基础》，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169页。
[64]《论保存古迹》，见同上书，第252页。
[65]《越中名胜杂说》，见同上书，第430—431页。
[66]《论保存古迹》，见同上书，第252页。
[67]《〈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35页。
[68]《周作人日记》上册，第530页。
[69]同上书，第318—319页。
[70]周作人:《往昔六首·范蠡》，见《老虎桥杂诗》，第20页。
[71]周作人:《绍兴少鱼》，见《书房一角》，第44页。
[72]《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42页。
[73]《征求旧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50页。
[74]《知堂回想录》，第282—283页。
[75]周作人:《鲁迅手拟〈书目两件〉》，见《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111—115页。
[76]周作人:《旧梦》，见《自己的园地》，第154页。
[77]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78]《文饭小品》，见《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版，第199页。
[79]《燕都风土丛书》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37页。
[80]《陶庵梦忆序》，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44页。
[81]《淞隐漫录》，见《书房一角》，第16页。
[82]《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42页。
[83]同上书，第421、425、438页。
[84]1914年1月23日日记，见《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85页。
[85]周作人:《十堂笔谈·风土志》，见《立春以前》，第148页。
[86]《燕都风土丛书》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37页。
[87]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见《书房一角》，第41页。
[88]周作人:《与友人论怀乡书》，见《雨天的书》，第161—163页。
[89]《鲁迅全集》第16卷，第123页。
[90]《周作人日记》中册，第596—597页。
[91]《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92]《越中“游览记”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35—436页。原题作《越中游览记录》。
[93]《周作人日记》上册，第548页。
[94]周作人:《秉烛谈》，第39页。
[95]《燕都风土丛书》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37页。
[96]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909页。
[97]周作人:《关于鲁迅》，见《瓜豆集》，宇宙风社1937年版，第212页。
[98]《拜年看游记》，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99]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876页。
[100]《周作人日记》上册，第274页。
[101]同上书，第370—373页。
[102]周作人:《文饭小品》，见《夜读抄》，第199—202页。
[103]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46页。
[104]《周作人书信》，第86页。
[105]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见《苦茶随笔》，第94页。
[106]周作人:《古南余话》，见《苦竹杂记》，第116页。
[107]周作人:《广阳杂记》，见《立春以前》，第80页。
[108]《周作人日记》上册，第78—79页。
[109]《周作人日记》上册，第125—126页。
[110]同上书，第193—196页。
[111]《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0页。
[112]《论军人之尊贵》，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164—165页。
[113]《论平粜非救贫善策》，见同上书，第170—171页。
[114]同上书，第178—179页。
[115]同上书，第191—192页。
[116]《论国民宜具法律指示》，见同上书，第188页。
[117]《儿童问题之初解》，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46—248页。
[118]《妇学商兑》，见同上书，第378—380页。
[119]《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08，412页。
[120]《家庭教育一论》，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54页。
[121]周作人:《女子与读书》，见《苦口甘口》，第31—33页。
[122]《知堂回想录》，第653页。
[123]同上书，第656页。
[124]《知堂回想录》，第286—287页。
[125]1915年7月30日、8月7日、12月21日日记，见《周作人日记》上册，第571、573、592页。
[126]《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90页。
[127]周作人:《夜读抄》，第1页。
[128]《鲁迅的故家》，第40页。
[129]《古文小品咀华》，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影印清人抄本(乙种本)，第65页。
[130]同上书，第95页。
[131]《先母行述》，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47页。1943年4月作。
[132]《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见《知堂乙酉文编》，第91页。
[133]《一蒉轩笔记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55—756页。
[134]周作人:《九烟遗集》，见《药堂语录》，第17页。
[135]周作人:《古槐梦遇序》，见《苦茶随笔》，第87—88页。
[136]《知堂回想录》，第141页。
[137]《老虎桥杂诗》，第42页。
[138]《知堂乙酉文编》，第90页。
[139](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40]《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1983年1月。
[141]周作人:《夜读抄》，第1页。
[142]《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2页。
[143]同上书，第4页。
[144]《周作人日记》上册，第288页。
[145]《雨天的书》，第60—61页。
[146]《周作人日记》上册，第156页。
[147](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二，龙威秘书本。
[148]顾农:《读〈周作人日记〉札丛》，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1期。
[149]周作人:《立春以前》，第178—179页。
[150]《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18页。
[15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5页。
[15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8页。
[15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九，明万历十八年金陵胡承龙刻本。
[154]1961年12月28日致鲍耀明信，见《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27页。
[155]《老虎桥杂诗》，第16页。
[156]《知堂乙酉文编》，第95页。
[157]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5页。
[158]同上书，第21页。
[159]《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页。
[160]《知堂回想录》，第267页。
[161]《周作人日记》上册，第305页。
[162]同上书，第206页。
[163]《高南阜左手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35页。
[164]《知堂回想录》，第171页。
[165]1915年3月18日日记，见《周作人日记》上册，第549页。
[166]同上书，第589页。
[167]1915年7月27日日记，见同上书，第571页。
[168]1915年11月11日日记，见同上书，第586页。
[169]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70]《呐喊·风波》，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494页。
[171]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64—69页。
[172]《周作人日记》上册，第112、114页。
[173]《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174]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68—69页。
[175]同上。
[176]以上1915年12月至1916年12月日记，见《周作人日记》上册，第589—646页。
[177]《一蒉轩笔记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55—756页。
[178]周作人日记:“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博。”十二月二日，“下午博，夜一时睡。”正月廿五日、廿七日、廿八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三日，三月八日、九日、廿一日，廿四、廿六日等记赌博事。
[179]《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51—652页。
[180]《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
[181]《鲁迅全集》第15卷，第252页。周作人所记更详:“晚芳子病易，夜中请高先生来治，仍无效。四时稍靖。各散归，至晨仍尔。”见《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44页。
[182]《鲁迅全集》第15卷，第271—272页。
[183]同上书，第276页。
[184]鲁迅三月八日致蔡元培信，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5—356页。
[185]《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57页。
[186]鲁迅三月八日致蔡元培信，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5—356页。
[187]《知堂回想录》，第298页。
[188]同上书，第299页。
[189]《一蒉轩笔记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55—756页。1943年4月作。
[190]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137—138页。
[191]《陶庵梦忆序》，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46页。
[192]《知堂回想录》，第290—291页。
[193]周作人:《渡江》，见《老虎桥杂诗》，第14页。
[194]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