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篇
智慧低碳：中国新型城镇化梦
潘家华 王汉青
一 中国30年来的城镇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和规模大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亿，城镇化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年均增长率比同期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快2.7倍；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
（二）成就与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城镇化走过了西方国家百余年的历程。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见表1）。
表1 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成就巨大，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短缺且浪费严重、交通拥堵愈演愈烈、噪音充斥、空气质量差、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突出、能源安全压力巨大、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难以控制等一系列影响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城市在发展中忽略了其环境承载能力，生态平衡在不知不觉中被打破。全国有67%的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座严重缺水，许多城市的水质都遭到了污染，对城市的生命造成了伤害。118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单一、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此外，以下主要问题使中国城镇化的传统发展路径难以为继。
一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1996—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357万亩；2010—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953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515万亩。2000—2011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规模；农村人口减少了1.33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3045万亩。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
三是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这些都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四是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盲目扩张、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
五是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一些城市崇洋媚外、简单复制欧美景观，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地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
六是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七是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益严峻。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的背景下，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庞大生产能力与有限市场空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的挑战巨大；发达国家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居高不下，人口庞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迅速膨胀，全球资源供需矛盾和碳排放权争夺更加尖锐，我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的国际压力前所未有，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八是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紧迫。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导致农业根基不稳、城乡区域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势在必行。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城镇化转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国家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了条件。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完善、节能环保等新技术的突破应用，以及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为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地在城镇化方面的改革探索，为创新体制机制积累了经验。因此，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
二 中国新型城镇化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既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也显现出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通过人口向城镇地域的集聚，实现人们对自身发展空间的新追求，通过城镇化打造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达到生产更先进、生活更舒适的目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不仅是居住地和就业方式的转换，更应是生活方式的转换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城市二元分割的结构，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机制，建设包容性城镇，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党组织、工会和社团组织，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管理，提高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工的比例。通过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里人能平等享有受教育、培训、养老、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增加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实现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坚持以居民利益为重，一切以居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为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和检验标准与评判依据。
（2）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同步、城乡统筹的城镇化。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城市为乡村提供先进的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以及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乡村为城市提供工业原料、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核心不仅在于让城市居民享受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同时也需要推动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乡村延伸。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做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协调共生。
（3）新型城镇化是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的城镇化。一方面，城市的基本特征是高集聚，高集聚带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从而大幅度提升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城市是一个具有聚合异质性人口的容器，异质性人口的融合产生聚合作用，不断地形成人类的创造力，并将其持久传承。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推动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要素，全面提升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率。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由外延式城镇化向内涵式城镇化转型，由传统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城镇化转型；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划，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实行严格的节约土地政策，改变粗放的用地方式，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4）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域。人口向城市地域的高度集中，必然增加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制约着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应对全球能源消费的严峻态势与低碳排放的要求，新型城镇化必须摒弃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路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在促进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向城市地域集中的同时，实现由高能耗的城镇化向低能耗的城镇化转型。
（5）新型城镇化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城镇化。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6）新型城镇化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推进有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两种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中国城镇化的基础和市场化进程，我国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对城镇建设、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城乡人口流动和迁移等进行引导和调控，城镇化持续推进的机制单一、动力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日趋成熟。新型城镇化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7）新型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城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二者具有融合共生的关系。现代工业经济属于城市经济，只有城市地域才具备支撑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才能够形成高效率的社会分工体系。服务业具有比工业更强的城市地域指向性，大规模、高水平、高效率的服务业只可能集中在城市地域尤其是大中城市地域。新型城镇化要求以城市作为承载现代产业的主体空间，以产业发展推动城市人口集聚，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融为一体，协调和处理好与城市的空间关系，产城一体、有机融合。
（8）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协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乡村人口居住地的转换、就业方式的转换和生活方式的转换，需要资源与要素、产业与产业结构、制度与政策、生态与环境、社会与管理、区域与空间等多方面与之相协调。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化的推进要与资源承载能力、要素空间配置、产业发展与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制度变革与政策设计、社会关系与社会管理以及区域空间相协调。
（9）新型城镇化是多元推动的城镇化。农业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机器大工业对欧美城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工业仍然是城镇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必然要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为城镇化提供初始动力，而且其推动力贯穿于城镇化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要求由单一推动向多元推动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形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结合的多元动力机制。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主要差别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新型城镇化与过去30多年的传统城镇化无论是在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还是生态文明方面都是有所区别的（见表2）。
表2 新旧城镇化的差异
（1）人口进城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中国以往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进城但不落户的城市化，导致亦城亦农、非城非农的第三种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型城镇化是人口与户籍相匹配的城市化，目的是让上亿进城农村人口真正在城市中安居下来。201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5.3%，差值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7.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提高到6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到45%，两者的差值要减少到15%左右。虽然这个差值仍然很大，但是已经表明了要扭转旧城市化的继续发展趋势。
人口进城与户籍一致的实质，是农民工与城里人一样具有并享受教育、培训、养老、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往的城市化是城市内部二元分化、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没有包容性的城市化，而新型城市化是消除城市二元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包容性的城镇化。
（2）人口进城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往的城市化是工业导向的，城市发展热衷于建设各种工业园区，无法满足大量农民进城的就业需求；新型城市化是服务经济导向的，通过服务经济解决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需求，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53%的平均水平，这种状况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加以改变。
在以往的城市化中农民工进城不离地，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开展，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摆脱低效率的传统巢穴。新型的城镇化，要促进农村人口真正向城市转移，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在农业人口实质性减少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中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3）人口进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以往的城市化，不管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不管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城市化均是大手大脚地消耗土地资源，城市建设用地的速度和规模远远大于城市常住人口的速度和规模。2000—2011年的十多年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远高于城市常住人口50.5%的增长速度；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1.33亿人，但是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却增加了3045亩。以上海为例，2013年常住人口为2400万，建设用地已经逼近2900平方公里，相对人口透支了500平方公里。针对这种状况，新型城镇化提出人均建设用地严格控制为100平方米，要实现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相匹配的土地集约型城市化。
以往的城市化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导向的城市化，靠沿海大城市吸纳从农村到城市远距离穿行的人口。新型的城镇化是不同规模城市集群发展、协调共生的城市化，要通过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以及相关功能向周围中小城市的转移和扩散，提高城市集群形式的人口吸引力。
以往的城市化是空间蔓延、功能分离、交通拥堵、通勤时间长的城市化，例如住在北京燕郊的外来人口要花上六、七个小时到城里去上班或打工。新型城镇化是空间紧凑、功能混合、交通合理、通勤时间减少的城市化，要实现工作、居住、商业与生态空间、交通站点的综合开发。
（4）人口进城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关系。适宜人居住的城市需要有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可出行性、可旅游性和可游憩性。可游憩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人文建设，它决定了城市的精神吸引力和文化软实力。以往的城市化是千城一面、忽视中国文化的城市化，旧城改造常常是毁坏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制造各种没有传承的假古董、假文化搞旅游；而新城建设则无视中国的文化传承，复制欧美的城市模式与建筑模式。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要有中国文化、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化，强调文化是中国城市历史传承、彰显特色的精神基因，要加强包括自然遗产保护、文化基础设施、体育休闲设施在内的人文城市建设，特别是在旧城改造中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在新城建设中要将传统文化因素融入现代化。
（5）人口进城与政治建设的关系。以往的城市化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大规模出售土地搞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是金融创新的城市化，要求中央与地方间的转移支付与进城人口的情况相匹配，培养新的地方税种和允许地方发行城市建设债券，运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即PPP模式来建设城市。
以往的城市化是规划冲突、部门分割的城市化，中国当前的许多城市病，源头上很大程度与体制上和规划上的互相“打架”有关。新型城镇化是规划整合、合作治理的城市化，强调城市发展要加强包括规划、建设、运行全过程的政府间合作，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整合各种专项规划，推动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由住建部门主持的城市规划、由国土部门主持的土地规划，实现三规合一，甚至是包括交通规划、环境规划的多规合一。
（三）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新型城镇化2020年的主要目标。
（1）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3）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4）城市生活和谐宜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5）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
表3 中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续表
三 中国新型城镇化之梦——低碳与智慧
人类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从未停止过，100多年前的1898年，霍华德在《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了建设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的构想。30多年后的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制定的《城市规划大纲》（即《雅典宪章》），提出了以人为本并通过功能分区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目的。1976年，《人居环境宣言》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应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又进一步表达了人类对城市这一生存空间“宜人化”的追求。1996年，《21世纪城市规划师宣言》提出城市发展要与自然生态保护相协调，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追求新型城镇化之梦——智慧与低碳。
（一）智慧城镇化
智慧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大趋势。智慧城镇是一个集成的平台，一个集中了先进技术、管理和应用的平台。城镇的高度信息化和数字化，极大地调整、优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整个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各种社会资源可以通过智能化的网络方便共享，加强了城镇对内对外的信息处理、过程控制、系统集成，提高了城镇各种系统的感知能力、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使城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高，进而形成一个迅捷灵敏、和谐有序、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镇，节约自然资源和能源，提高效率。城镇智慧发展与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紧密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智慧化管理。
智慧城镇里的智慧交通将最大程度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效能，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公众提供高效、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出行服务。例如可以为公众出行提供实时、准确的引导信息，通过移动通信提供最佳路线信息和一次性支付各种交通费用等。
公众可以通过智慧的医疗获得及时的、优质的卫生保健服务，获得连续的健康信息、全程的健康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卫生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智慧的医疗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系统化的健康管理；卫生管理也可以通过智慧的医疗开展和加强疾病管理、卫生管理、应急管理、健康教育，化解疾病风险等。
城镇居民可以通过智慧的建筑拥有完美舒适性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可以根据气候变化对室内环境进行自动调节，实现了能源合理利用与人体舒适度的和谐统一。通过智慧的建筑，人们可以对建筑物的总体情况、污染物的排放、热效应等相关指标进行整体监控，确保建筑物时刻处于健康的状态，极大地降低了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带给业主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智慧的能源为城镇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撑，智慧的环境全面有效地监控了城镇水环境、声环境和空气环境等。
智慧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是城际与城乡及人、自然之间的和谐程度。和谐的城镇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交易成本达到最小状态。城市居民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而这时城镇又能够给居民以安全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城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智慧城市对人类的主要贡献也是人类追求智慧城镇化的主要原因。具体内容包括：
1.人与自然和谐
和谐的城镇不再是站在自然环境对立面的一个人工环境，它已经成为自然整体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它不再是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费者”，而是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城镇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不仅以理性和智慧最大可能地减少消费资源和能源，而且成为自然资源和能源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和谐的城镇化将人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开发强度要与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相适应。自然景观丰富，生物具有多样性，实现了生态空间、水与大气环境及声环境等的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2.人与社会和谐
各城镇之间、每个城镇中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居民生活和谐。城镇发展对不同种族、性别、年龄、职业以及收入状况的居民，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居民具有包容性，为城镇中的所有居民创造了公正、健康的城镇社会生活。关怀全体城镇居民的利益，重视普通居民的住宅建设和利益保障，城镇中社会和经济生活有困难的人能够及时地得到帮助。营造有益于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环境，城镇中任何个别的社会小集团的利益，都没有妨碍城镇全体居民的公共利益，广大公众能够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公共教育、文化建设放在城镇化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为提升居民素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居民素质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3.历史与未来的和谐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文化遗产和传统生活方式得以保持，促进技术在城镇发展中的运用并使之为大众服务，努力追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历史建筑、城市更新等方面与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把科学技术进步与保护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遗产和谐起来，城镇成为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和谐载体。
（二）低碳城镇化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中，一次比一次地肯定当前气候正在变暖的科学事实，而且原因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对策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走低碳发展路径。这就需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同时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到21世纪末，实现控制气温升高不超过2℃目标，全球要达到二氧化碳的近零排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碳排放脱钩。所以，建设低碳城市也是顺应世界潮流、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战略选择。
低碳城镇是全面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城镇。低碳的城镇化对城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以及居民生存发展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调整、制度完善、观念引导等措施，加大了“降低碳排放”的力度，城镇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城镇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代价降到了最低程度，资源与生态环境对城镇化进程的限制降到了最低限度。低碳的城镇化充分考虑了城镇所在地域的地理位置、基础状况和资源禀赋等因素，本着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搞好城镇的总体规划，在城镇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妥善处理了资源与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动态关系，把单位城镇化水平的能耗、水耗、建设用地消耗、污染物排放量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同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一样纳入消减目标，有明确的消减比例和控制标准。低碳的城镇化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相互改善。
低碳城镇化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按照低碳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产业优化、技术创新、管理升级等措施，全面推行低碳能源技术、低碳发展模式、低碳生活方式，推进低碳园区、低碳社区、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企业、低碳学校、低碳家庭等的建设，提高城镇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城镇能源结构，积极促进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低碳转型。
1.绿色城镇化是低碳城镇化的重要特征
绿色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的城镇化，是环境友好的城镇化，是舒适宜居的城镇化。绿色的城镇是可持续的、高生活品质的。绿色城镇空间的社会密度非常高，人口密度、经济密度、资源消耗的密度也非常高，是高密度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这样的复合体。绿色的城镇化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了城镇化全过程，在园林、绿化、生态、山水、品质、舒适度上有统筹考虑和安排，城镇发展与绿色发展紧密结合，城镇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其自身的资源供应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相协调，具有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人的发展文明性、城镇发展健康性。城镇融入了大自然，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色的城镇化使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通过构建物质循环的畅通渠道对物质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并且通过物质循环与再生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例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施、电线电缆、通信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塑料、橡胶等“城市矿产”得到有效开发和回收利用。绿色城镇具有生物多样性及活动的多样性，自然环境优美、安全健康，舒适宜居。
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利用模式，在城镇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着力推进城镇废渣、废水、废气的再利用，促进城镇循环经济发展。企业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全面推行绿色技术、绿色工艺和绿色生产。生态园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消费成为城镇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居民生态文明程度大幅提高，居民践行绿色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按照绿色生活的基本要求，做到了节能节约、健康生活。
2.集约城镇化是低碳城镇化的实现形式
集约城镇化包括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和从城市建设到城市运转全过程的集约利用能源、矿藏、水等各种自然资源。
集约型发展一方面使城市建设更紧凑，使居住、交通、城市管理等各方面的运行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都得到提高，城市再也不是像“摊大饼”式的快速发展，而是按照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了长远规划，城镇空间形态紧凑多样，地方特色明显。例如居民区是按照地铁沿线和交通站点进行密集布局，对交通、建筑、土地的利用进行了统筹规划，居民出行以步行和非机动车系统为主，加上公共交通为主体的综合交通体系，人们出行将十分安全、便利、快捷。另一方面产业的集约型发展得到加强，产业单位用地面积的产出价值得到提高。城镇创造出了更多的人气和活力，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
（1）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集约利用土地。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不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最优集约度或最佳集约度，使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土地集约利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提高土地投入，包括提高城市土地上的土地投资额、土地之上建筑物或设施在施工中和落成后所应用的技术，以及在城市生产中的各行业人口数；二是优化城市土地结构和布局，各种用地比例适当、不同用途适度混合、布局紧凑合理的城市土地利用更为集约，使得城市内部各有机体紧密相连，进而增强城市的整体功能，发挥更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三是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四是充分挖掘城市土地资源经济供给潜力，使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比和土地利用率最佳，使得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
（2）将城市能源集约利用问题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中，以“节能减排”战略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节能减排技术不断进步，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能源利用结构、能源利用模式、能源利用质量得当改善和提升，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和其他污染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造成的影响得到控制，城市生态环境优美宜人。
（3）城市用水实现循环利用。通过节水和水的循环再利用，使水的再生利用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通过绿色屋顶、可渗透路面、雨水花园、植物草沟及自然排水系统等策略，通过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机制和雨水收储设施，达到对暴雨径流和污染的控制，从而使开发区域的地表径流量分布和自然水文循环状态尽量接近于开发前的状态。具体要求包括：城镇建成区至少有50%的面积为可渗水面积；建筑、小区、街道直至整个城镇都有雨水收集储存系统；它们之间连接为反传统的“不连通状态”；所有河渠不实行“三面光”，以沟通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通道等，实现人工系统与自然生态互惠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