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及无产阶级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风云激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错综复杂时期，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对立加剧，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矛头直指沙皇统治。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经历了两种“社会战争”：一是所有民主力量反对沙皇统治；二是工人和贫农争取社会主义。从政治思潮的派别看，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从社会思潮的派别看，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9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剥削日益残酷，尼古拉二世登基后又强化了专制统治，俄国各地工人不断举行罢工，而这几年俄国许多农村则处于严重饥荒之中。在这种背景下，1898年由彼得堡大学发起的学潮得到了全俄各城市大学生的广泛支援。沙皇政府为了制止事态蔓延，决定把肇事的大学生押往军营当兵，此举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01年彼得堡大学生在涅瓦大街举行大规模游行，有一万五千名同情者加入一支两三千人的学生队伍。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晚有八十位俄国文学界著名人士在致政府的抗议书上签名，其中包括高尔基、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马明-西比利亚克等。几天以后，社会各界又发出一封抗议书，参加签名的作家和学者达九百零五人之多，其中一些著名人士被当局逐出首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和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1900年沙俄占领我国东北。1904年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驻我国旅顺口和朝鲜仁川港的俄国舰船，从此日俄正式宣战。在这场历时半年多、战线达千里的战争中，俄国节节失利，1905年因惨败而被迫签订和约。战争结局暴露了沙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战争后果十分严重，经济恶化，物价高涨，人民不满。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危机。1905年1月初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很快便发展为全城总罢工。俄历1月29日（星期日）十四万工人前往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但遭到镇压，死千余人，伤数千人。这就是震惊俄国内外的“流血星期日”。这一惨案激怒了俄国人民，掀起了全国大罢工，直接导致1905年至1907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1905年10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后迅速转为有十万人参加的全俄总政治罢工。两天后罢工又转为武装起义，约八千名赤卫队队员遭到镇压。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虽未成功，但严重地打击了沙皇的统治，成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次总演习。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对革命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迫害，被杀害者数以千计，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者两万人，被囚禁的达数十万之众。这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针对沙俄当局的白色恐怖，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了《我不能沉默》一文，柯罗连科发表了《每日之事》的文章，以表示愤慨和抗议。安德列耶夫、谢尔盖耶夫-倩斯基、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做了描写和反映。

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他和该社的其他成员一起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重要著作，把它们秘密运往俄国发行。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筹建，为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奠基工作。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系列名著，如《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4）、《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等，被列宁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俄国革命风暴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的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这是俄国民族解放运动进入第三时期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标志。而列宁领导的《火星报》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俄国及世界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它推向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5）、《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从此，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心转移到了俄国。

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产生了一批使俄罗斯人民引以为骄傲并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当中有作家和诗人高尔基、蒲宁、勃洛克、勃留索夫、阿赫马托娃等，还有画家列宾、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现。这一时期俄国文坛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极和斑斓的图景，形成了三种不同文学思潮和流派并存的全新局面：

一是由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在发展。它的代表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等在创作的某些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如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不仅表现了对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的全面而激烈的批判，也在表现方法上运用了不同于果戈理的独特嘲讽，加强了作者的独白和评论；契诃夫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尤其是在剧作《海鸥》（1899）和《樱桃园》（1904）中，不仅展示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和新生活的热烈期待，也在手法上吸纳了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诗学的某些成分；柯罗连科不仅提出了未来岁月定会产生一种“新艺术”的思想，即“文学的新流派”将来自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综合”，而且在小说《盲音乐家》（1889）、《嬉闹的河》（1892）、《瞬间》（1900）和《火光》（1901）中，预示了俄国一场社会风暴即将来临，突出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向往正义光明的主题。而刚刚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蒲宁、库普林、魏列萨耶夫、安德列耶夫等人，在继承前人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探索和革新，更加关注人物个性的下意识过程，作者的叙述和评价更加积极，对人和世界的感受与思考几乎渗透于全部创作；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得到极大扩展；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创作流派的表现手法，注意加以吸收和改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世纪之交的俄国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虽不再“一统天下”，但它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接受中占着主要地位。

二是现代主义诸流派先后在俄国文坛迅速崛起。在那时的俄国文学中，一方面“颓废主义”和“现代主义”往往作为同一思潮和流派相提并论，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另一方面“颓废主义”一词又作为俄国“新诗”初始时期一种与象征主义相对立的文学现象。这涉及颓废派和象征派之间的内部争论。俄国象征派诗人吉皮乌斯说过：“欧洲的‘颓废派’运动没有影响过我。其实，不是颓废派吸引了我，而是个人主义吸引了我。”^[1]显然，长时间以来把“颓废主义”等同于那个十分庞杂的象征主义或现代主义，并不符合事实。现在一般认为，“颓废主义”是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的一个短暂而特定的文学阶段。实际上颓废主义文学中因对生活失去信心而产生悲观的那种“世纪末”情绪，在俄国老一代象征主义者明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的诗歌中，在安德列耶夫的某些小说中，特别是在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新自然主义”小说中，都有某种程度的表现。

这个时期俄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上由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文学流派组成。此外，还有一些诗人和作家如列米佐夫、扎伊采夫、茨维塔耶娃等，在组织上与这些流派并无联系，但在精神上却密切相连。现代主义的形成和确立，无疑是对俄国现实主义创作和现实主义美学的一种反拨和挑战。这明显地表现在明斯基的《一个古老的争论》（1884）和《在良心的光照下》（1890）、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与诸新流派》（1893）和沃伦斯基的《俄国批评家》（1896）等论著中。它们既表现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美学和伦理立场，也明确反对以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艺观点，反对文学传统。它们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新艺术”的三个主要因素：“神秘的内容，象征和扩大艺术的感染力”，并力图从唯心主义立场改变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和美学的传统。对俄国现代主义的这种理论纲领和艺术宣言，俄国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批评的命运》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著作中，沃罗夫斯基在《论现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性》等著作中，卢那察尔斯基在《社会心理和神秘》等著作中，都做了针锋相对的批评。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和柯罗连科等现实主义作家，在受到现代主义者的攻击之前或之后，也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尽管现代主义的艺术宣言、理论纲领及文学创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偏颇，但很多现代派诗人和作家都富于艺术才华，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也由于他们主张艺术非意识形态化，使得他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进行开拓和创新，能够更多地去关注人的精神和直觉方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三是以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为代表的、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表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学，第一次登上了俄国文学的历史舞台，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方向和新道路。就其创作原则和方法而言，它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和理想。这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

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同文学流派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未来主义创作同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文论的关系等。然而，文学批评及理论的产生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的实践，还受着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哲学思潮、美学思潮的多方影响。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和文论同文学创作一样，呈现出一种多元而复杂的新格局，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派，这就是以普列汉诺夫、列宁、沃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米哈伊诺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文学批评；以沃伦斯基、艾亨瓦尔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以布斯拉耶夫、贝平、维谢洛夫斯基、波捷勃尼亚为代表的俄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其中俄国学院派由于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和观念来研究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史，它们内部又可分为神话学派、文化史学派、比较历史学派和心理学派。

1905年至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一股迷惘、失望的情绪弥漫了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从文学到哲学，从艺术到宗教，都在重新探索和反思，都在寻找出路和答案。特别是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十分兴盛。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罗扎诺夫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在积极地探索“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命运的同时，力图创建一个俄国的“宗教复兴时代”，并以神学和宗教的原则，爱和善的原则，自由的原则和存在哲学的原则，对世界和俄罗斯及其文化进行改造。

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股思潮的集大成者。按列宁的观点，该书“扼要地草拟了一整套哲学、宗教、政治、政论等问题的百科全书，对整个解放运动，对俄国民主派的历史都做了评价”。^[2]他们“已经同民主派的最基本的思想和最起码的民主倾向实行了决裂”。这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想情绪，也影响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例如在卢那察尔斯基的某些文章中，在高尔基的小说《忏悔》中，在波格丹诺夫主持的卡普里党校中，都不同程度地宣传过“造神说”和“寻神说”的思想。安德列耶夫、谢尔盖耶夫-倩斯基等作家，也同样受到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历史风暴中，无产阶级文学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兴文学。首先是一些直接参加社会解放运动的诗人、作家写出了许多礼赞、讴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革命的文学作品，同时俄国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学现象，对革命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相辅相成，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迅速发展，使它在短短十多年里成了当时俄国乃至世界文学上最新颖夺目的现象之一。

最早登上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历史舞台的，是一批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和早年投身革命活动的职业革命家。像诸多革命时代的新文学一样，无产阶级文学也是以诗歌开端。

俄国无产阶级诗人、革命家和学者列·拉金（1860—1900），是“莫斯科工人协会”的主要成员，1896年他在莫斯科建立了三个地下印刷厂，当地的革命书刊、传单、诗歌等均由它们印刷发行。后来他和“莫斯科工人协会”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和流放。1896年11月莫斯科铁路工人大罢工前夜，他创作了具有世界声誉的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这首歌被认为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行曲，也是列宁最喜爱的革命歌曲之一。此外，他还创作了《朋友们，更勇敢地向前!》、《我又一次听到亲爱的“松明”》等歌曲。

诗人亚历山大·鲍格丹诺夫（1874—1939）出生于律师家庭，1893年参加革命活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6年开始发表诗歌，是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之一。他早期的地下诗歌被收入诗集《斗争之歌》（1902，日内瓦），著名的有：《无产者之歌》、《五一》、《第一只燕子》等。这些诗篇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心。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反映1905年革命的短篇小说，如《没有死亡》（1908）和《费道尔·舒鲁普》（1909）等。

格列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872—1950）是俄国革命家，列宁的战友，也是诗人和学者。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领导俄国电气化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是俄国革命年代的著名地下诗人，曾以波兰革命歌曲为蓝本，从战斗的无产者的团结精神出发，创作了《华沙工人歌》（1896）、《红旗》（1896）、《浩瀚无边的世界全是泪水》（1896）和《暴君们，发狂吧!》（1897）等歌曲。这些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是他在监牢里或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创作的。同时，他还写了一些感情细腻的十四行诗，其中不少描写领袖列宁的形象，如《汛期的伏尔加——母亲河多美》等。

诗人阿尔卡杰·科茨（1872—1943）生于敖德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毕业于矿冶专科学校。1897年至1902年在巴黎矿冶大学学习。1902年在伦敦出版的党的地下刊物《生活》上发表了《迫害》、《无产者之歌》等革命诗歌，并把《国际歌》译成俄文发表。他的诗歌公开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推翻沙皇专制统治。1902年他返回俄国后，翻译了法国拉法格等人的一些政论文章和剧本。1907年彼得堡我们的声音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无产者之歌》。这本诗集只因展露了革命的激情和战斗的锋芒，被沙皇政府没收并烧毁。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文学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星》、《真理报》等，不仅发表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依等的作品，也发表工人出身、初学写作的作家诸如萨莫贝特尼克（1884—1943）、加斯捷夫（1882—1941）、别尔德尼科夫（1889—1940）等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曾被收入高尔基1914年编辑出版并作序的《无产阶级作家文集》（该书续集于1917年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为无产阶级斗争培育了一批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这对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哥萨克军官家庭。1883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期间曾参加反对沙皇专制的学生小组，研读《资本论》等进步书刊，并结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1887年初乌里扬诺夫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果，被处以绞刑。事后，绥拉菲莫维奇起草宣言揭露沙皇政府，阐述这次事件的意义，为此被当局逮捕，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州的梅津镇。在三年的流放中，他结识了职业革命家莫依森科，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1890年他从流放地返回家乡，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等城市的报社任职，并同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他1889年开始写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1903年加入著名文学团体“星期三”文学社，在高尔基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成为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撰稿人。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他不仅直接参加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同反动军警搏斗，而且发表了一系列表现群众公开抗议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品，如短篇小说《炸弹》、《火光》和《葬礼进行曲》（均为1906）等。

绥拉菲莫维奇的这些短篇，以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为背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展现了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的迅速觉醒，礼赞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大无畏精神和献身精神，是高尔基小说《母亲》问世之前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重大成果。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在昔日荒僻的大草原，由于铺设了铁路而发展起了一座新的“草原上的城市”。这部小说形象地展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小说的主要人物，如大资本家柯罗耶达夫、工程师和铁路站长波伦诺夫等，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力量。充斥这个城市中的蛮横、暴力和欺诈，反映了世纪之交俄国生活的转变；城市统治者的软硬兼施，并不能阻止工人的斗争。一些革命者和工人积极分子虽然被流放，但新的一代工人在成长，他们秘密结社，组织罢工，甚至出生于统治者和压迫者家庭的年轻大学生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小说以柯罗耶达夫面对工人运动新高潮的惊呼“我要垮台啦!”来结尾，以此表明，资本主义迟早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是早期俄国无产阶级诗歌的代表者。他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沃罗夫，出生于贫苦农家。他1900年从军医学校毕业后从事军医，1904年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1908年毕业，1912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开始写诗。他的早期诗歌创作（1909—1910）同民粹派刊物《俄国财富》关系密切，如《心有余悸》、《激奋的斗士已不存在》等诗歌均发表在该刊上，表现了诗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对人民新觉醒的希望。从1911年开始，他与布尔什维克的《星火》接近，并第一次用“别德内依”这个笔名发表诗作。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从创刊号起（1912年5月5日）就发表他的作品。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作品。此外，他还经常在高尔基主持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教育》文学栏目上发表作品。主要诗作有：反映群众革命要求、揭露统治阶级残酷镇压的《连拿事件》（1912），嘲讽统治者和叛徒的《树皮鞋与皮靴》（1912）和《杜鹃》（1912）等。他的诗歌体裁广泛，包括寓言、快板、歌曲和鼓动性诗歌等。他把自己的创作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工作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诗歌通俗易懂，深受群众的欢迎。191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寓言诗》出版，曾引起列宁的注意。

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两者不仅相辅相成，而且同步而行。

作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他首先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1885年，他在为诗集《工人之歌》而写的序言《对工人读者说几句话》中指出：每个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的诗和自己的歌，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殊内容。因为每个社会阶级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特殊地位，都有自己对周围事物和秩序的特殊观点。现在，“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赋予诗歌以最崇高的内容，乃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劳动和理性思想的真正代表者”。^[3]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刚刚兴起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热情肯定，也是他第一次论述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1905年普列汉诺夫在参观威尼斯第六届国际艺术展览会后，感到那个时候的欧洲文艺，即使是它的那些优秀作品已不可能真实地表现历史的新阶段——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斗争。在他看来，从展览会上白鲁克的《两个青铜少女——工厂女工像》、梅尼叶的《下班回来的矿工》等作品中，“听不到一点点的抗议声音”，只是“表现怜悯，引起怜悯”，“没有也不可能比超越同情和怜悯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更前进一步”，至于希望它们的主人公“自觉地抗议，那是很困难的”。于是普列汉诺夫从中引出结论说：“我们同时代的艺术片面到了多么难以想像的程度，它对工人阶级的意向漠视到了什么程度……上层阶级代表中的优秀分子没有能够彻底地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只能向不幸者和被压迫者说‘晚安’。谢谢你们，善良的人们!不过你们的钟慢了：黑夜已将过去，真正的白昼已经到来了。”^[4]这无异于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新时代也将随之到来。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所期望的那样：“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5]

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纪元”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便成为它的“新的但丁”。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有过许多通信联系，也曾多次会面。普列汉诺夫还为高尔基的小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剧本《太阳的孩子》和《仇敌》，中篇小说《忏悔》和长篇小说《母亲》等撰写评论文章。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有很高评价，认为他是“我们的具有高度才华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他“具有极其巨大的才能”，是“无产阶级战士形象的第一个创造者”和“革命无产者心理的表现者”。1906年高尔基的剧本《仇敌》发表后，受到了资产阶级文人大肆攻击：“高尔基完了”，“高尔基的才华枯竭了”，他的新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等等。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普列汉诺夫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发表评论文章《工人运动的心理》（1907），支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迎接资产阶级文人的挑战。他指出：“高尔基写得很好的流浪汉，可能使资产阶级艺术的爱好者发生兴趣，而高尔基写得很好的自觉工人，就可能在他们当中引起许多极不愉快的想法。”^[6]又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者”。“事实总归是事实。最有学问的社会学家能够在艺术家高尔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在高尔基那里“有完整的发现”^[7]；“所有的无产者是以何等的语言在谈论高尔基!这里的一切都好得很，没有任何杜撰的东西，一切都是‘真实的’”。^[8]总之，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高尔基这部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所表明的，绝不是他创作的衰落，而是他正处在新的写作高潮之中。

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提倡“造神论”和“寻神说”的小说《忏悔》（1908），则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认为它的主题思想错误，艺术性很差，是杜撰出来的，高尔基“走上了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巨人在过去滑下去的那个斜坡”，并期待着高尔基离开那个“危险的斜坡”。然而，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的另一部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母亲》（1906）却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小说描写了“乌托邦主义”，染上了“浪漫主义的乐观主义”及“革命的炼丹术”，并指责高尔基“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普列汉诺夫是站在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小说主人公巴威尔和他母亲由自发斗争走向自觉斗争的可能性，从而否定列宁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重要原则。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应是俄国的资产阶级。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在俄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分水岭。尽管普列汉诺夫对《母亲》的批评并不正确，但总的来说，在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方兴未艾时期，他对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从19世纪80年代崛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俄国进入社会主义后，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然而，它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

1913年，俄国第一本工人诗歌集《我们的歌》在莫斯科出版。1914年和1917年，高尔基主编并作序的《无产阶级作家文集》先后在彼得堡出版，收入了1905年至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作家的诗歌和散文。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件盛事，也是对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高尔基在1914年的序中作出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作家“劳动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和意义重要的现象”，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向创造自己的文学走出的第一步”；并深信“未来一代的俄国工人和我们星球上的整个无产阶级世界”，无疑将从中“吸取伟大的力量来为新的世界文化进行斗争”。^[9]但同时指出了他们在写作技巧上存在的缺点，希望注意克服。

十月革命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作家，如高尔基、别德内依、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科夫等仍笔耕不止，创作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传世之作。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又有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他们先后来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锻冶场”和“拉普”等无产阶级文学团体。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于十月革命以前，原名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其目的是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一种纯粹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具有庸俗社会学性质的思想，来自它的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1873—1928）。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1917年10月16日至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后，它发展很快，成员多达四十万，基层组织遍及全俄各地，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团体。十月革命前后无产阶级诗歌最早的开拓者加斯捷夫、格拉西莫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卡津等，都是该团体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工人和劳动阶层。到20年代初，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由于在文化遗产上采取虚无主义立场，要求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而实行“文化自治”等，受到了列宁和俄共中央的严厉批评，认为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社会主义文化应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明确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1920年，俄共中央还就此作出著名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专门决定，即“俄共中央的信”。在这个决议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开始走向衰落，1932年正式解散。

从20年代初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诗人队伍开始分化。1920年2月，它的一部分诗人为了摆脱该协会的理论家对其创作活动的控制，要求在创作方法上享有充分自由，于是便从协会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名为“锻冶场”的文学小组，其成员为格拉西莫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基里洛夫、奥布拉多维奇、波利塔耶夫、罗多夫和萨尼科夫等诗人。他们虽力图克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消极影响，可是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1920年5月他们创办机关刊物《锻冶场》（1920—1927），后又创办《工人杂志》（1924—1925）等。这些刊物几乎联合了那时所有的无产阶级作家。1921年8月“锻冶场”发起成立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瓦普”），并于同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有来自二十五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作家出席。到20年代中期，由于有革拉特科夫、李亚什科、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等无产阶级小说家加入“锻冶场”，并创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因而使它生辉不少。

像一切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样，诗歌总是它的号角。十月革命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是从诗歌开端。十月革命前的无产阶级诗歌，工人群众的痛苦、哀愁和沉重的劳动是它代表性的主题，而十月革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之后，这些主题已被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幸福欢愉的劳动一扫而空。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锻冶场”诗人的创作中，车间、熔铁炉、机床、钢铁、混凝土等，已成为描写的主要内容。用他们当中一位诗人的话来说，“我们是钢铁和混凝土的抒情诗人”。这些无产阶级诗篇虽然充满豪情壮志，美好理想，但不免公式化、抽象化，缺乏个性的语言和内容。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又没有受过专门培养，艺术上难免粗糙，但他们毕竟在诗歌领域中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此外，这些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同那个杜撰的“无产阶级文化”观念有关。例如，在符·基里洛夫（1890—1943）的宣言诗《我们》（1917）中，那种以集体代替个人、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的思想观点，就有充分的表现：

我们是一支无数的、威严的劳动大军。

我们征服了广阔的大陆和海洋。

我们以人造太阳把都市照亮，

我们高傲的心中燃着起义的火光。

我们迷恋于反叛的、狂热的激情，

“我们是美的刽子手!”让他们叫喊吧，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烧毁拉斐尔，

拆除博物馆，踩烂艺术之花……

在“锻冶场”的文学创作中，最有成就和最负盛名的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革拉特科夫的作品《水泥》（又译《士敏土》，1925）和李亚什科的《熔铁炉》（1922—1925）。它们的名称虽与那时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相似，但都选择了典型情节，表现了战士从前线返回和平建设岗位所经历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描绘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生动情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革拉特科夫（1883—1958）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02年从矿山学校毕业，后来从事教育工作，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流放，于1910年获释。十月革命后他参加红军并任地方报纸编辑，1923年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场”。卫国战争期间他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1945年至1948年任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他的处女作《走向光明》发表于1900年，此后写有短篇小说《下工后》和《狱门口》（1902）等，其主人公都是沦落底层的人。《失去继承权的贵族》（1911）和《三个人在一间土房》（1912）等，都以流放罪犯的生活为内容。革拉特科夫最著名的小说《水泥》中的故事发生在1921年，这是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和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转变时期。男主人公格列勃·楚马罗夫从前线复员回家，就任水泥厂党支部书记，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带领全厂员工，克服内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松散状态，打退哥萨克匪徒的骚扰，使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走向新生。小说还通过楚马罗夫与参加革命工作后已经成长和觉醒的妻子达莎之间的矛盾，以表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转变和更新，要比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更为长期，也更为困难。这部长篇小说既反映了工人阶级热情劳动，奋发图强，为恢复生产所经历的艰苦过程和广阔的生活画面，又提示了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所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因而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高尔基称它是“一本很有意义，很好的书”；“现代生活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第一次被牢牢地抓住了”。30年代初，该书被译介到中国后，鲁迅赞美它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10]。这部小说也存在缺点，主要表现在语言上过多使用方言土语，写得不够朴实；把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过于软弱，用高尔基的话来说，这是作者的一种偏见。继《水泥》之后，革拉特科夫创作了以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动力》（1928—1938）。卫国战争期间写了《宣誓》（1944）。战后的主要创作是自传性系列小说《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荒乱的年代》（1954）和未完成的《动荡的青年时代》（1958）。这是苏联文学中继高尔基的三部曲之后又一著名的自传体作品，其中前两部分别获1950年和1951年斯大林奖金。

苏联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无产阶级作家队伍再次出现整合。1922年12月12日，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十月”宣告成立，其成员有来自“锻冶场”的罗多夫、马拉什金等，有来自“青年近卫军”派的维肖雷、别济缅斯基、多罗宁等。“十月”的成立，标志着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拉普”时期的开端。“拉普”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是20年代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成员多达万人，遍布全俄，先后创办《在岗位上》（1923—1925）和《在文学岗位上》（1926—1932）等十种杂志。集结在这两个杂志周围的作家和批评家常被称为“岗位派”和“文学岗位派”，它们是“拉普”的核心。1923年在“十月”团体的建议下，召开了第一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莫普”），由富尔曼诺夫任书记；1925年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瓦普”）成立不久，便改名为“拉普”；1930年又改名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沃阿普”），直到1932年由联共（布）中央宣布解散；其存在时间前后达十年之久，组织名称几度更迭，但文学观点和理论纲领则基本未变。

“拉普”的文学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23年至1925年为第一个时期，以《在岗位上》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人物有罗多夫、列列维奇、瓦尔金和阿维尔巴赫等。他们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无产阶级重新面临建设本阶级文学的头等任务，要从心理和意识上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去改造世界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认为资产阶级已开始从思想上进攻，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颓废艺术。他们的愿望是好的，在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方面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对非无产阶级作家即“同路人”作家采取严厉排斥、打击的宗派主义态度，否定古典文化遗产，忽视文学的特点，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因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了不良作用。1925年5月俄共中央为此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对苏联文学的形势作了客观和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这是继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决议之后，关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又一个历史性文献。它曾于1950年被中国《人民日报》加按语全文刊登。决议一方面指出：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无产阶级作家必须反对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一方面认为，必须反对妄自尊大，摆共产党员架子，企图垄断文学事业；对“同路人”作家要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对各种文学流派主张“自由竞赛”等。决议公布后，受到文艺界热烈拥护，但受到“拉普”某些负责人的干扰。“拉普”活动第二个时期是从1926年至1932年。决议公布后，原领导成员除阿维尔巴赫以外，均被开除出理事会。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领导表示按党的决议办事，并把《在岗位上》杂志改名为《在文学岗位上》。然而，他们并没有纠正以往的错误，仍我行我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组织上继续排斥异己，打击“同路人”作家，把他们说成是“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提出“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敌人”的极端口号，甚至谩骂高尔基是“昔日鹰之首，今日蛇之王”；在文学理论上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把文学的方法同其他领域的方法混为一谈，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提倡“无产阶级诗歌杰米扬化”，反对诗歌创作多样化，等等。“拉普”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成为苏联文学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拉普”存在的这十年，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十年。

然而，“拉普”领导人和某些批评家在文学问题上所犯的“‘左’派幼稚病”错误，并没有妨碍它的某些成员诸如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创作出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