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求首先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并对学科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进行科学的界定。
研究对象或曰研究内容，乃是构成一个学科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也是构成学科体系的基础。任何一个学科文献的研究对象都是该学科的文献本身，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认为，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包括现代文学创作和与创作相关的文献；其次是由对现代文学原始文献进行整理、研究而衍生的二级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原始文献。包括创作文献和与创作相关的文献：
（一）创作文献。主要的是指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学作品集。只收一个作家作品的文集称别集；汇选众家作品的选集或全集（指一个或多个朝代的一种文学体裁或多种文学体裁的选本或全编）称总集。这是古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编辑出版方式，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手稿或抄本。从文学内部的体裁划分来说，古代文学流传下来的有诗、词、曲、文章、辞、赋和文艺批评（包括文论、诗话、词话、曲话、赋话等）。现代文学文献在体裁分类上采用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分类体系，将创作分为诗、散文、小说、戏剧（主要指话剧）、文学理论批评。比古代文学单纯些，而在编辑出版类型上却要稍复杂些。具体有：
（1）报刊。由于现代印刷出版条件的进步，使现代文学文献在编辑出版类型上变得丰富复杂。
古代文学文献的原始形态是手稿和抄稿。因为古代刻书不易，因而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大都只有一次出版机会，有的还是在辞世之后，才由亲友弟子筹资编辑刻印。而现代文学文献，稿成不久，即可将手稿或誊清稿（本人或请他人誊清）寄送报刊发表。这种报刊的载录形式，是古代所没有的文献形式。它利用了现代印刷条件的便捷，使作家的新作及时面世，迅速进入读者的消费市场。而且因为一期报纸副刊或杂志上要同时刊登多篇作品，这就使每一篇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各作品间相互成为其他作品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时光流逝，多少年后，这些报刊仍能唤起人们对当时文化氛围的鲜活记忆和生动感受，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因而这种文献形式，与其他形式并存、互补，并不会因为有了后来结集成书的别集和总集而被取代。
（2）单行本。单行本是作家阶段性创作成果的结集，一般是分文体结集的。如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分别是1918—1922、1924—1925年小说的结集；《故事新编》是他1922—1935年十三年间所写的八个短篇历史小说的结集；《野草》是散文诗的结集；《朝花夕拾》是他十篇回忆性散文的结集；他的17种杂文集，是他一生中所作杂文的分阶段按年份（三种集外集除外）的结集。这种单行本的编辑出版方式，也是与现代先进的印刷出版条件相联系而为古代所无的形式。
（3）作家个人选集、文集、全集。选集分为作家阶段性创作成果的选本和一生全部创作的选本。选集既可以是包括作家创作的全部文学体裁作品的集本，也可以是只选其中一种体裁的作品，如诗选、小说选、散文选、话剧选等选本。选集的形式，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和购买，也是书商和作者的一种出版策略，与经济利益相关。与古代相比，这也是著述出版活动进一步商品化的表现。文集一般是作家在世时将已有的全部作品编辑成书的一种形式，或辞世后由后人将已收集到的全部作品编辑出版，因恐搜罗未备而称“文集”，不称全集。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应是一位作家全部译作著述的总汇，而实际上因种种原因（或因搜集不全，或因某些文献暂时不宜公开），任何全集都难称其“全”，如《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等莫不如此。但与其他编辑出版类型相比，对一位作家的作品来说，全集毕竟是收罗最多的。
其实，作家个人的作品集，无论是单行本、选集，还是文集、全集，都可以归入古代文学文献所称之“别集”。这说明，印刷出版事业的现代化，使现代作家出版个人作品集的机会大大增多，因而其编辑出版形式也变得丰富多样。也就是说，现代印刷出版条件大大丰富了文学别集的编辑出版样式。
（4）现代文学总集。其编辑形式和规模大小均不相同。从规模来说，有为一般读者编选的中小型选本，有为保存史料或供研究者使用而编印的大型选本。从编辑方法来说，有收入各种文体的综合型选本，亦有只收一种文学体裁的选本。如赵家璧主编大型选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共10集，是兼收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各种文体的创作和理论建设、文学论争文献的综合性总集，内部又按文体分集编选。早期编辑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编辑，1920年崇文版）、《新诗集》（新诗社编，1920年新诗社出版部）是只收新诗一种体裁的小型总集，《新诗年选》（北社编，1922年亚东版）是按年编选的新诗总集，《湖畔》（漠华等，1922年湖畔诗社版）是一个时段内和某个诗歌社团流派诗歌的结集，《雪朝》（文学研究会编，1922年商务版）收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几乎全部早期的新诗作品，也是一个社团流派诗歌的总集。可见同样是收一种文学体裁作品的小型总集，其编辑思路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5）新文学丛书。丛书、类书，都是古代文献学术语。丛书亦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即编印多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有综合性和专门性的区别。丛书中收录的单独著作，其实是可以归入上述之别集或总集中的，但因丛书的编辑大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而且一个总名之下统御众多的著作，这些单独著作间必定有或密或疏的联系，因而将丛书从整体上加以观察研究也必然会有不同于单本阅读的感受和认识，所以丛书也是新文学文献的一种形式。同样因为印刷出版条件的先进、便捷，现代文学作品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书籍较古代大为增加。各文学社团、流派，几乎都不止一次地出版过自己的丛书，鲁迅为了扶植青年作家也曾策划出版过“未名丛书”、“奴隶丛书”等多种丛书。有些出版公司为了本公司图书的畅销，也往往策划出一套套丛书，如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就出版过赵家璧组织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现代散文丛书”。有些以“大系”命名的也大都是丛书，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它也是一种文学总集）等。这些丛书的策划和设计，本身就具备较高的文学和学术眼光，就能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一种较好的创作思路和研究思路。
类书是从群书中辑录各门类或一门类的资料，按一定的方法、体例，或按类，或分韵、分字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在现代文学编辑出版中已极为少见。但还是有语录、语萃或“现代作家论××”一类的与古代类书相似的图书出版，可以帮助读者看到一位或众多的现代作家对某一个或某些问题的意见。
（二）与创作相关的文献具体有：（1）作家的生平史料。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一贯讲究“知人论世”，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的身世，一代作家生活创作的时代背景，就无法透彻地读懂他们的作品，也无法评价一个或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他们的意义、价值和地位。因而，现代作家的生平史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献，必须纳入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作家的生平文献，首先是他们自己所写的日记、书信、自传、自述、手定年表年谱等，都是第一手资料；他人所作的年表、年谱、传记，以及当事人有关作家的回忆录、访谈录等也都是依据原始资料或自己的亲身经历编纂撰写记录的，因而也属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
（2）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料。文学社团流派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间，由于对西方不同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的选择，也由于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形成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使现代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因而，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有关资料，也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文献，既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也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三十卷中，包括了现代文学主要社团流派的资料，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鸳鸯蝴蝶派等。关于社团流派的资料，包括（以《文学研究会资料》为例）：成立宣言、章程及重要启事，组织机构及会员，文学主张，社团主要成员参与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问题讨论及主要观点，刊物目录，丛书目录，有关社团的评价、研究、回忆各类资料目录索引，文学史著中有关社团的评介章节编目等。
（3）文学运动、论争及理论建设史料。包括历次运动的背景、起因、发生发展过程、运动中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中的理论建设等资料。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有论争集和理论建设集，编选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运动、论争和理论建设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曾出版过《“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论争史料，编选了论争中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还附录了论争资料编目。《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也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除选录了有关的重要文章外，还编辑了资料目录索引和文学大事记。
（4）现代文学报刊史料。报刊是现代文学作品发表的阵地、现代作家的摇篮，它所刊登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原始文献的一种载录方式，这在此前第一项中已列述。但报刊这一文学作品的载体，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它本身的相关情况如报刊诞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办刊人的社会身份、阶级立场、思想主张、文学观念以及由此决定的办刊方针，报刊的经历及编辑人员的变更，它的作者群、读者群，它与其他报刊的关系，它与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关系，它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是研究者了解新文学的生态环境及其传播情况的重要史料，因而也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关注的对象。
（5）现代文学出版史料。出版是现代文学作品生成的重要环节。出版公司、书店及出版社并非单纯的被动的印书销书单位，为了生存发展，它不能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为此，它不但要对来稿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就影响和制约着新文学作品的生产），而且还会根据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读者的需求，由编辑策划组织稿件。因而出版单位与作家间是一种互制互动的关系，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和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伴随着印刷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历史。我们要写好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要写好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出版史应被视为文学史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出版史料，应包括那些对现代文学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出版社的产生背景，创办情况，发展过程，经营理念，出版方针，社方的规章制度，重要出版活动，与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的关系，与其他出版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以及创办人、经办人、主要编辑的相关情况，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编辑出版家的经历和业绩等等，都是与现代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史料，应该受到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者的重视。
在这方面，早在1954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张静庐编著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9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李白坚《中国出版文化概观》（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北京出版社从80年代开始推出《编辑杂谈（第一辑）》，1982年、1984年又续出了第二、三集。上海书店在1987—1993年出版了宋元放、赵家璧主编《出版史料》（第1—30期）。关于著名出版社的研究，刘纳曾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南宁1999年10月）。关于编辑史料和编辑家的著述有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景唐《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编辑忆旧》（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张静如1984年又在上海书店出版了《在出版界二十年》。徐登明撰写出版了《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还出版了《叶圣陶出版文集》等，都是这一领域开辟草莱的工作，但这些工作显然还是比较分散的宽泛的，缺少针对性。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应该组织力量从现代文学研究角度，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进行现代文学出版史料的抢救工作。
由整理、研究原始文献而派生的文献，包括：
（一）整理现代文学原典文献所产生的文献资料。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不少专门从事文献整理工作的学者，他们运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并参以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识，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版本鉴定、编目、索引、注释等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文献整理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献，如经过鉴定而确认的作家唯一或多个版本的著作，经过考证和辨伪确认的作家集外佚文，经过校勘所得的作家作品的准确无误的文本等，都属于现代文学的原典文献。而在整理中编制的目录（特别是解题目录）、索引、校勘记、注释文字等，则应属于原典文献整理过程中的衍生文献，是依附于原典文献而存在的次级文献。
（二）研究原典文献而派生的文献。整理是为了利用，对现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正是利用文献的一种方式。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无疑也是一种文献类型，是一种由研究原典文献而派生的次级文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整理出版现代文学作品，即原典文献供广大读者阅读学习。而对作品的研究，便是为了正确阐发其思想艺术价值，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它。因此，对整个学科来说，整理出版原典文献只是工作的一个方面；研究原典文献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一工作需要长期进行下去，这方面的成果便会不断地产生、积累。其中的一些经典性研究成果，将同原典文献一起长期流传下去而成为一种历史文献。所以一个学科的文献学，只研究原典文献而放弃整理研究原典文献的再生文献，是片面的。本书将由整理和研究原典文献而派生的次级文献作为现代文学文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入文献学讨论的范围，是充分考虑到现代文学学科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抉择。因为如果缺少了对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则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便会是残缺的不健全的，而且也和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不相吻合。
现代文学研究文献也存在多种类型，如各种形式的论文、专著、现代文学史著，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报纸杂志、辞书手册等。文献学应该对这些文献类型的性质、特点、文献价值等，作出正确的总结、概括和说明。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就会出现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再研究，即所谓“研究之研究”。这种研究之研究的文献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现代文学研究述评（又分述评文章和专书）、现代文学研究史（即学术史）、现代文学研究概论。虽然这几种文献间是相通的，但在角度和侧重点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在各类型之下还可以细分。如现代文学研究史中除了综论关于现代文学的论文、专著、文学史著、文献整理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史外，还可以分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只论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只论某一社团流派、作家、某一部重要文学典籍、某种文学体裁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学术史。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史，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这些研究之研究的文献类型既然已经出现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就应及时予以总结，以充分发挥其文献价值。
（三）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相关的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收藏单位、研究机构、有突出贡献的研究家的资料。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等单位，不仅有图书方面的收藏，还有作家遗物等文物方面的收藏。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各省分会，鲁迅研究学会，郭沫若、茅盾等重要作家的研究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和各高校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它们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主要研究活动，以及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的学术活动、成就等资料，也都是研究和学习现代文学史的人不可不了解的知识，因而也应进入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视野。
二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重要概念辨析
对学科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影响到对该学科性质、内容及规律的总体把握，是学科建设规范化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伯纳德·巴伯说：“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要求尤为突出，因为“社会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强度现在大概要比对物理科学的影响强度更大，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较弱”[1]。建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确立并规范其研究范式、研究理念，都要求首先对文献、文献学、现代文学文献、现代文学文献学等一系列概念、范畴作出科学的界定。
文献是历史的记录，但是，文献不等于历史真实。文献作为历史的记录，与历史“真实”隔着两层：史家在历史记录中的主体意识参与影响到对历史“真实”的“完全”反映；语言本身的符号性质及其在历史记录中的模糊性影响了后人对历史“真实”的“完全”接受。因此，文献不可能完全揭示历史“真实”，它只是人们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基本渠道。文献又是人类基本的文化信息交流方式之一，在人类创造的诸多信息传播媒介中（如书籍、报刊、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唯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在人类数千年的文化传播活动中，文献载体形式、记录手段、外在形制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其内涵也随之不断发生着历史新变。从文献学学术史来看，由于研究者对文献本质及其定义的理解迄难统一，这直接影响了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模式。这些也要求我们对文献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一般来说，文献所指的是以图书、报刊等文字类资料为主的传播媒介。从本质上说，文献不仅仅是一种“物”的存在，更是一种基于文化传播与文本阐释功能的文本符号系统，它同时具有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双重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文献承担着基本的文化记录、存贮和传播功能。文献诞生的基本前提是文字的产生，文字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社会“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2]。文献记录活动与文献交流活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新纪元，它们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又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基础文化结构。文献概念的内涵随着文献生产技术与传播机制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历史性的特点。
我们在前面提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从事删定“六经”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实践活动时，就提出了“文献”这一概念。“文献”由“文”和“献”两个词构成，马端临释“文”为叙事之文，“献”为论事之言。也就是说“文”指文章和典籍，“献”指通晓和掌管文章典籍的贤人。“献”字的这一古义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3]。实际上，“文献”一词对“献”字的使用仍偏重其人所掌管的文章典籍这一层含义。“文”、“献”二字合用作一个词表示文字类的典籍资料亦古已有之，如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早取“文献”二字作为书名[4]，明代敕编的《永乐大典》，始名曾作《文献大成》，其中“文献”所称亦限定在图书文字资料的范围之内。可见文献一词，至少自元代以来，已经比较固定地用来指称文字类图书资料了。
文献的这一含义，是文献载体与记录手段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从文献生产技术来看，这一含义的产生和稳定过程与古代文献主要以文字为记录符号，以及主要以图书为文献形制的状况是一致的。中国已经发现的比较系统的早期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因此，中国文献形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当然，在文字产生之初，由于文献生产技术的原始性，文献的生产规模比较小，生产速度相当缓慢，传播的范围比较狭窄，所以了解历史掌故的贤人在文明承传中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自人类发明并制造了纸，尤其当活字印刷术广泛应用于文献生产以后，文献传播的范围日益扩大，传播的效率越来越高，从而使贤人的口耳相授在整个文献传播链条中的地位急遽下降。文献一词的含义也就逐渐突显了“文”的意义，并最终固定为以“文献”一词专指以文字记录知识信息的图书资料。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等文字资料的大量出版和发行，文献的外延随之更为阔大和丰富，文献的文化传播功能也日益突显出来。
从文献记录载体的发展来看，它大致经过了龟甲、兽骨、青铜、玉石、简牍、缣帛、纸张、磁带、胶片、磁盘、光盘等阶段。相应地，文献记录手段经历了刻画、缮写、印刷、磁化、光感等阶段，文献记录符号经过了图形、文字、代码、声频、视频等阶段。由于文献记录的符号、手段、载体不同，文献形制也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可以说，文献的记录符号、记录手段、记录载体、形制是构成文献本体的基本要素。无论文献的记录载体、记录符号、记录方式及其形制怎样变化，在以文字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这一点上却是所有文献的共有因素。虽然在文字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初，人类也曾经以图画作为信息记录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而且古代和现代文献中也不乏图文并茂的文献存在，但是就总体而言，以文字记录、存贮和传播知识信息乃是文献的共同特征。因而，张玉勤、赵玉钟先生在他们的《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将文献定义为“载于各种载体的历史性的有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在科学研究中，作为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的定义或界说，其任务是准确周严地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是把某一概念包括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定义的最基本规则是定义概念和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相等，即“相称”的规则。张玉勤、赵玉钟在为文献这一概念定义时，注意排除以往人们误植入文献概念之内的非文献因素。他们不同意现代辞书释“文献”为“具有文献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将“文物”包括在“文献”的范围之中的说法。因为文物作为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代遗物，其特点是“物”；而文献的特点则是“文”。从研究对象上看，文物研究的是遗物的形体价值；文献研究的是图书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价值。从反映现实、说明历史的方式看，文物通过实物形体说明，文献通过语言文字说明。文物研究属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单纯的不载有文字的历史遗物不属于文献学研究的范围。而且，文物和文献有交叉、重合的情况，例如图书作为文献的物质载体，它本身也是文物；有些载有文字的历史遗物如钟鼎，本身既有文物价值，也有文献价值。但是，在“文物”这一大的“属概念”下，图书作为文物被研究的是其物质层面的内容，主要不是具有文献价值的语言文字内容；钟鼎作为文物被研究的也主要是“物”的方面，其属于文物方面的内容，也不应该包括在文献的范围之内。因而文献的本质属性是“文”而不是“物”。此外，对汉宋诸儒释“文献”中的“献”为“贤人”的说法也提出异议，认为文献范围中除了“文”还包括“人”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汉宋诸儒释“献”为“贤”，无非是为了表明“贤人”在文献保存和传播中的特殊地位。但即使如此，从具体史料上看，他们所说的“贤”，也是指贤人之言论。在这里，贤人只不过是言论即“文”的载体。正如不能把历史上各种文献的载体龟甲、兽骨、青铜、竹片、木版、玉石、缣帛、纸张视为文献本身一样，也不能将作为文献载体的“贤人”视为文献。因此，文献中也不包括“人”。在为文献概念定义时，张赵二位先生批驳了上述两种异说，排除了文献概念中“物”和“人”的因素，强调了文献的“语言文字资料”特征。
在文献概念的界定中，还需要辨析“文献”与“史料”的异同。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史料”的外延要比“文献”的外延宽广。梁启超把“史料”分为两大类，他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他所说的“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即非文字类史料，按性质又可划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他所说的“在文字记录者”，即文字类史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献。可见，史料包含着文字类的典籍资料和非文字类的实物资料，文献只是史料中的文字类典籍资料。也就是说，文献与史料之间在主体上是重合的，文献包含在史料之中。但目前学术界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已很少有人注意梁启超对二者的辨析与区分，往往将二者混用，有时称史料、史料学，有时称文献、文献学，以为这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或是一种事物，两种称谓，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文献学概念是和文献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将文献定义为“载于各种载体的历史性的有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那么，文献学便是专门研究整理、编纂、利用这些文字资料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科学。这里应该注意强调，文献学是关于文献整理、编纂、利用的科学，它并不担负对文献所载语言文字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阐发的任务。比如中国历史文献学，它是研究如何将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加以整理编纂，并指出各种具体文献的价值，提供目录、索引等检索的方便，以供历史学家研究和一般阅读利用。当然，历史学中也包括历史文献学，但是，历史文献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中国历代文献学家在长期的文献工作中积累和总结了一套文献整理的理论方法，其内容包括版本、目录、校勘、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查阅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这些知识对文献加以整理，便“可以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古奥的字句通俗化，含混的内容明朗化”[5]。
古代目录学家一向讲究通过编目和撰写目录提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学人“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洞”，以便“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可见文献工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性工作，它本身便是一种学术研究。它虽然不以对文献内容的研究阐释为任务，但文献的整理、考辨等工作需要文献工作者具有丰厚的学养，特别是在编目中撰写目录提要时，文献学工作者更需要对学术史进行精深的研究，才能辨明文献的学术源流及其文献价值。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者，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学者或学术大师。
综合性文献学研究包括文史哲等各科文献的整理利用；专科文献学研究的是某一具体学科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专科类文学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它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利用为研究对象，所以可以依照文献学的定义法则对它加以界定：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编纂、利用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科学。
我们在对它界定的同时，还需要确定现代文学文献的内涵。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仅仅32年，如果对它的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至今也不足百年，但积累起来的有关它的语言文字资料的数量之大是惊人的，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丰富复杂的文献系统。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它进行类分，分清文献的级次，分清文献的类型。既要明确单个文献的文献价值，又要梳理文献体系中各类文献间的相互关系。
为了理清各级各类文献的内部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有序的文献系统以便于检索利用，又需要明确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含义。一是关于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利用等既是整理方法，也是文献成果名称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二是对文献进行分级分类用以标示文献级次和类型名称的一系概念。如文献级次，可以分为原始文献和因整理研究原始文献而产生的“研究文献”（二级文献）；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三级文献）。在原始文献中，现代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现代文学论争等体现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主张的文献，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文献。现代文学的各级次各类型的文献正是围绕着它而形成有机有序的文献系统。此外，与作品产生相关的原始参考文献如作家生平文献（包括作家日记、书信、年表、年谱、传记、回忆录等），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文献，现代文学报刊文献，现代文学作品出版文献。这里需要强调说明一点即本书认为在现代文学原始文献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只能是文学创作，这是作为专科的文学文献所必须明确的认识。本书承认作家的日记、书信、自定年表年谱、自传、自述以及作家创作以外的著述、翻译等是原始文献，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文学作品，而只是产生文学作品和帮助后人理解研究这些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材料，因此，应将两者进行严格的区分。因为被称为文学经典的只能是文学作品本身，而非其他。
在文献类分中出现的文献类型名称，也是需要界定的概念，如对原始文献中核心文献的类分，除了可以文学体裁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类外，还可以按其编辑出版类型划分为别集、总集、丛书、类书等类型。这些古典文学的编辑出版类型在现代文学文献中依然存在。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就将新文学作品集划分为总集和别集。但是这些类型在新文学文献中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别集中，就有了单行本、选集（自选或他选）、文集、全集等丰富的亚类型。总集除原有的“全”和“选”等名称之外，又往往使用舶来的“大系”之名，而且在编辑出版的体例上出现了将总集编为既是总集又是丛书的形式，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原是一种作品选式的总集，但编辑出版者却按体裁分册编选、分册出版、分册定价出售，使之成为一种各书之间既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的丛书。这种类分是以编辑出版体例为依据进行的。在二级文献即研究文献中，则有论文、专著、文学史著等不同的类型，是依据不同的写作体例划分的。凡此都需要先给以科学的界说后才能使用。
文献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献指一切文字类资料，狭义文献则应包含有经典性的含义，即狭义文献应专指那些在经典化过程中，经过历史的淘洗而被留存下来的具有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字类资料。近代以来，文献生产和传播速度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文献数量猛增，质量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文献含义中的经典性意指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现代文学文献学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献学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建构要在融汇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文献学工作发生较早，孔子删定“六经”可以视为文献学之萌蘖。西汉刘向、刘歆父子首创“校雠”之名，在对先秦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校勘、版本、目录三位一体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格局。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校雠理论和方法。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突破了此前文献学主要局限于方法论研究的樊篱，将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典文献学理论。直到今天，以校勘、版本、目录三位一体构成的文献学研究格局仍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主流，其理论成果可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宝贵的借鉴。现代意义上的“文献学”学科的提出则是近百年的事情。“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6]梁启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正式提出了“文献学”概念，他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7]。具有开创意义。但他把文献学视为附属于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尚未跳出传统史料学的研究范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现代文献学学科意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中国文献学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编纂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该书《例言》对文献学作了这样的解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8]本书着眼于古籍的整理编纂和印刻流布，大体上是一部中国古代文献的生产和流布史，还没有对古典文献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理论总结。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较早地注意到了文献的交流与传播研究是构成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文献的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因素。
新时期，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成果较多。80年代初出版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对古典文献学的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理论概括和归纳，“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9]。但是，文献学这一学科理念基本上尚囿于古典范畴，且多为综合研究，其现代意识和分科建构还没有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在文献学学科建设上古典与现代、综合与分科各自独立的研究格局是在其后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同的。代表性成果如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10]，吴著是第一次站在中文学科的角度上完成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通论性理论著作，它的出现使综合性文献学学科内部实现了分化。80年代后期出版的张君炎的《中国文学文献学》[11]和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2]，分别从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进行了学科文献学的系统的理论建构，标志着文史类学科文献学的正式建立，把文献学的学科分化进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古典文献学专著[13]，它们虽然各在不同角度上深化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但是总体上未跳出以版本、目录、校勘为主体的“校雠学”研究格局，大都仍属于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畴。是一种静止的、微观的、实证的古典文献学研究范式。古典文献学着重从文献的外在形式上把握文献本质，认为文献是静态的、封闭的、自足的，所以它注重研究文献的版本异同、文字校勘、形制变迁，对于文献内容的整理也往往偏重于文字、音韵、句读的校释和说明，故从总体上说，古典文献学可以概括为文献的实证研究。但这种实证的研究却是文献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中国文献学的现代化，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献学是随着西方现代图书情报科学的传入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在建设之初就表现为学习西方文献学理论方法，注重技术性的操作和实际应用研究。它的学科建立过程基本上是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分立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所以“现代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在对“文献学”的理解上已经大相径庭。从词源学上看，汉语中的“文献学”一词，在西文中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对译词。目前所能见到的可以译为“文献学”的英文单词主要有Documentation，Bibliography和Philology三个[14]，虽然目前多以Documentation对译，但是，这一定义基本上仍局限于图书情报学的视界之内。从总体上看，这三个单词都很难包容中国文献学尤其是现代文史类学科文献学的全部内涵。不过，西方文献学学术史与中国文献学学术史的发展规律大致相同，即初始阶段多为综合性文献学研究，之后由综合发展到学科分化。
中国现代文献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在我国，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探讨，始于20世纪60年代”[15]。文献学家袁翰青1964年发表的《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一文，首次提出中国“现代文献工作”的概念。虽然这里所说的“现代文献工作”实际上就是现代文献学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把这一工作称之为中国现代文献学，他在文中说，有人把Documentation译成“文献学”，但“文献学诚然是我国固有的用词，讨论的内容却着重于考证典籍源流，和现代文献工作的含义是不同的”。他主张使用“文献工作”一词，“一是以此区别于中国的古典文献学，二是认为现代文献工作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6]。袁翰青对“文献工作”所下的定义是：“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只有经过科学地组织起来，检索工作才有基础。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这‘体’和‘用’的两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17]他对现代文献学性质、任务、特点的概括已经十分清楚。如果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注重的是文献的考证，以“藏”为目的，现代文献学关注的则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以“用”为归宿，这是现代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对于建构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来说，两者都从各自的维度上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 人文文献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
文献既是一种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又是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完整的文献学内涵应由物质载体考证、知识信息使用和传播媒介研究共同构成。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研究多注重前两者，对于后者的揭示相对不足。麦克卢汉首创“媒介”一词，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在其传播学名著《理解媒介》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18]他把媒介视为人的延伸[19]，认为文明史就是媒介演进和传播的历史。麦克卢汉把过去对传播媒介的物化理解人文化，具有开创意义。相对于传统媒介传播来说，现代媒介传播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类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文献是人类基本的传播媒介之一，现代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其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都与古典文献存在着根本差异。杨义以京派、海派文化传播相比较，从现代文学文献传播发生角度指出了现代文学生产的传播学特点，他说上海的报刊“比北京要早发行差不多半个世纪，很多人都是在报刊上卖文为生”。海派作家的写作方式可概括为“卖文为生的写作方式”；北京的文人多为大学教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其写作方式可概括为“大学教授的有比较固定收入的写作方式”[20]。京派、海派作家创作方式虽然不同，但是与古代文人相比，他们的创作活动都与现代报刊发生直接的联系，从而使得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研究现代文学文献生产与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应成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作家的文献生产意识和传播观念，也影响着现代文学文献本体存在的状态及规律。因此，在传播学视野中把握现代文献本质，构建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对于现代文献学以及现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确立了一种重视和强调文献传播的人文主义文献观，它突出了文献的人文内涵，认为文献的本质不是静止的、孤立的“物”，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单元，而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播媒介。现代文学文献是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具有丰富的文化传播功能，其本质是在传播与阐释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由此，现代文学文献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它是基于文化传播与文本阐释功能的文本符号系统。
建立在人文文献观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学文献本质观，要求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这一文献学理论体系，既包含了古典文献学对文献进行实证的考察，包含了现代图书情报科学对文献进行的检索性的实用研究，又包含了现代人文文献学对文献进行的动态的文化研究，凸显文献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人文内涵，挖掘文献在文化传播中的人文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才将由阐释、研究现代文学原典文献而派生的二、三级文献，视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与只研究原典文献的文献学是极不相同的。
自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学科建立以来，由于在文献本质理解上存在差异，理论界对于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各种不同的模式。从总体上看，已有的文献学理论体系模式，大都没有从文献本体存在以及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文献的本质以及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做出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建构，而是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出版发行学、传播学、信息学等具体学科着眼，进行文献本质考察和文献学理论建构。应该说，这种基于某种学科基础之上的文献学理论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们从学科立论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已有的文献学理论体系对于文献学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建构相对不足，这导致了长期以来在对于文献本质以及文献学理论构成这样一些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本书所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只是一种尝试，它既立足于现代文学这一特定学科，充分考虑了该学科文献学的特点；又试图对文献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尝试完成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这一学术构想。
一般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中都应包含一些该学科研究所要解答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它们构成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当然也不能例外。现代人文文献学引入“文献活动”这一概念范畴来表征文献从生成、存贮、交流到消费利用的全部社会化过程。文献活动又可析分为“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地构成文献活动的基础结构。这两个基本范畴是我们审视和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所有理论问题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基点，是建构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主要是文献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作家作品的创作过程，它影响着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规律，其结果是现代文学文献个体成品的完成，文献个体集合到一起，构成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体。现代文学文献交流活动，主要是文献的传播过程，对现代文学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阐释和研究以及对作品难点的注释等，是其交流传播的重要方式。它影响着现代文学文献功能的发挥，对它的分析和考察是对本体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对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的研究共同完成了对现代文学文献活动的整体考察。换言之，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两个基本范畴，是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和文化功能两个维度，进一步对基本理论进行析分和阐释，二者成为建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概括地说，传播学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应该由以下三个理论板块构成，即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本体研究，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其中，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文献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文献本体研究是文献学的主体构成和静态研究，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是文献的文化功能和动态研究。简言之，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框架可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构成。“总论”解决的主要是现代文学文献的本质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本体论”由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本体构成，它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其规律；“功能论”是现代文学文献的功能阐释与分析，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文献传播的过程模式、结构类型等。如果把“总论”视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基石，“本体论”和“功能论”则分别从静态微观和动态宏观两个维度上，拓展和支撑着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回答并进一步阐释“总论”所提出的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这三个理论板块，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共同构建起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立体结构。
[1]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8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3]东汉郑玄和南宋朱熹均释“文”为典籍，释“献”为贤人。
[4]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他所称的“文献”进行解释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末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谓之‘献’。”可见马氏已将文献限定在指称文字资料的范围之内，并把文献区分为记事之“文”和论事之“献”两大类。
[5]张玉勤、赵玉钟：《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绪论》，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清初史学之建设》，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8]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9]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年第4期。
[10]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
[11]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如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4年版），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88年版），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等。
[14]Documentation多被译作“文献工作”或“文献学”，其本来含义为“文书、公文、证件”之类的档案资料，与“文献学”的含义不完全吻合；Bibliography常被译作“目录学”、“文献目录”或“文献学”，其本来含义为“书目、参考文献”或“书籍学、书志学”，与传统的“目录学”含义接近；Philology则多被译作“语文学”、“语文文献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其本来含义主要指“语言文字学”或“文献学”，在指称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文字类的图书报刊资料这一内涵上比较合适，但用于指称现代文献学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就显得有些隔膜了。
[15]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16]袁翰青：《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图书馆》1964年第2期。
[17]同上。
[18]参阅何道宽《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19]同上。
[20]杨义：《从文学插图谈到京派、海派》，《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