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笔者试图运用传播社会学的一些方法、理论、概念来理解与解释传媒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
这种理解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由宏观至微观，先观察宏观的新闻体制与新闻政策，再分析媒介从业人员与媒介组织如何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与游戏规则内进行新闻伦理实践活动；二是由微观至宏观，先观察媒介从业人员的伦理表现及其所在的媒介组织的伦理表现，既而分析这种伦理表现背后的宏观制度的设计及约束力。本书将采取两条路径并举的方式，希望在微观与宏观互动的分析中，寻找出当前新闻伦理问题产生的现实动因与规避新闻伦理问题的可能路径。
在分析新闻伦理问题时，本书将不囿于某一种理论取向，而是采集多个不同理论取向的一些概念，构筑自己的解释框架。以下为本书一些主要的相关理论。
（一）社会交换理论
在社会交换理论中，权力是中心概念之一。资源的不平等导致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差异，不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交易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动力。霍曼斯认为交换是社会的基础，布劳的结构交换观点则提出不平衡交换产生权力与分化。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为了有所获取当然需要有所付出，人们正是通过“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的连续行动，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以这种观点为核心的社会交换理论，有两种基本取向，第一种取向是个人的心理的，认为是个人的功利计算与内在动机导致社会交换；第二种取向是结构的集体的，即把社会交换归之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与社会规范的引导。
相对于霍曼斯的微观化约的交换理论，理查德·艾默生的交换理论更具整合性。在艾默生提出的宏观层次的交换理论中，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他提出的“交换网络”包含一些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重要资源，并且互有交换机会和交换关系。一些此类的交换关系将存在并且产生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一个单一的网络结构。[36]
这一理论框架既可用来解释新闻从业者个人的交换行为，也可解释媒介组织以媒介渠道资源与信息资源交换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与注意力资源的行为。
（二）新闻生产社会学相关理论
除了交换理论以外，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构成了本书分析新闻伦理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其中最为关键的三个概念分别是“事实性网络”、“信息补贴”和“补偿网络”。
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用“解释社会学”的观点，说明新闻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新闻专业人员按照日常工作惯例完成的产品。新闻工作者按照社会体制的各种标记，确认消息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这些标记证明消息源具有社会体制所赋予的审核社会现实的资格。这种浸渍着主导意识形态、受制于社会体制的社会关系，被称为“事实性网络”，它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37]塔奇曼以这一理论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信息补贴”理论由传播学者奥斯卡·甘地提出。他认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消息源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是价值交换的关系，一方要以低成本制作出新闻，另一方要以低成本扩散自己的信息，具体做法包括运用各种公关措施、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这就是“信息补贴”。他说：“信息补贴就是通过控制接触与使用相关信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38]信息源主动补贴信息，以降低信息使用者采集和使用该信息所需要的费用。
“补偿网络”概念由香港学者潘忠党提出。他认为，新闻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存体制的内部空间。所谓新闻体制的“空间”，其实体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空间重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组这些社会关系的网络，新闻媒介单位孜孜不倦地构筑、以钱财为流通媒体、以价值交换为原则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补贴”新闻生产的意义，故而研究者称为“补偿网络”。作为一个分析的概念，它描述的是这种经济资源分配与新闻的社会现实的构筑之间的关系：新闻生产逐步转由企业提供生产经费，补贴的办法包括广告、赞助、经营合作和“有偿新闻”。[39]
这一理论对新闻生产流程的分析可以用来理解有偿新闻产生的必然性，并可进而探讨有偿新闻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只有改变现有新闻生产模式，有偿新闻现象才可能得到彻底地解决。
除了以上研究之外，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考察媒介的发展与广阔的政治经济形式的关系，认为既有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决定并影响媒介的运作及功能，因而媒介的所有制以及控制新闻生产过程的权力关系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为主的质化研究，通过收集现存的文献资料、新闻报道、记者手记等，分析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与态度，从个别的经验性事实中，抽象出关于媒介交换网络中带有普遍性的运作规律。在对文献资料的收集上，主要是对在一定时期内（1978—2013年）在国内有影响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刊登过的典型案例进行收集整理。同时，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三联生活周刊》、新浪网、天涯社区、西祠胡同等国内有影响的媒体报道过的典型案例作为补充，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也有网络媒体。此外，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博客与微博记录也将被作为内容分析的材料。
本书兼用了访谈法，因为新闻伦理的现实表现不仅受到来自外在体制、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从业经历、个人修养等条件有关，访谈法的运用可以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访谈法的运用上，本书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笔者设计了访谈提纲，但又没有严格按照访谈提纲来进行访谈，这是为了方便在访谈中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访谈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以便更好地探讨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伦理观及现实伦理表现。
访谈对象共有152人，采取了主观抽样与滚雪球抽样两种方式。首先通过主观抽样，在安徽、江苏、湖北、浙江、广东和北京、上海等省市选择了10座城市，在这10座城市中分别联系我所熟悉的新闻从业人员；然后通过他们的介绍，与他们在媒体工作的同事或同学取得联系，以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由于地域与时间的限制，部分访谈是通过QQ、MSN与电子邮件的方式完成的。这种有时空距离的访谈方式，虽然无法通过面对面的观察感受对方的表情与神态以便及时调整提问，但由于新闻伦理话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与隐私性，通过网络的即时交谈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使对方感到更容易坦然面对，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因而可能更为客观与真实。
访谈对象所工作的媒体中，既有省级媒体，也有市级媒体；既有电视台、电台等电子媒体，也有报社、杂志等平面媒体；既有传统的日报、晚报，也有新兴的都市报、时报、晨刊；既有综合类媒体，也有财经、教育、邮政等专业与行业媒体；既有内地相对保守的媒体，也有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媒体。希望能通过这种相对多元化的对象选择，获得对论题较为全面的认知。
此外，笔者在16年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过程中，与多家新闻媒体有过接触，也在不同场合与诸多新闻从业人员打过交道，并以随机访谈的方式获得了对新闻伦理问题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不是结构性很强的访谈，但也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总而言之，本书力图将新闻伦理问题置于整个媒介交换网络的框架中予以考察观照，再结合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成果，尝试从宏观上作一些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并尽可能达到视角和观点创新的程度。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2]杨仕智：《〈纽约时报〉造假与人咬狗新闻》，人民网2003年6月11日。
[3]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4]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5]同上。
[6]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页。
[7]［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第五版），蔡文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4页。
[8]马骥伸：《新闻伦理》，李瞻序言，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3页。
[9]马骥伸：《新闻伦理》，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2页。
[10]同上书，第3页。
[11]转引自马骥伸《新闻伦理》，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3页。
[12]丁柏铨：《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3]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4]陈寿灿、秦越存：《传媒自由的伦理向度》，《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15]李健：《传媒伦理论纲》，《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6]［美］路易斯·阿尔文·戴（Louis Alvin Day）：《媒介传播伦理：案例与争论》（Ethic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Cases and Controversies）（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影印版，第5页。
[17]郑贞铭：《传媒的他律与自律》，见方汉奇主编《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18]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9]转引自［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页。
[20]转引自［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第四版），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1]同上书，第3页。
[22]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3]［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第四版），李青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4]［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第五版），蔡文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5]同上书，第2页。
[26]同上书，第1页。
[27]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28]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29]初广志：《组织因素与传媒伦理道德建设》，《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30]陈汝东：《受众伦理规范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
[31]转引自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2]潘青山：《中西新闻伦理道德比较》，《声屏世界》2003年第10期。
[33]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34]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三》，《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35]同上。
[36]［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37]［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8]转引自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39]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