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自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开始实行经济转轨以来，国内外学者就转轨问题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就经济转轨的形式、原因、过程、后果等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就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资本、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化、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利率制度、税率制度、社会保障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多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较少。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转轨国家应实施贸易自由化措施，放松对进出口的行政管制，这有助于转轨国家拓宽贸易对象，使转轨国家的企业获得更多与世界市场接触的机会，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者们还普遍认为，转轨国家实施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等现象，因而贸易自由化的措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调控。
在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Sachs-Warner认为直接的经济转轨，包括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方面全面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rankel认为开放政策将通过贸易扩大推动财富的增加。Jeffrey Sachs和Andrew Warner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施对外贸易开放是实际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1]
关于对外开放是经济增长发动机观点的不同看法主要有：Sachs，Krugman-Eichengreen，Rodrik（2001）指出建立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的贸易开放将会导致财富的分流而不是财富的聚集。Dragoljub Stojanov和Vinko Kandija认为实施完全的贸易开放和引进竞争，从长期意义上，很难真正增加一个国家的实际财富，此外，这种政策还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从经济增长与贸易的关系来看，应是经济增长导致出口，而不是出口贸易带来经济增长。Economy通过回顾历史认为，基础商品的专业化出口需要与较高的收入水平相联系，而较高的收入水平及经济的长期动态增长不仅需要出口推动，更需要产业结构的更新发展。[2]
在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技术水平的影响方面，Yener Kandogan认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转轨国家提高技术水平。贸易自由化加大了国内企业竞争的压力，促使它们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落后国家获得了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机会。转轨国家的一些初始条件如技术水平的原始差距、贸易开放的程度、市场化改革的阶段、贸易伙伴的选择，尤其是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国内经济的结构等都是缩小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计划经济时的封闭的经济结构加速了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则抑制了后来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比如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国家的过快的贸易自由化抑制了缩小技术差距的速度。转轨国家高度集中的产业群加速了缩小技术差距的速度。最后，贸易对象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因素。贸易伙伴的经济越先进、开放程度越高、经济规模越大，在贸易自由化开始时就越能带来激烈的竞争，缩小技术差距的机会就越大。[3]
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方面，Truong Quang Hoai Nam认为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应建立并完善竞争政策，除包括限制企业控制市场的行为，如禁止卡特尔、限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兼并外，还包括一切限制垄断市场的行为及一切其他不公平的做法。竞争政策的作用是确保自由贸易、公平交易、进入市场的自由。因此，竞争政策的实施必须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开放市场，加速竞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竞争的程度，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有较强实力和经验的外资企业可能会利用自由化的机会，实施控制其他企业的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并没有做好应对全球化竞争的准备。因而转轨国家应探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4]
Stephen L.Parente和José-Víctor Ríos-Rull对俄罗斯和中国两个转轨大国转轨的进程、方式和后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者后果不同的原因，强调了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转轨后果不同的原因在于两国在转轨过程中，政府在管理价格和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俄罗斯，政府给予一些工业集团垄断权力，阻止使用新技术，而在中国，改革没有导致类似的垄断情况。改革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府的力量。[5]
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上，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转轨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除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还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J.Frankel认为克罗地亚等国加入欧盟将会提高其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并通过分析认为，加入欧盟后，其成员国的贸易额将会提高60%左右。但Dragoljub Stojanov和Vinko Kandija认为东欧国家与欧盟的贸易越多，其经济与欧盟的联系就越紧密，会使东欧国家的经济受到欧盟成员国经济波动的影响。[6]
Jaleel Ahmad和Jing Yang认为东欧国家与欧盟国家及OECD国家的合作，加强了其与欧盟国家及OECD国家的贸易联系。但在东欧国家内部，尤其是东欧国家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合作上，似乎在短期和中期都没有安排。转轨国家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转轨国家除应考虑与目前的合作伙伴发展贸易外，还应谋求与更广泛的国家开展对外贸易。[7]
Joze Damijan，Jose de Sousa，Olivier Lamotte通过研究东南欧国家的贸易状况认为，东南欧国家相互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欧盟国家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后，其与欧盟的贸易水平显著提高。但东南欧国家之间，由于原有的贸易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它们之间的互惠贸易安排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且，所有东南欧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在东南欧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大幅增加，贸易伙伴的国内企业为应对来自巴尔干国家企业出口的竞争，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东南欧国家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说明其有必要继续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拓展贸易对象。[8]
在贸易自由化的顺序上，一些研究者认为转轨国家应先放松出口限制，实行出口自由化。如Bartlomiej Kaminski，Zhen Kun Wang，L.Alan Winters，Andre Sapir，Istvan P.Szekely认为，虽然实施经济转轨后，15个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6个中东欧国家与经互会国家的传统贸易大幅下降，但是它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变动很大。实施自由化改革的措施，提高自由化改革的能力，包括价格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对外贸易开放改革是保持良好的出口贸易成绩和实现贸易对象转移的关键。从东欧和中亚转轨经济体的贸易业绩来看，出口贸易活动的初期成功需要稳定化和自由化的贸易改革。除非国内市场价格放开，预期通货膨胀率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放松，无论是贸易自由化体制的改革还是国内货币的贬值，都不能促进贸易的发展。解除出口管制似乎比放松进口管制更迅速、更优先，出口管制将导致价值低估和高水平保护，使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与世界市场隔离。出口的表现是与摆脱行政控制的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追求有力的宏观经济改革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东欧和中亚转轨经济体的出口表现说明出口的成功需要稳定化和自由化同时进行。单纯的对外贸易体制自由化不能提高贸易业绩，除非国内价格放开和预期通货膨胀率降低，取消出口管制应优先于放松进口管制，因为管制导致的货币贬值会造成高水平保护并使国内生产者、消费者与国际市场隔离。进口贸易体制的自由化在转轨的初期可能只会对贸易表现产生较小的影响，因为除非出口和国内价格自由化，其不会增加市场竞争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体制改革可以被缩减，因为它在转轨后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出口贸易体制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转轨初期伴随着大幅度货币贬值，在促进出口体制调整和出口业绩提高过程中产生的币值提高是一件好事。从长期来看，开放的进口贸易体制，宽松的货币汇率和自由化对于确保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保持经济增长都是必需的。这些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应该比应对危机本身以实现经济复苏优先进行，就像得了痢疾在考虑营养水平之前，必须先用药，进口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减少地方垄断权力，确定质量标准，引进新技术等促进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所以，政府的中期政策应是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同时进行改革，并且稳定政策和出口政策应优先进行。所有这些政策是很简单的，提高出口业绩不是转轨的目标，但它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标。出口业绩的迅速提高似乎依赖于两项政策的确立：宏观经济稳定和随着出口管制的取消而实现的价格自由化。这些政策对于使世界市场价格成为企业的有效激励机制是必要的。所有的转轨经济体应该关注这些最初的步骤，正确地实施这些措施，调整迟早要进行，越快开始就越早受益。进口贸易措施和自由化措施不能倒退，一国不应由于担心而推迟稳定化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这些措施将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不能等到经济开始复苏时才实施。[9]
在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选择上，一般认为转轨国家应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并对其含义赋予新的解释。俄罗斯学者阿巴尔金认为，在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上，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不是互相排斥的，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况下，国家可以运用其中的一种，也可以同时利用两种战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可分成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应实施不同的战略。第一阶段：1999—2000年，发展出口导向部门战略占主要地位，进口替代有选择地进行。出口燃料方针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必须实施提高出口原料商品价格及改进其质量的具体措施。提高制造业产品尤其是军事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利用知识产权的巨大潜力，向国外出售知识产权项目。减少轻工业产品的进口比重。第二阶段：2001—2008年，出口将被看作代替国内需求的另一选择，制造业和知识产权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将比矿物原料快。在进口方面，突出研究本国产品替代进口货的战略和有选择地保护本国生产者的机制。第三阶段：2009—2015年，俄罗斯对外贸易在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的选择方面将更加自由，因为大部分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将能成功地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有可能实行最全面的对外贸易自由化。俄罗斯生产者将有相对充分的选择自由——国产品或进口，国内市场或出口。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国家支持的对象（从外贸活动角度看）很可能是农业、国防工业、燃料能源产品、各种知识产权成果、各种高技术和各种知识密集型产品。[10]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经济转轨的研究同样涉及转轨的各个方面，对经济转轨的方式、速度及其涉及的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价格、货币、对外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同样不够深入、系统和规范。综合国内文献，多数研究者是在对转轨国家经济进行综合研究时，部分内容涉及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问题，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较少。
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认为，经济对外开放、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是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经贸体制的市场化，使各国国民经济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成为带动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因素。转型时期各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既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带来种种机遇，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和风险。
转轨初期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有利于这些国家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许多转轨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回升的速度。东欧国家的经济回升具有出口带动的特点。但是，转轨国家的出口一般以出口初级产品、半成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低下。出口商品结构的低档化，对国内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导致俄罗斯经济结构出现自发性和退化性的逆工业化趋势，即能源工业、采矿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上升，机器制造、轻工业等的比重急剧下降。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回升速度最快的波兰，向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70%左右，但是，向西欧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食品和初级加工产品。
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对外开放国内商品市场的步骤和幅度，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当本国产品的经济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于进口产品时，过早地实行贸易完全自由化，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并有可能使外国产品垄断国内市场，造成国际收支逆差。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不应过早地实施贸易全面自由化政策，在众多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无法转化为实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转轨国家有必要对有发展前途但目前处于竞争劣势的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政策，使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改进，最终形成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造和提升。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人汉密尔顿和德国人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发展后进国家生产力的贸易理论，对转轨国家依然具有实践价值。政府对可能实现比较优势，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产业，在税收、信贷和汇率政策各个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也是必要的。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继续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各转轨国家纷纷加强对贸易的适当的国家调控和干预，是可取的。由此可见，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和动态比较利益论，可以为渐进式的贸易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11]
郭连成在《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及其互动效应》一书中分别从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生产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在贸易自由化一章中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和经济贸易的互动发展问题。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转轨国家贸易制度的改革符合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即实行贸易自由化改革。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转轨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使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分析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的外贸体制改革与绩效，指出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出现很多问题，如俄罗斯商品结构问题，贸易引起的国内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问题，资金外流，外贸不确定等问题。还有中国的外贸体制创新问题，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服务业开放程度低，行政管理过多等问题。指出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应重新定位，采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战略，采取综合的外经贸战略发展模式。加快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并注意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建立相关机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方式保证国家经济安全。[12]
郭连成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一书中，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战略与路径选择一章中，详细论述了俄罗斯转轨以来的进口自由化和出口自由化措施，以及俄罗斯在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即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问题和国家政策支持滞后等问题。[13]
冯绍雷、相蓝欣在《俄罗斯经济转型》一书中论述了俄罗斯转型以来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介绍了俄罗斯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措施，分析了俄罗斯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商品结构问题，指出俄罗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仍应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加强管理，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并坚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传统及非传统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调整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争取早日加入WTO。[14]
程伟等认为，以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反过来，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制度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决定着原计划体制国家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选择，即走市场经济之路；在技术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经济转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同时，它本身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各国经济转轨的方向、路径、范围和内容，同时也制约着各国经济转轨的进程和政策选择。[15]
综上所述，国内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研究普遍认为，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目前，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同时脱离本国实际的、过快的贸易自由化也使转轨国家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而且研究者多是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经济转轨等问题时提及贸易自由化问题，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涉及的国家安全、宏观调控、深化贸易自由化、提高贸易竞争力等具体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