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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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万事皆因缘。即便学问,也源于美丽的相遇。呈现于您面前的专著《“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就是一场偶遇结出的青果。果实不大,不显眼,但从酝酿到成型,经历了十年有余的时间。我素来理性不足感性有余,倾心于重生命体验和审美领悟的诗性言说,对于理论分析心怀敬畏和惧怯。但2001年开始的硕士求学生涯,对我敞开了理论研究的魅力。

当时,导师赵炎秋先生要求我参与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叙事思想研究”,负责探索晚清小说叙事转型问题。我在各种抽去感性因素的叙事学术语中奔突,在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文本和小说理论中浮沉,内心混乱,焦灼,但不敢退缩,也不愿轻言放弃。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撞击着我:读者意识是晚清小说转型的重要原因,它就像一只无形之手,操控着文体革新、雅俗之变和叙事声音。我揣着这个假想认真研读了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等著作,发现他们在理论上对读者建构文本的功能进行了可贵的阐释。我把阅读感受告诉了赵老师。他肯定了进入政治和商业语境,且以报刊为传播媒介的晚清小说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但是提醒我,最好能突破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研究的局限,必须将读者及读者意识与叙事转型问题联结起来,思考读者意识是怎样拉动小说从内容层面到语体和叙事层面的革新。

方向和切口的敲定,慢慢敞亮了茫茫迷途,线条渐渐浮现,明晰,坚实,搭建成我论文的基本框架。最后,我的毕业论文《读者意识与晚近小说的雅俗流变及叙事革新》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导师张荣翼先生为我们讲授文化研究,我的学术视野延伸至文化消费领域和布尔迪厄的“场”理论。“文学场”由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构成,不仅场内要素相互关联制衡,组构成一个动态的权力争夺空间,并与其他场域相互渗透,共同制约文学生产;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学逐渐走向自主的过程,也是文学被权力控制但勇敢抵抗权力的过程。这些思想像一束光,出现在迷离幽深的洞穴,将所有浮游在我思绪中的亮点汇集。一种整合文学场内外诸要素的思路形成,文体革新、叙事转型、启蒙现代性、话语实践、传媒诗学等理论资源齐聚于近代新小说、文学场和读者意识三个关键词。我确定我的博士论文和近几年的学术研究都会围绕这个领域展开。

导师张荣翼先生眼光锐利,他果断指出了这一选题隐藏的危机,“读者意识”和“文学场”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意涵,将任何一方条分缕析都殊为不易,并建议我最好攻其一点,要么论述新小说文学场,要么剖析那一时段的读者问题,以免两个术语比翼齐飞,造成两组理论各自为攻,无法融汇。但我坚持了铤而走险的研究路径,我要做的工作不是单纯地描述近代新小说的文学场态和读者意识,而是要借助这一动荡变幻阶段的文学现象来描述文学场效能及其生产机制。本书的读者意识是作家心中的读者意识,它虽然不是文学场和文学存在的任何实体性要素,却是文学场和文学诸要素沟通的隐性中介,是场要素作用于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力,也是作家调整创作方向和文学自我转换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

中国近代新小说生产是一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多种要素参与完成的小说实验,革新的热望与怀旧的眷念交织渗透,使之像一场充满激情又满怀留恋,洋溢革命精神又深受传统桎梏因而焦灼痛苦的舞蹈一样,而读者意识就是这个文学生产场的精魂,是促使这次舞蹈产生并焦灼迷茫的内在根源。要理清这个复杂的问题,困难重重,但我拥有激情和韧性,也愿意用十年的冷静思索将一场学术的相遇演变为深情的拥抱。但本书毕竟还只是我融合多种理论资源,寻找文学场理论延伸点的大胆尝试,只是一次勇敢历险结出的小小青果,不免稚嫩和酸涩,今天敢于付梓出版,是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前辈和朋友们的提点与批评,能够让它在学术的天地里早日经受风雨阳光,以期有机会成长为一枚成熟甘甜的果子。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我要借此机会对给予我帮助的各位老师及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张荣翼先生的尖锐提醒和耐心指导,使我尽可能地避开理论建构和整体行文断笋的危险。感谢赵炎秋先生的果断指引和宽容鼓励,引领我走入学术大门,给予我前行的勇气。感谢张文初先生“让学术成为一种爱和享受”的箴言,让我的学术之路充满美和诗意。感谢颜翔林、李建中、冯黎明、唐铁惠等老师对我做出的积极评价,给了我自信和继续努力的激情。还有很多老师和朋友的提点都带给我可贵的启迪,在此一并感谢。

是为序。

潘桂林

201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