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大连会议”及其他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也称大连会议），这是文学界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一次研究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议。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了50个年头，它也载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最近，读到了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长文《“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2期），文中披露了有关这次会议的几份材料，包括会议发言记录、组织者和主持人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以及其他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由此引发了对“大连会议”的“旧事重提”。笔者更关注的是：当时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亲自到会并作长篇重要讲话，以及和会议、和大连的关联。

茅盾是中国文坛的巨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之一，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生前曾两次到过大连。第一次是1949年1月。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至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于是，9月底，沈钧儒等第一批秘密乘船北上。11月下旬，郭沫若等第二批前往东北。12月底，茅盾、李济深等第三批前往大连。茅盾一行人是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直航大连的。在北行的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茅盾回忆录》）张闻天等人到码头迎接。到大连后不久，茅盾在李一氓的陪同下，与李济深等一起到沈阳，出席中共东北局、东北政务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为欢迎新近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全国民主人士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在会上，茅盾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之后，该讲话发表在沈阳的《东北日报》上。在东北，茅盾除开会、参加活动以外，还抓紧时间参观了解放了的东北新社会、新生活。他参观铁路工厂，甚至远到哈尔滨深入生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立即着手安排进入东北解放区的知名民主人士赴北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茅盾于2月25日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一行由沈阳抵达北平，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的热烈欢迎。从此，茅盾开始了在人民首都的长达32年的生活历程。

茅盾第二次到大连是1962年7月31日，住在市委招待所。8月1日参加建军节庆祝活动，8月2日至16日参加“大连会议”。茅盾这次来大连的最初动因是想修养，所以，会议才决定在大连召开。然而，实际比平时还忙。茅盾是白天出席会议，晚上阅读作品。“大连会议”主要是研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它是文艺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具体行动。我们知道，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由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提出了上述八字方针。林默涵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文艺工作中的“简单粗暴”，强调作协要搞创作讨论会，还要团结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大连会议”由茅盾作开场白，由邵荃麟主持并作三次讲话和总结发言。在三次讲话中，他提出文学创作要特别关注题材和人物的多样化，强调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以体现现实深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和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相比，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在总结发言中，邵荃麟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参加会议的有赵树理、马烽、西戎、李准、康濯、侯金镜等作家、评论家。

茅盾除作开场白和多次在座谈中插话外，还于12日作了长篇讲话，着重从题材、人物塑造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具体总结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在题材上，茅盾指出还不够广泛。在人物创作上，茅盾指出近几年的小说在人物个性的表现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工、农写得多，知识分子写得少，干部写得虽不少，但“大部分一律用干部腔，从动作到语言，都是这样”。“工人农民也是写两头的多，但中间状态的少，写中间状态的也有，但不是作为典型。”茅盾指出，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可以写成典型的，他列举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称赞：“中间状态的人物，既幽默又不油滑。”“我们写两头的典型，写得非常生动鲜明，但还是太简单些。”茅盾强调人物的精神状态还是要写得复杂些，不能简单化。即便是写得较多的农民，也不够多样化。在艺术形式上，茅盾指出，在结构上，“也不够多样化，很少奇峰突起”。“有的作品我们大致可以猜到它怎样结束。这是技巧问题”。茅盾强调，作家还是要下去，了解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在这篇讲话中，茅盾还就会议讨论的几篇小说具体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使今天看来，茅盾的这篇讲话仍然是正确而中肯的，他对当时文坛创作的状况是那样的了如指掌，看问题是那样的准确而细致，品评是那样的到位而又有分寸感。

茅盾不愧为卓越的文学批评家。现存40卷本的《茅盾全集》，文论就占了10卷。文中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文学人物、文学理论与方法、文学艺术与技巧的品评。可以说，它是文论的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身居要职的社会活动家，茅盾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文坛，阅读作品，总结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奖掖与提携文艺新人，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决定将自己积存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设立一项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用来奖励全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他在致作协的一封信中，留下了这一遗言，并说：“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令人感佩！而他自己的晚年生活却十分简朴，衣服上有补丁，写字台已用过多年，非常破旧。但他却把“巨款”（1981年的25万）捐给了国家，足见其精神境界之高尚。而茅盾文学奖，至今已奖励了8届，有力地推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繁荣。

“大连会议”结束不久的当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政治形势骤变。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国作家协会开始整风，矛头之一是邵荃麟和“大连会议”。于是，对“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周扬、茅盾、邵荃麟、侯金镜的发言都成了“反动发言”。邵荃麟总结的“写中间人物论”，给他带来灾难性的迫害，“文革”中，邵荃麟被捕入狱，1971年6月10日，这位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1926年入党），含冤病逝于狱中。今天回忆起来，仍不免感到痛心。

茅盾虽没像邵荃麟那样受迫害深重，但也挨批挨整。之所以如此，恐怕与茅盾的崇高声望、社会地位有关，也与茅盾的理性、谨慎、政治敏锐、敏感有关。我们知道，茅盾从青年时代起，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早在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也可以说脱党），但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学事业和文化工作。从日本流亡回来不久的1931年，他就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申请。但没有得到当时党的左倾领导的答复。1940年，茅盾再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可以说，他和鲁迅一样，也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和鲁迅不同，他有着强烈的组织意识和党的荣誉感。所以，在他病危之际，为了表达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的崇高的信念，他再一次地向党中央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给党中央的信简短、真挚、感人。中央根据他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茅盾把它看做是一生的最大荣耀，在死后追认也是最大的满足。可见他的政治信仰从生到死，至死不渝，令我们敬佩不已，也令某些所谓的“党员”汗颜。人是要有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的，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迷失。

原载《大连日报》2012年4月25日

原题《茅盾抹不去的大连昔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