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专制体制的反抗——以《鹃声》、邹容等为例

巴蜀文化孕育的子民，通常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反叛性。早有人将巴蜀文化的这种特征概括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一　

巴蜀文化赋予川人热爱自由、反抗权威的思想理念。他们在政治上不满清朝政府的专横统治，向往西方的民主、共和。戊戌六君子中便有两人是川籍人士。他们是杨锐、刘光第。川人这种叛逆精神在早期创办的报刊中可见一斑。

川内的报刊是如何体现巴蜀文化的叛逆特质的呢？

《渝报》以维新变法为主题。它为四川变法大造声势。《渝报》在四川受到热烈欢迎，川内各个县州市都设有派报处。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下旬，《渝报》出版第十六册后停刊。《渝报》的创办者之后创办了具有相同宗旨的《蜀学报》，一样反响热烈。随着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人士遭受迫害，《蜀学报》被迫停刊。虽然慈禧暴政使得维新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但维新变法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901年创办的《启蒙通俗报》、1903年创办的《蜀报》和《广益丛报》、1904年创办的《重庆日报》继续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蜀报》在第一期《论本报宗旨》中说“今日而欲图存，非自强不可；欲图自强，非变法不可；欲图变法，非开民智不可。报章者，民智之先导，而变法自强之起点也”。[1]1904年创办的《重庆日报》以进行革命宣传，提倡妇女天足、男女平权为主。其销售量由开始的五百多份增加至三千多份，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刊载慈禧游颐和园的消息时，使用《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为题目。在清政府还没有垮台的当时，用“老妓”称呼慈禧，这举动引起社会轰动。由此也可以看见川人对权威的反抗精神。四川人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还可以从1905年创办的《工会日刊》弹劾官员事件窥其一斑。1910年，巡警道台周肇祥在花会聚丰园大宴宾客。《蜀报》在第八期将此详细登载。周肇祥担心报道过多对自己的仕途造成不良影响，他利用权势不许《工会日刊》报道。《工会日刊》不服，因而收集证据，请咨议局提出弹劾，周肇祥被迫离开四川。1916年，袁世凯死亡。《四川群报》用红纸出版，标题是《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袁世凯死矣！》这份报纸印发好几万份，足见证川人对这位复辟专制帝王制度之人物死亡的欢欣鼓舞。发行量之巨见证了川人对专制的痛恨之深。

走出国门的川籍学子将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爱国情怀融入报刊杂志中，创办出让清王朝胆寒的《鹃声》、《四川》。

四川留日学生在日本创立革命团体鹃声社，出版刊物《鹃声》。《鹃声》的办报宗旨是存天理，申公愤。它敢于揭露政府的丑恶，伸张正义。在这样的办报宗旨下，《鹃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对清政府和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提出人权、自治的要求，热情地介绍西方社会党均贫富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2]《鹃声》在出版第二期之后就没再出版，虽然第三期目录已经在第二期上刊出。《四川》是在《鹃声》的基础上建立的，由雷铁崖与吴玉章共同创办。《四川》因为社会反响之大，每期都是一版再版。这引起清政府的恐慌与不满，通过外交强制《四川》的出版。1961年5月24日，吴玉章在回忆《四川》杂志的创办过程时这样说，“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所以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又再版发行。正因为这样，清朝政府把它看做眼中钉，加以迫害。1908年秋，清朝政府的访美专使唐绍仪路过日本的时候，要求日本政府将《四川》杂志和《民报》一起查禁。因此，它只出了三期便被封闭了，而第四期也遭到没收。”[3]。川人不满专制的叛逆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随处可以见证。

二　

晚清末年，重庆巴县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生命短暂，但却释放出耀眼的光芒。生命如炫目烟花的这位人物就是邹容。邹容，字威丹，于1885年出生于重庆巴县一个商人家庭。

邹容童年所处的时代，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地位低下。邹容的成长经历虽然衣食无忧，但阶级的等级悬殊给他留下深刻烙印。这种家庭背景使得邹容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地位的卑微，产生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满，这是激发其革命激情的一个早期因子。19世纪末，日本的强大让许多中国年轻人为之仰慕，进而希望到日本学习。中国留日学生猛增，由1896年的13名到1902年的一万多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邹容到日本留学。在邹容留学期间，民主革命思想在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当时，宣传民主思想的译书在留学生中异常盛行，例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在这种思潮影响之下，邹容的革命思想急剧成长。

巴蜀文化的热烈奔放、狂放不羁、桀骜不驯与日本革命思潮的激进狂热相结合，诞生了邹容的《革命军》。

《革命军》以其大胆直率的笔触写出了历史真相。邹容因为洞察到清王朝实质是西方列强的走狗，因而书中满溢着反对情绪。“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洲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洲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4]《革命军》为中国人走向独立富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革命。《革命军》率先喊出“革命”的口号。邹容倡议为了中国的独立，为了能与西方列强并雄，以革命脱离满洲人的统治是必需的途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人享有平等幸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革命”精神，率领中国劳苦大众奔向了崭新的新中国。《革命军》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反清的革命性，还在于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革命军》中的第五章“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从秦汉开始分析，得出我国二十四朝历史只不过是一部奴隶的历史。邹容呼吁同胞们万众一心拔去奴隶的根性，成为中国的国民。邹容与章太炎关系极好。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自然也受到邹容的影响。鲁迅后来批判国民劣根性，揭示中国人深藏在骨髓的奴隶性，不能不说与邹容无关。而鲁迅的这一批判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占据主流地位。也就是说巴人邹容以鲁迅为桥梁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邹容的思想以鲁迅为桥梁渗透进文学领域，并形成一种延续数十年的国民性的大讨论。

《革命军》的影响是难以评估的。该书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两部重要书籍，一起将矛头指向清王朝的统治。邹容的《革命军》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代表作。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发行量居革命书刊中的第一位，总印数达一百多万册。由此可以想见《革命军》当时的影响力之盛况空前。《革命军》第一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很快被抢购一空。在《革命军》翻印时，为了避免当局的搜查，数度改换书名。1903年在新加坡翻印时，以《图存篇》的名字出版。同年，《革命军》以《革命先锋》之名在香港翻印；在上海翻印时改名为《救世真言》；在横滨翻印时，将其与《驳康有为》合刊，取名为《章邹合刊》。鲁迅对《革命军》曾这样评价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5]

《革命军》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引起清王朝对邹容的恐惧与憎恨。在20岁的美好年华，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柳亚子、章太炎等纷纷写诗以表达哀悼之思。孙中山为了纪念邹容，追封他为“大将军”，特意将反清部队将士取名为“革命军”。

三　

清朝末年，犹如暮气沉沉的寒冬时节，表面是寒冰笼罩，内里则暗潮汹涌。新旧事物处于将生未死的对峙交锋状态。巴蜀文化的浪漫精神与逍遥出世的道家情怀都让四川人充满对自由的渴望。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压抑着人们自由的呼吸。邹容的《革命军》吹响了打垮清王朝的哨声。他对专制体制的反抗代表了四川人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一大批四川人都参与到争取民主体制的行动中来。

在思想界，四川人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维新，企图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四川富顺人宋育仁于1891年写有《时务报》，系统阐释变法主张。1894年，宋育仁出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参赞。他认真考察西方社会的文明与法制，将其所见所闻写成四卷本的书《采风记》。在这本书里，宋育仁提出中国要富强则必须效法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宋育仁素有变法维新的思想，加之他出使西方国家的经历，使得他的爱国意识更集中体现在变法维新。宋育仁回国之后在北京参加了由康有为、梁启超成立的以“变法维新”为宗旨的“强学会”。回到四川后的宋育仁创办《渝报》、《蜀学报》继续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898年，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和绵竹人杨锐，与北京的川籍爱国官员、商人一起，创办“蜀学会”。蜀学会的宗旨是讲新学、开风气。在会人员定期聚会，商讨使国家富强的良策。刘光第他们为了培养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成立了蜀学堂。后来，刘光第、杨锐等14位四川籍人士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保川会，将保国与保乡结合。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巴蜀人从来都是身先士卒走在前列，不会落在队伍后面。戊戌事变中，杨锐、刘光第以生命为代价呼唤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他们的肉体已经消失，但其变法维新的精神永垂不朽，激起更多人参与到斗争行列中来。

保路运动，使四川人将变法维新的思想酝酿演化为实践，吹响了打垮清朝专制统治的号角。1904年，为了保护铁路所有权，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有限公司，自办川汉铁路。1911年，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勾结，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这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慨，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宗旨。当时的川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并枪杀了请愿的群众。这激起了整个四川人民的反抗，整个巴蜀大地成一片燎原之势。清政府紧急派遣端方率领鄂军进入四川镇压人民的反抗，这样使得武昌兵力呈空虚状态，从而造成武昌起义成功。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辛亥革命不知会推迟多少年，在中国呼唤民主的道路上，四川人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