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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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元化的学术

汉末建安时期的学术和文化,处在一个历史巨变的枢纽上,秦汉学术至此而衰变、沉淀,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由此而孕育、萌生。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态,如同此期政治多元让世人疑惑、茫然一样,学术、文化的多元也让世人心灵迷惑,“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找不到安顿心灵的地点和方式。这种疑惑在建安文人的创作中,就表现为怀疑与探索,这就使得建安文学的内容和情调充满矛盾和对立,内容和形式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风格上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特色。

西汉的学术适应大一统国家政治的形势,都具有综合的色彩。无论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春秋繁露》,还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淮南子》,都是如此。西汉末至东汉,随着社会政治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学术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期,学术主要分裂为三个大的领域,学人分为三大派。一为守持传统学术派,如杜林、范升、张元、马融、郑玄等。这些传统色彩浓重的学者,内部固然也有分歧,但主要是治学方法的不同,其主体学术观念和思想倾向是一致的。二是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而创新学术的创新派,如扬雄、桓谭、王充、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他们适应现实政治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行动建议。三是学者加文士派,如班固、张衡、蔡邕等。这一派的士人是随着文学创作的不断兴盛、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产生的。第一派的学术由郑玄作了最后的总结,第二派的学术至崔寔、仲长统演变为纯粹的刑名法术之学,唯有第三派的情形特为复杂,他们一身二任,身兼两种角色,因而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当他们作为学者的时候,他们是一副严肃、端正的面孔;当他们作为文士的时候,又是一副愤激、感伤的面孔。社会人格和个体人格共存于他们一身,人格的分裂和冲突,使他们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和性格,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他们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抑或在艺术形式上,都显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第三派的学术和文学对建安文学的影响最大最明显,尤其是张衡、蔡邕。

但是,汉末建安时期的学术又有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总体而言就是儒学权威的瓦解和各种学术派别的兴起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全面解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兆和前提,许多学者转而研究先秦诸子之学。老子的学说,在整个两汉时代,都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而道家学说中侧重影响人的日常行为和人生观念的庄子之学,早在东汉即已兴起,此时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人生态度,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此时,研习老庄之学,是一门时尚的学问。如大儒周举之子周勰“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净,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11]。此外,先秦各家著作也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他们研习先秦诸子著作的方法虽然是传统的章句之学的形式,但其对当时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如王逸注《楚辞》,赵岐注《孟子》,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些著作在思想倾向上都与传统的儒家经典大为不同,他们所感兴趣的,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如高诱在其《吕氏春秋注序》中说:“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12]《吕氏春秋》兼容并包,无所不有,《汉书·艺文志》录之于“杂家”,高诱对其大加赞赏,认为其“出诸子之右”,反映出当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其次是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地方割据局面的形成,士人中的权谋之士主要投向各地军阀,而那些学问之士则主要投向保守一方的牧守,于是就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学术中心。如著名的青徐郑学、依附于荆州牧刘表的荆州学和依附于交州太守士燮的交州学。此外,还有关中学派、河东学派等名目。这些学派的学术观念和思想倾向影响了当时的士人和各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这些学术派别中,郑学作为两汉经学的总结者,其治学方法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讥评,但它仍然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学术派别,而领军学术新潮流的荆州学,则成为新旧学术交替的枢纽,并极大地影响了建安学术和文学。

最后是此前作为非主流意识的多种社会思潮开始流行开来。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国势渐趋衰微。政治上,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陷入混乱,社会走向动荡。学术上,儒学渐渐走向衰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13]这种情况倒给了其他学术思想以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汉末建安时期,原先潜伏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的各种思想意识逐渐显示其面目,并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些思想意识中,有三种思想观念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最大。

第一是刑名法术之学。汉朝统治者表面上尊崇儒术,而实际上实行的是儒表法里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故而汉朝统治者往往讳言刑名法术之学。东汉中期以后,朝政黑暗混乱,作为救治之术,有见识有胆量的思想家公开提出了以刑名法术挽救国家衰微的主张,王符、崔寔、仲长统都有这样的思想倾向,而其中最典型的是崔寔。他在其《政论》中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所以他主张:“《春秋》之义,量力而举,度德而行。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名著法术以检之。”[14]与曹操同时的仲长统也说:“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15]曹操治国尚刑名法术,与其个人性格、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固然有密切关系,但其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是无可争议的。

第二是道家和道教思想。道家这种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让人们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时世躲避祸害、保有生命进而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进入封建专制时期,似乎有了更实质性的意义,它成为世人在遭遇政治困境和道德困境时保有生命、调整身心的有效工具。在这一点上,东汉马融可谓十分典型。《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16]马融是当时的大学者,其行为和心理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和示范意义,特别是在东汉中晚期的政治黑暗时代,其影响是相当大的。道教主要是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技的结合,它包含着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和超越生命局限的强烈愿望。东汉中晚期,道教逐渐形成,东汉末,它终于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建安时代,道教思想是弥漫整个社会的思潮之一。道家和道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建安士人的精神和文学创作,其中包括曹植。隐逸诗和游仙诗,正是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了文学的直接结果。

第三是王充的气自然论。如果说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意义的话,那么,王充发挥老子学说的“气自然论”则使他的学说变成了缺乏人文关怀的怀疑论。王充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17]王充将老子的天道自然论运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就使人类的道德行为失去了形而上的依据,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道德情感和人文关怀。王充的学说于汉末由蔡邕和王朗带到中原,对当时士人的学术风气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后汉书·孔融传》载路粹枉状奏孔融,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18]考察别处对孔融言论的记载,此处路粹所言似非无据。唐马总《意林》引杨泉《物理论》说:“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此人可谓善士乎?孔文举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荀侍中难曰:‘秋阳贪生杀生,岂无罪邪?’文举曰:‘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无(王)阳,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举。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19]此不但毁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连起码的人伦情感也所剩无几了。这种道德观念对当时人们一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不小的影响。看曹丕对父母兄弟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怀疑曹丕是受了孔融的影响。曹丕与孔融的关系,真实情形虽不可知,但他对孔融文章极为欣赏,则是有明确记载的。魏晋南北朝伦常败坏,三伦毁堕,这种思想的影响是重要原因。曹植的思想和创作,也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即使不是从正面,也会从反面受其影响。

刑名法术之学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气自然论则影响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些社会思潮的综合影响,便形成了建安时期政治、社会与人生的特有风貌。这既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迷惘、困惑、忧虑、哀伤的时代。把握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建安文学特殊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