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植与荆州学

在东汉末年社会急剧动荡的形势下，谋臣武将多投奔有逐鹿之心的军阀，而文人学士则多归附保守一方的牧守。前者形成了一个个割据政权，而后者则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学术中心。所谓荆州学，就是在荆州牧刘表的辖区形成的一个学术中心和学术流派。这个学术流派人数众多，成就斐然，特色鲜明，对后世的学术风气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荆州学派的学者，则不仅在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对曹植有巨大影响，而且在政治上，荆州学者也大多是支持曹植的。

一 荆州学的产生

荆州学派的产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势有关，也与荆州牧刘表个人的品格有关。《后汉书·刘表传》载：

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9]

可见荆州学的规模之大。荆州学著名学者王粲著有《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录了荆州学的规模和成就，其中说：“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于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立师保焉。作为礼乐，以节其性；表陈载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0]这里对刘表有点美化。刘表固然是著名学者，对学术教化有兴趣，但其时士人前往荆州，避难的成分多，因慕名而接受延请的成分少，因而，荆州学术中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刘表的去世，荆州的易主，这个学术中心便解体了。但它当时的规模相当大，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则是确定无疑的。

由记载可知，当时前往荆州避难的士人很多，但真正能够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并不太多，据考证，荆州学派主要学者有：宋忠、綦毋闿、颍容、赵岐、王粲、邯郸淳、隗禧 、赵戬、杜袭、赵俨、繁钦、裴潜、司马芝、韩嵩等。建安十三年，曹操据有荆州，这些人大都归附曹操。

二 荆州学的特点

由于荆州学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对于它的探讨、研究已经很多，对于它的特点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细致，并且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总括起来，荆州学有两大特点。其一，荆州学派是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学派，其总的倾向是以古文经为主，较之郑学，它是一种简易的义理学。其二，荆州学派是一个带有浓厚的星占谶纬色彩的学派。王志平在《中国学术史》中概括荆州学的特点说：“看来，荆州学派是想以一种简易的章句之学来解释经文，因而荆州之学与‘质于辞训’的郑学亦不相同。相比之下，荆州学派较之郑学仍是一种简易的义理学派。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云：‘则荆州之士踔跅不羁，守故之习薄，创新之意厚。刘表后定，抹杀旧作；宋、王之学，亦特立异。’”^[11]荆州学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它既继承了两汉经学的某些特点，又开启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枢纽地位。王志平说：“刘表的《后定丧服》及《易章句》是一种简明的经学学说。从其《周易章句》来看，是象数与义理的某种综合。”^[12]刘玉建也认为：“宋忠解《易》的宗旨是阐明义理，其重视义理的《易》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他并不排斥象数，他论及象数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加深对义理的认识。两汉易学发展到宋忠时代，以郑玄、荀爽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已经暴露出拘泥于象数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作为荆州地区学界领袖的宋忠，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宋忠果断地改变了以往易学旨在探究经文与象数之间联系的易风，而致力于对经文所蕴含的微言大义的通俗解释。”^[13]荆州学者曾遍注五经，但由于史籍失载，其详细情形后人已难以考知，可以设想，王粲作为荆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从蔡邕那里接受的王充和赵晔的学说也一定在这里流行，其中包括《韩诗》说。

荆州学派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成为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桥梁。它对魏晋南北朝学术和文化的影响有两条线：一是王肃，一是王弼。王肃不仅从他父亲王朗那里继承了王充的学说，而且还亲向宋忠问学。《后汉书·王充传》章怀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14]又《魏志·王朗传》载王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又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15]由于王肃在经学上的卓越成就，也由于他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两晋南朝的经学主要就是采用王肃之说。蒙文通在其《经史抉原》中说：“变汉儒之学者，始于刘表，大于王肃，而极于杜预、王弼、范宁、徐邈。刘表在荆州，綦毋闿、宋忠、司马徽诸儒，为《五经章句后定》，是反康成异汉说者，莫不渊源于荆州，而子雍其最也。杜预、韦昭而下，集解之风大昌，莫不检取众家之长，而定一是之说。专家之学息，而异说纷起，江左以来，遂滔滔莫之能止。”^[16]

王弼是王粲的继孙，刘表的外曾孙，所以王弼既有家学渊源，又接受了荆州学派的学说，他适应学术潮流演变的大趋势，抛弃章句之学和象数之说，纯用义理解经，完成了从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变。王瑶说：“王弼是王粲之孙，与刘表、宋忠皆有特殊关系；家学渊源，又得蔡邕的藏书，可知王弼《易学》，正由宋忠《易》及《太玄》之学发展而来。只是他摈落爻象，专门附会义理，注重性与天道的抽象哲理，逐开一代风气而已。以前汉人说《易》，无论异同，皆宗象数，所以管辂以《易》卜休咎，钟会标《易》无互体之说，皆与王氏不同。至王弼标‘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旨，才余家尽废，大畅玄风，始创玄学的根基。”^[17]由此可知，荆州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处在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学术品格，也基本上代表了建安时期学术活动的特色。

三 曹植和荆州学的关系

曹植性格简易洒落，不拘小节，在日常行为上，他厌烦那些严肃呆板的所谓礼法之士；在学术上，他鄙视那些死守章句的“世儒”。《魏志·邢颙传》：“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18]又《崔琰传》，说崔琰“就郑玄受学”“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19]当时郑玄弟子遍布朝野，却没有发现曹植与他们友好交往的记载。所以，曹植喜爱与接受荆州学，正在于荆州学派的学术品格与他的性情爱好相合，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荆州学者数量很大，流品也很杂，单就归附曹操者而言，也是如此。而曹植所交往的，往往是那些“不护细行”的艺文之士，典型者如王粲、邯郸淳，而这两人都是荆州学派的重要人物。曹植与王粲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实有师生之谊，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到这种关系：“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素零。”关于曹植与王粲的师承关系，后面将专文论述。曹植与邯郸淳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20]邯郸淳曾做过曹植四年的幕僚，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有《赠吴处玄诗》说：

我受上命，来随临淄。与君子处，曾未盈朞。见召本朝，驾言趣期。君子重离，首命于时。饯我路隅，赠我嘉辞。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见养贤侯，于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没齿。今也被命，义在不俟。瞻恋我侯，又慕君子。行道迟迟，体逝情止。岂无好爵，惧不我与。圣主受命，千载一遇。攀龙附凤，必在初举。行矣去矣，别易会难。自强不息，人谁获安。愿子大夫，勉篑成山。天休方至，万福尔臻。^[21]

此诗当作于黄初元年，曹丕即帝位，召邯郸淳入朝，邯郸淳“瞻恋”曹植，却又不得不往，可知他与曹植关系非同一般。邯郸淳多才艺，史载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许氏字指”，则曹植在书法上的造诣当主要受他的影响，或说得他的传授。《全隋文》收有隋炀帝《叙曹子建墨迹》：“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沈快，而词旨华致。相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褾首。”^[22]可知曹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邯郸淳又是俗文学的专家，著有《笑林》，曹植喜爱民间文学，应当也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荆州学领袖宋忠，亦于建安十三年归于曹操，但他此后的行迹竟不见于记载，大概这位博学多智的老学者洞察曹操集团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故而括囊不言，守静无为，明哲保身，但他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杀头的命运。《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裴注引《世语》曰：“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23]在这个事件中，许多来自荆州的人士，如宋忠及其子、王粲的两个儿子、荆州降将张绣的儿子及曾避难荆州的刘廙的弟弟刘伟都被处死。关于这些荆州人士被杀的原因，《魏志·刘廙传》裴注引《廙别传》说：“初，廙弟伟与讽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伟不从，故及于难。”^[24]按这里的说法，魏讽之败，是因为他专以交结为务而不重德行。今人贺昌群在说到宋忠罹难之因时也说：“荆州之学，不循旧辙，多张新帜，宋忠实其间之巨子也。忠子与魏讽谋反被诛，其事乃政治之借口，前节已述之，盖亦预于新思潮之流，遭时之嫉，而与讽等同难者也。”^[25]同具新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是他们交结的原因，却不是他们罹难的根本原因。《蜀志·尹默传》裴注引《魏略》曰：“其（宋忠）子与魏讽谋反，伏诛。魏太子答王朗书曰：‘昔石厚与州吁游，父碏知其与乱；韩子昵田苏，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诚有以也。嗟乎！宋忠无石子先识之明，老罹此祸。今虽欲愿行灭亲之诛，立纯臣之节，尚可得也？’”^[26]州吁者，孽子弑嫡以取国者也。则魏讽之狱，其性质已很明白，这些来自荆州的人士，与曹植过从密切，甚或支持曹植争立太子，所以曹丕捏造罪名，将他们一网打尽，其用意正与曹操杀杨修相同。所以，当曹操听说王粲二子也被杀以后说：“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可见曹操、曹丕父子在这件事上是心照不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