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丕的性格和行为

曹丕作为长子，在立太子问题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他的性格和行为，却使曹操产生了疑虑，而在特殊情况下曹操又不得不选择了他。

一 淡漠的亲情

前文已经提到，曹丕与孔融关系密切，他在道德观上深受孔融的影响，而孔融又是通过蔡邕而接受王充的思想观念的。人们在讨论曹丕的文学理论的时候，也大都认为曹丕在文学观念上受到王充的影响，那么，从根本上说，曹丕在世界观上深受王充“气自然论”的影响，这个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通过蔡邕和孔融，“气自然论”在伦理道德上的表现就是亲情的淡薄。曹丕有文士气质，有多愁善感的禀性，对朋友对臣下有时表现出很真挚的情感，但他对自己的至亲却表现得很淡漠，甚至很绝情。首先看他对父亲曹操。曹丕对父亲表面上很恭敬，有时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和众人的赞誉，也能痛哭流涕，其实他对父亲的情感很淡漠。曹操在《宣示孔融罪状令》中说到孔融的一条罪状：“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魏志·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说：“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座，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17]曹丕的问题与孔融的言论何其相似，从文意来看，曹丕并不同意邴原的观点。曹操刚刚去世，曹丕便听乐、纵猎、纳女、征伐，孙盛评曰：“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18]

再看曹丕与母亲卞氏的关系。《魏志·武宣卞后传》载：“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19]这话初看上去是谦谨，但若联系到丕、植争立太子之事，则卞氏对曹丕的态度便可以窥知了。曹丕即位不久，就下诏说：“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孙盛评论此事说：“夫经国营治，必凭俊哲之辅；贤达令德，必居参乱之任。故虽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然则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从之礼，谓之至顺。至于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昔在申、吕，实匡有周。苟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则亲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远之哉？二汉之季世，王道陵迟，故令外戚凭宠，职为乱阶。此自时昏道丧，运祚将移，纵无王、吕之难，岂乏田、赵之祸乎？而后世观其若此，深怀酖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发一概之诏，可谓有识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议。”^[20]此论当然比较允当，其实曹丕发此诏，不过是借公义发泄对母亲疼爱、支持曹植的不满。又《世说新语·贤媛》说：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21]

曹丕的做派固是无耻之极，令人不齿，卞后的咒骂也实在饱含毒恨，看来母子积怨已久，卞后的怒恨非因一时一事。

曹丕与兄弟的关系更是他受后人讥议的原因之一。在立为太子之前，他使用各种手段，算计自己的胞弟；刚刚继承王位，便驱迫众兄弟就国，完全不顾念骨肉亲情。称帝以后，先是数次寻找借口迫害自己的胞弟曹植，甚至欲除之以泄其愤，幸亏卞太后干涉，曹植才免于大难。接着又毒死骁勇善战、在争立太子事件中支持曹植的胞弟曹彰。《世说新语·尤悔》中载：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22]

这当然是后人的追叙，因为曹植在太和三年才封东阿王，但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这看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即可知。曹丕为了提防诸弟，不授诸弟任何职事，宁可委任外姓。诸弟虽为王侯，实同囚徒。《魏志·武文世王公传》陈寿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裴注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2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的衰落，自然主义思潮的流行，影响及于伦理道德领域，君臣、父子、夫妇三伦败坏。所以曹丕之亲情淡薄，也是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并非全出于个人性格。

二 放诞的行为

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实际上，长期以来，人们把曹丕的角色主要定位在“文士”而不是政治家或皇帝，这就使人们对曹丕的评价有些含混不清，甚至远离了实际。因为同一件事，放在文士身上与放在政治家或皇帝身上，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其评价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曹丕《与吴质书》所述：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24]

如果作为文士，这确实是一种充满雅趣的行为，如果作为未来的皇帝或政治家，则这种行为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放纵享乐的生活。傅玄说“魏文慕通达”，大概在曹操去世之前，他碍于父亲的严明以及实际的政治利害，还只能矫情自饰，不敢公然放纵，但即便如此，他对声色玩好的追求也时见记载。其《答繁钦书》，津津乐道于歌女王琐的美色和技艺，显得相当轻浮和贪欲。又《魏志·钟繇传》裴注引《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珏，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淄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25]曹操去世以后，曹丕便无所忌惮了。父亲刚刚死去，他便悉取其宫人以自侍；父死不到半年，他便治兵征伐；途中驻军于谯，“设伎乐百戏”；出征期间，数行射猎；在受禅之际，又接纳汉献帝奉送之二女。又《吴志·吴王传》裴注引《江表传》曰：“是岁（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吴臣以其所求非礼而欲拒绝，孙权说：“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26]皆具以与之。曹丕的这些行为，颇类似于后世的隋炀帝杨广，曹操明察秋毫，“难眩以伪”，他在立太子问题上迟疑不决，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曹丕的“通达”行为，也是社会思潮由以促成之，并非全出于个人天性。

三 平庸的政治才能

曹丕有文人的小聪明，却无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在称帝前无所建树，称帝后也仅能守成。田余庆先生说曹丕称帝后只做了三件事：一是迫害兄弟，二是捉弄汉献帝，三是两次广陵之役，而这两次广陵之役也不是为了征伐吴国，而是为了镇抚青、徐两地豪霸的骚动。情况确是如此。如果说他做了什么对魏国政权的巩固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在他做皇帝之前，听从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将世族名士的政治特权用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魏国政权取得世家大族的拥护，从而保证了曹丕夺取汉政权活动的顺利实施及此后曹魏政权的稳定。此外，曹丕的政治品格几无可取，倒是有许多作为政治家和皇帝的致命弱点。

（一）无宏规远图，却喜卖弄小聪明

在《典论·自叙》中，他十分得意地炫耀自己的各种技艺，而这些技艺无关于治国安民。在现实生活中，曹丕更是如此，《魏志·文帝纪》裴注引《魏书》曰：“（黄初二年）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诸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27]

（二）心地狭隘，不能容人

曹植曾有夺嫡之议，曹彰在此问题上倾向曹植，曹丕杀曹彰，迫害并一度想除掉曹植。严防诸弟，不准他们朝见，不准他们相互通问。凡在争嫡之事中支持或倾向曹植的人，后来大都遭到杀害。魏讽一案，倾向曹植的荆州人士被一网打尽；曹丕即位魏王之初，即杀掉曹植的密友丁仪、丁廙兄弟。此后，他找各种借口，除掉曾经倾向曹植的人。《魏志·杨俊传》载：“初，临淄侯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淄尤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28]可见曹丕缺乏做政治家或皇帝的基本素质。

（三）随心所欲，拒谏饰非

曹丕颇具亡国之君的特征，多小才小技，无雄图大略；著书立说，是非凿凿，及乎行事，任性随情，且又拒谏饰非。《魏志·文帝纪》载，曹丕即魏王位不久即欲治兵南征，度支中郎将霍性劝谏，认为创业之始，不宜轻动干戈，以免引起凶扰，曹丕大怒，竟令刺奸考杀之。黄初元年，“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29]。

（四）事出于私，不明大义

与上一点相联系，曹丕作为皇帝，不能从国家与公义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反而纵其私欲，遂其私心。《魏志·鲍勋传》：“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30]曹丕称帝后，竟借故杀之。在曹丕争立太子的过程中，凡是为他说好话的人，不管人品、才能如何，后来都得到提拔、重用。《魏志·桓阶传》：“时太子未定，而临淄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后“文帝践阼，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31]。贾诩曾是李傕、郭汜及张绣的谋士，董卓死后的长安大乱，贾诩实为谋主，其罪不下于董卓；宛城之役，张绣杀曹操之子及从子，贾诩也应负其责。贾诩后来随张绣降曹操，只因在曹操询问立太子之事时说了有利于曹丕的话，曹丕一即王位就任之为太尉。吴质不过是一个奸险倾邪、恃势放恣的小人，只因为曾帮助曹丕对付曹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32]。如此用人，则曹丕不能一统天下，是毫不奇怪的。

四 权力的追逐

曹丕虽然没有雄志大略，但他工于心计，知道怎样伪装自己，算计别人。在争立太子的过程中就明白无疑地显示了这个特点。首先，他以吴质为谋主，与曹植正面交锋。《魏志·陈王传》裴注两引《世语》，叙说曹丕用吴质之计，对付曹植，蒙骗曹操的事。又《陈王传》载：“（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33]这也可以说是曹丕对曹植的致命一击。其次，讨好曹操左右及宫人使之为己关说。《陈王传》说曹丕“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交好大族名士，尤其是曹操手下掌权者，取得他们的支持。大致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大姓名士便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命脉，曹操掌权后，虽对大姓豪族采取压制和打击态度，但他们的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曹操认识到这一点，曹丕也同样清楚这一点，所以曹操最终不得不利用和依靠世族名士，而曹丕要获得太子之位，也只能交好大姓名士。荀彧为曹操第一谋士，“文帝曲礼事彧”。荀攸“常谋谟帷幄”，是曹操得力谋臣，“攸曾病，世子问病，独拜床下”。陈群“在朝无适无莫，雅杖名义，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钟繇为曹操心腹重臣，曹丕数赠物件以交好之。这些人都出于颍川大族，其本身又是大名士，曹丕交好这些人，对于确立太子之位至为关键。此外崔琰、邢颙都是河北的大名士，贾诩是陇西名士，也都为曹丕说好话，支持曹丕为太子。从学术派别方面，大致而言，荆州学派支持曹植，郑学、关中、河东三派支持曹丕。

如果说，曹丕的性格和许多言行让曹操对选曹丕为太子感到担心和犹豫的话，那么曹丕能交好大姓名士、取得他们的支持是使曹操最终下定决心立之为太子的根本原因，因为大姓名士的支持是曹魏政权稳固和延续下去的根本保证，而曹植就缺少这一点。

曹丕没有大志远图，却有强烈的权力欲，他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欲望。《魏志·辛毗传》裴注引《世语》说：

毗女宪英，适太常泰山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34]

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曹丕的性情和前后作为，曹操肯定有所觉察，所以才在主意已定的情况下，产生了改立曹植的想法，虽然因为曹丕获得了大姓名士的支持而最终选择他为太子，但辛宪英的预言也许正是曹操所担心的，所以曹操临终之际，可能又改变了主意。《魏志·任城王传》：“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裴注引《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35]可见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是满怀疑虑的，否则，以曹操之英明，也不会因此事而遍访群臣。其临死前急召曹彰，很可能像曹彰所说的那样，是要嘱咐曹彰辅佐曹植即魏王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