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吴敬梓的儒学素养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塑造儒林群像为主要内容的章回小说，其思想深度向来为人称道，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吴敬梓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具体而言，吴敬梓的《诗经》学素养以及他对颜李学派理论主张的吸纳，都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创作主旨的表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吴敬梓早年即“涉猎群经诸史函”[206]，他曾在《乳燕飞·甲寅除夕》中自叹：“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其中，《诗经》学乃吴敬梓家学，据《全椒县文物志》记载，吴敬梓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六卷，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五卷。这样的家学传统使吴敬梓对《诗经》用力甚深，他“束发通《毛诗》”[207]，自称“敬梓自维学殖荒落，顷始有志《三百篇》”[208]。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亦云：“先生少治《毛诗》，于郑氏、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菁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盖有得于《三百篇》者。”由此可见吴敬梓对《诗经》的研究还是相当深入的，其所著《诗说》既已说明他较为深厚的《诗经》学素养，而这恰成为其在小说中表情达意的重要凭借。
吴敬梓研习《诗经》的心得体会在《儒林外史》的许多情节中都有反映。小说第三十四回首次提到《诗说》一书，该回写迟衡山对杜少卿道：“前日承见赐《诗说》，极其佩服；但吾兄说诗大旨，可好请教一二。”杜少卿为吴敬梓本人自况，这里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自己的《诗经》研究作了反映。吴敬梓还在第三十四回通过杜少卿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治经观念：“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与上文所引沈大成赞吴敬梓研治《诗经》“于郑氏、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菁英”的话语可互相发明。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自称“专经是《毛诗》”，杜少卿的朋友武书有这样一段话：
提起《毛诗》两字，越发可笑了。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们就都当做新闻。可见学问这两个字，如今是不必讲的了。
这里吴敬梓再次借小说人物之口申明研究《诗经》不应迷信朱注的观点，与其《尚书私学序》所谓“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习经原则完全一致，他认为习经“若兢兢乎取先儒之成说而坚守之，失之懦”[209]，这说明吴敬梓治《诗经》不像其他人那样专为科举服务。
《儒林外史》中许多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所传达的文化意蕴，都与《诗说》中的某些观点相互映照。对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这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其实吴敬梓在《诗说》中表达了与此相同的观点，其第二十篇“女曰鸡鸣”云：
窃意此士乃乐天知命而能化及闺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凡琴瑟、樽罍、衣裳、弓缴，无一而非导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蒿簪、綦缟，亦复自顾而伤怀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泣其贫也，所以终不免于刑戮。即伯鸾之妻，制隐者之服，犹欲立隐之名也。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凫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优游暇日，乐有余闲，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时，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故诗人述其夫妇之私言，佩诸管弦，便可使威凤翱翔，而游鱼出听也。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21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对于《郑风·女曰鸡鸣》的主题，《毛诗序》谓其“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朱熹《诗集传》说是“和乐而不淫也”；而吴敬梓则将其主旨解读为“此士乃乐天知命而能化及闺房者也”，认为士人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夫妻才能“乐有余闲”。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有一段话与此互为映照：
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只是说他不淫，还有甚么别的说？”迟衡山道：“便是，也还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妻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杜少卿道：“据小弟看来，《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季苇萧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这就是你弹琴饮酒、采兰赠芍的风流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写“杜少卿平居豪举”，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夫妇携手出游的情节，这些都是对《诗说》第二十篇“女曰鸡鸣”中“优游暇日，乐有余闲”及“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观念的形象演绎。同时，《诗说》“女曰鸡鸣”中所谓士人妻“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这在《儒林外史》中也得到形象具体的描写，那就是第五十三回写妓女聘娘侍奉陈木南睡下后，梦到自己身着凤冠霞帔的情节。可以说《儒林外史》既刻画了《诗说》“女曰鸡鸣”中所谓“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之辈；也塑造了类似于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之徒；还描写了“制隐者之服，犹欲立隐之名”而“亦未尝有意于隐”之人。这恰与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三类人物相互对应：“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清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吴敬梓对《诗经》其他篇章的解读也通过小说情节予以形象展示。吴敬梓一反传统，认为《凯风》是儿子感激母亲哺育而反躬自责的诗，其《诗说》第十六篇“七子之母”云：
窃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饮食兴居稍不快意，年老妇人未免嚣凌诟谇。七子故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以慰母耳，未必因思再嫁也。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已生七子，三年乳哺，至第七子成立之时，母年殆将五十，岂有半百老媪而欲执箕帚为新妇者哉。[211]（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吴敬梓把这一观点直接写进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的相关情节，他借具有自况色彩的杜少卿之口说：
杜少卿道：“即如《凯风》一篇，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哪有想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话前人不曾说过。”迟衡山点头道：“有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样的话语出自杜少卿之口，既切合其不拘陈套的个性特征，又符合小说中“议礼乐名流访友”这一特定情境。在《诗说》第二十一篇“子衿”中，吴敬梓接受了《毛诗序》的观点认为该诗是“刺学校废也”：
治世则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礼义廉让之风所渐陶，父兄朋友之义所劝督。故人莫不强于进学。及夫乱世，上不复主其教，则无一率之，风俗杂乱浮偷，父兄所教者趋利，朋友所习者从时。故人情莫不肆意废惰，为自弃之人。虽有贤者欲强之于学，亦岂能也！故悲伤之而已。[21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从《儒林外史》的主要情节内容看，小说正是对《诗说》第二十一篇“子衿”中所痛心的“风俗杂乱浮偷，父兄所教者趋利，朋友所习者从时。故人情莫不肆意废惰，为自弃之人”这些社会风俗的辛辣嘲讽与形象解剖，其中蕴含着作者的“乱世”之讥，这与小说中庄绍光的遭遇相互映衬，特别是小说中所刻画的形形色色的儒林群丑形象可谓是对“风俗杂乱浮偷”的形象注脚。小说所讽刺的重点是弥漫于整个士林乃至社会各阶层的虚伪庸俗与丑陋欺诈，在对世风日下的冷静而理性的批判中，隐寓着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吴敬梓怀着沉痛的心情写到以杜少卿为代表的真儒们欲兴“庠序之教”而祭泰伯祠，意图借此振兴礼乐、挽救颓风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这具体形象地演绎了作者在《诗说》中不无悲伤色彩的慨叹：“虽有贤者欲强之于学，亦岂能也！故悲伤之而已。”尤其是小说第五十五回对万历年间名士销尽、礼乐颓废、贤士失志、举世追逐名利、“揣合逢迎”的世风的沉痛描绘，可谓是对《诗说》第二十一篇“子衿”所表达观点的形象写照与深化。又如《诗说》第十七篇“简兮”云：
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为？即不得已而仕，抱关击柝可矣，孰迫之而伶官？既俯首于伶官，即当安于“籥翟”之役。必曲折引申，以自明其所思于庸夫耳目之前，谁其听之耶？《卞和论》云：“兰生幽谷，不以无人不芳；玉产深山，不以无工不良。雕之琢之，取以为器。人之乐，非玉之幸也。和既以玉刖矣，以玉殉可也，以玉隐可也。以涕泣涟湎以自明其为玉，何其愚也。”准此，可为诗人进一解。[21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吴敬梓认为诗中伶官刻意攀附奉迎的做法不值得效仿，其中“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出自扬雄《法言·问明》：“治则见，乱则隐，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显然吴敬梓对《简兮》的解读隐含着他的出处观：“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这一观念也是吴敬梓塑造小说人物形象的依据之一，庄绍光等真儒形象的出与处便体现了这一原则。而萧云轩这一人物形象的遭遇，则是对“不得已而仕，抱关击柝可矣”观念的具体演绎。
《儒林外史》中还有很多细节可与其《诗说》互为发明。如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内阁下一圣谕云：“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礼，诗人刺之，此‘蒹葭苍苍’之篇所由作也。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这种观点与吴敬梓《诗说》第二十七篇为解释《蒹葭》一诗所作“秦人不用周礼”在立意上并无二致：“秦不能用周礼，致知周礼之人，遥遥在水一方，而不知访求。此所谓天地避，贤人隐之时乎？”而内阁圣谕之“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一语则来自《诗说》第二十九篇“污泽”中的“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同时，第五十六回还写御史单飏言奏疏中云：“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资格，故《兔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这也是作者灵活巧妙地通过自己对《诗经》相关篇章的体会来传达小说意旨。
有时吴敬梓还借用《诗经》典故来褒贬小说人物。如第三十九回作者以“甘棠有荫”来赞赏萧云轩筑城之事，这里“甘棠”出自《诗经·甘棠》，对于该诗的主旨《毛诗小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小说中萧云轩推行礼、乐、兵、农，兴学施教，作者把他看作召伯式人物，故以“甘棠”为词对其大加褒奖。而《儒林外史》中插入的个别韵文也明显地带有《诗经》风味，如第五十六回用于祭祀的长篇四言祝文，典雅庄重，明显是效法《诗经》中的“雅”诗风格，与当时庄严盛大的“致祭”情境非常契合。
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是儒学在清代发展的特定表现形态之一，吴敬梓通过李塨弟子程廷祚而对颜李之学有所接受。吴敬梓曾与客居金陵的程廷祚相为“至契”，程廷祚“好治经”，吴敬梓“亦治经”[214]，而且二人各著有《诗说》一部，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学术文化方面有一定交流。程廷祚乃李塨弟子，他闻“颜习斋之学，乃上书习斋弟子蠡县李恕谷塨，致愿学之意焉”；李塨“南游金陵，廷祚屡过从问学，读颜氏《存学编》”，此后他便究心于“兵农礼乐之事”[215]。与程廷祚的交游，应使吴敬梓有机会了解颜李之学，因为《儒林外史》中某些情节的构思明显受到颜李学派的启发。
首先，吴敬梓通过小说中的某些情节与人物传达了颜李学派的核心主张——礼、乐、兵、农。颜元主张培养“礼乐兵农之材”[216]，提倡“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217]，他鼓励众弟子“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218]。颜元弟子李塨也认为“礼、乐、兵、农，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经世济民，皆在于斯，是所谓学也”[219]。对于颜李学派的这一主张，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特定人物与情节予以积极呼应，如第三十三回写擅长制礼作乐的迟衡山慨叹道：“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这里迟衡山分明是颜李学派的忠实信徒与代言人。小说中的另一真儒虞华轩也是颜李之学的践行者，第四十七回写他擅长“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再如，第四十回写守将萧云轩在青枫城推行兵农合一制度，他于练兵之余“亲自指点百姓，在田傍开出许多沟渠来。沟间有洫，洫间有遂，开得高高低低，仿佛江南的光景”，这与颜李学派所向往的“洫沟开而灌溉兴，田必沃，稼必茂”[220]的理想境界何其相似。萧云仙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颜李学派寓兵于农的主张，颜元认为“治农即以治兵”，“无事，将则牧民之官；有事，官即统兵之将”[221]，小说中萧云轩已将其付诸实践。
特别是祭泰伯祠这一情节更为集中地表达了颜李学派重视礼乐教化的理论主张，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写杜少卿、虞华轩、迟衡山等真儒制礼作乐的过程，他们打算“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第三十三回）。吴敬梓之所以将这一祭奠活动写得面面俱到、不厌其烦，是因为他既想以此传达颜李学派的礼乐主张，还想借此强调颜李学派重“习行”尚“历练”的学风。因为，颜元认为“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为实也”[222]，“且如讲究礼乐，虽十分透彻，若不身为周旋，手为吹击，终是不知”，还须“习而行之”[223]。客观地讲，祭泰伯祠虽为小说情节的高潮部分，但这一情节却因写得枯燥冗长而缺乏艺术趣味，而导致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吴敬梓过于强化这一情节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从而忽视了其艺术性。
其次，吴敬梓还以颜李学派人物为原型来塑造人物形象。《儒林外史》中庄绍光的原型就是程廷祚，金和《儒林外史跋》明确指出“书中庄征君者程绵庄”[224]，程绵庄即指程廷祚。据戴望《颜氏学记》卷九《庄征君程先生廷祚》记载，雍正十三年，安徽巡抚王鋐向朝廷举荐程廷祚，廷祚于“乾隆元年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门下，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报罢。时年四十有五。自此不应乡举，杜门却扫，以书史自娱”[225]。吴敬梓将这一事件写进小说第三十五回：
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来的庄年兄，皇上颇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我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这话婉婉向庄征君说了。庄征君道：“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屡主礼闱，翰苑门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这就不敢领教了。”侍郎就把这话回了太保，太保不悦。
小说中庄绍光的出与处与程廷祚非常相似。再者，袁枚《征士程绵庄墓志铭》称程廷祚“年十四，作《松赋》七千言，惊其长老”[226]；而小说第三十四回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这再次证明吴敬梓是以程廷祚为参照来塑造庄绍光这一形象。而且，《儒林外史》所写祭泰伯祠事乃取材于程廷祚之父程京萼事迹，据程廷祚《先考祓斋府君行状》，程京萼认为“金陵为东吴大都会”，“泰伯窜居荆蛮，为开天立极之君，此邦亦在封内”，“宜于会城，崇其庙宇，重其禋祀，以补数千载之阙失”[227]。另外，《儒林外史》写卢信侯因收藏《高青邱文集》而被祸，这一情节取材于李塨弟子刘著的遭遇，刘著游览金陵，馆于程廷祚家，因被诬私藏禁书《方舆纪要》而被逮捕入狱，程廷祚也因此险被牵累[228]。而据《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十二《刘湘煃传》记载，刘著也是“负奇气，不屑为举子业”[229]。上述情形表明，吴敬梓与颜李学派成员特别是与程廷祚渊源不浅。
最后，吴敬梓对八股制度的批判也与颜李学派如出一辙。颜李学派对八股文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颜元认为“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八股之害，甚于焚坑”[230]，他对当时文人“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的社会现象极为不满，称“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自八、九岁便伊吾，十余岁便习训诂，套袭构篇，终身不晓习行礼义之事……灭儒道，坏人才，厄世运，害殆不可胜言也”[231]。颜李学派所忧心的也正是吴敬梓所深恶痛绝的，他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便通过王冕之口表明了自己对八股科举的态度：“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并预言“一代文人有厄”。小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揭示八股功名对文人心灵的腐蚀，其中儒林群丑心灵的扭曲、不学无术，无不与其汲汲于八股功名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吴敬梓与颜李学派成员程廷祚交往比较密切，他由此接触到颜李之学并将其作为小说情节设置及人物刻画的重要参照。